明代抗倭将领张元勋的生平及功绩

张元勋是明代台州籍著名抗倭将领,在保卫台州的抗倭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元勋长期追随抗倭名将戚继光,先后在浙江、福建等地抗击倭寇,立下了赫赫战功,万历十八年(公元1580年)告老还乡。张元勋作战勇猛异常,然性格内敛不善表达,故其功绩往往不被世人所知,因而应对张元勋的生平及功绩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清嘉定进士王元勳研究

本文综合运用方志、诗文集、家谱、诗札等传世文献和文物,钩沉发覆,考探嘉定乡贤、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徐州府教授、著名诗人王元勳的门第和科途、诗业和著作、师友和弟子,以期弥补史乘记载之疏略,较完整地勾勒出其一生履历和行迹,并还原其某些具体的生活片段。

旅顺“万忠墓”研究新解二则

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军攻陷旅顺后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1896年,时值旅顺同胞遇难两周年之际,清政府对墓地加以修葺并立碑,顾元勋书写“万忠墓”碑文,本文认为顾元勋所题墓碑之字,是由京城法源寺“哀忠墓”衍生而来;1922年旅顺华商公议会再次立碑,碑额上题刻“四明公所”四字,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四方明白公理所在”,而非此前广为流传的“公所乃商会之意,四明特指宁波,故‘四明公所’即指宁波商会”。

计成与影园的营造研究

扬州影园是明郑元勋先生利用十多年时间筹划而筑,园有“柳影、山影、水影”之立意。后期,著名的造园家计成先生,深化了设计并指挥施工了园林工程,利用八个多月的时间告竣,使《园冶》所述的造园经典理论得到了体现,扬州影园成为清代扬州园林的经典范例,这也是与他人研究成果的不同观点。

影园考

影园位于明末扬州城西南内外护城河间的长岛南端,方圆不过数亩,却是扬州明代园林的杰出代表,也是计成参与建造的唯一有翔实记录的园林。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根据《影园自记》的内容与所处历史环境及对照原有遗址公园的基础,对明末影园的布局重新进行梳理、分析和推断,围绕何地所建、何时所建、何人所建以及所建几何4个问题展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影园布局,以求还原影园的历史原貌。

试论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的夺嫡之争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太子元恂出逃被废,皇次子元恪取而代之。夺嫡事件与元恂顽固守旧并无直接关联,后宫冯氏才是始作俑者。冯氏试图延续"子贵母死"的传统,控制储君,操纵朝政,这就与孝文帝的皇权主义发生矛盾。于是,冯氏编织罗网,捏造事实,迫害元恂,终酿成历史冤案。夺嫡之争归根结底是北魏皇权与后权的矛盾,对洛阳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乔元勋主任医师治疗肺癌的经验总结

乔元勋主任医师从事肿瘤临床30余载,在中医治疗肿瘤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尤其是肺癌,乔元勋主任医师认为肺癌的发生是由于肺脾肾三脏虚损,痰、瘀、毒邪气侵犯所致。治疗上,注重辨证论治,并同时注重顾护脾胃,灵活加减用药,抓住肺癌疾病的本质,标本兼治,从而有效改善肺癌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肺癌患者生活质量。

“关学”与“关学史”正名

建国以来,学界关于"关学"与"关学史"内涵及外延的揭示,往往采用"诠释""建构"的方法,屡屡造成某些脱离历史语境的现代过度阐释。通过解读相关史料,揭示"关学"初指"关中道学",后或指"濂洛关闽"之"关"(张载其学),或指"关中理学",其概念差异反映宋代以来关中儒学发展的嬗变实况,既突出泛义的"关中"地域特征,即非今陕西关中地域范围;又彰显理学(道学)内涵,即非所谓"关中之学"。历代"关学史"撰写亦遵循"以地系人"与"理学"特质,其肇自张载,历经宋金元明清民国,至建国前后的李铭诚、张元勋同时代关中学人为终结,而非以往学界或以宋末张载弟子,或以清初李二曲,或以清末刘古愚,或以牛兆濂为终结说。

教育家的一生 “铺路石”的奉献——吴元训先生生平及教育学术贡献

吴元训先生是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已故教授,是一位一生从教、为国育才的教育史学家。他在引进、翻译外国教育名著和资料,探索、研究国外中世纪教育史,深入研究杜威等国外著名教育家,把国外教育经验运用于中国教育实践,对国内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问题进行探讨等方面所作出的教育学术贡献值得学习和纪念。

不说迷楼说影园——明郑元勋、计成与扬州影园

影园始建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位于扬州城西南护城河中长屿上(今荷花池公园内)。园面积不过数亩,因以山影、水影、柳影之景为胜,故名影园。园未有而名先有。郑元勋和好友计成协力完成了此园的设计与兴造,此时恰值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造园学专书《园冶》完成。本文据郑氏《影园自记》《园冶》及其他文献,研究影园之格局、空间与景物组成,知影园建筑疏朗,因水势营地势、立亭榭、植花木,是晚明时期颇具代表性之山水园。

关学史叙事演变:以关学道统讨论为中心

自冯从吾《关学编》开关学史撰写先河,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补续其后,兼以柏景伟、刘古愚、张元勋等人的探讨,围绕着关学道统问题,形成了以张载为始祖和以伏羲为始祖的两条路径。虽然以张载为始祖的道统成为主流,影响更大,但以伏羲为始祖的道统并非简单的托古自重,而是有其理论,丰富了关学的内涵,不失为对关学史及其道统的积极探讨。两条路径虽然在道统的起源上存在分歧,但对于自宋以降直到清末民初的关学道统构建却高度一致,实现了殊途同归。

民国关学发凡

民国关学诸儒始终进行着对现实和学问的思考,他们编著了数量可观的文献,创办书院达18所,并与各省学者切磋交流。关学诸儒还积极调解战争,并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在理论上,关学传人通过观察世界局势、构建全球性的政治组织,在关学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史以载道:关学传人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以(民国)《续修蓝田县志》为例

与史学家修撰的方志不同,理学家修撰的方志往往具有理学色彩,成为载道之具。民国年间,关学传人牛兆濂、张元勋、李铭诚修纂(民国)《续修蓝田县志》对旧有的类传体例进行了理学化解读,同时创造新的体例来适应理学的表达。理学家的修志活动使得作为史料的方志兼具了理学价值。

由文娱到经世——郑元勋选文观的转变

郑元勋的《媚幽阁文娱》是晚明小品文的重要选本。其初集到二集的编选中,郑元勋的选文观发生了鲜明的转变。表现在其背景、主旨、体裁、传说内容的改变,尤其是从注重文学鉴赏的“文娱说”转向强调宣扬忠孝节义、推崇功绩实效、抵斥轻生求名的经世精神,体现出向儒家传统文论观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