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章集》的宫调与早期词集的形态

《乐章集》存在“宋本”与“钞本”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也是“静态”与“动态”两个不同的文本形态,两者突出的差异发生在宫调序列上。“钞本”卷上“大石调”之后以及“续添曲子”所见宫调“无序”的文本现象,是表演与现场最为原初的形态;而在“宋本”中则将“无序”的曲词规整地排列在各卷所属宫调之末尾。具备歌舞曲性质的《倾杯乐》,在文本结集中的加入与撤除,会导致宫调“无序”与“有序”迥然有别的形态。“散水调”与“大(石)[吕]调”《倾杯乐》,其宫调或来自琵琶调,与二十八调系统中的双调、黄锺调为异名同实,在“宋本”中都被误置于全书的卷末。“静态的文本”携带编集过程中的失误,“动态的文本”透露出歌筵舞席的讯息。作为早期词集,《乐章集》的形态实质上是特定“声音空间”中的“打令歌舞曲集”。词集中所见的“宫调”排序,同时又是其离开表演语境走向文学经典的标志。

论崔国辅绝句对乐府诗的吸收与改写

“崔国辅体”是晚唐诗人韩偓创作“香奁”体诗时所模拟的一种言情诗体,实为盛唐诗人崔国辅创作的五言绝句。“崔国辅体”的形式来自南朝齐梁时代的吴歌中的《子夜歌》和西曲中的《襄阳曲》等乐府体式,其诗意与情感不仅吸收吴歌西曲中的情爱内容,还化用了《诗》《骚》和汉乐府中男女相思题材。由“崔国辅体”可见吴歌西曲这样的南朝乐府短章向五言绝句转进的痕迹,可进一步验证“绝句出于乐府”说之可信。植根于南朝民歌的“崔国辅体”五言绝句,具有自然婉转而含蓄精致的特征。

清代诗人生卒年丛考——以湖北梅钺、李中黄等七位诗人为中心

中国古典诗歌按照加速度的原理发展,至清代而达到极度繁荣。迄今仍有作品传世的清代诗人,少说也在十万人以上,超过此前历代诗人总和的若干倍。但他们的生卒年,目前能够现成查到的,仅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日后像编纂《全清诗》以及其他诸多诗歌文献,这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在学术界既有的相关工具书之外,从各种原始资料不断补充考察清代诗人生卒年,的确很有必要。这里就湖北梅钺、李中黄,浙江张懋忠、钟氏(海宁徐濬妻),河南郜献珂,山东刘士聪,云南李凤彩,以及江苏易震吉等诗人,对他们的生卒年做些探讨。

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孔子“正乐”与《诗经》歌本的形成

正乐是孔子矢志不渝的理想。他在周游列国返鲁之后的正乐,一是将周乐所用的乐歌逐一进行弦歌,将原本施用于礼仪的乐曲转化为可以独立歌唱的歌曲,将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歌本;二是按照周乐的标准,对周乐所用三百五篇乐歌正声正音正字,确定了诗之四始,作为乐类的典范;三是清理了乐本中《雅》《颂》礼乐相错的形态,删除了大量重复的歌诗,实现了“《雅》《颂》各归其所”,以什相系歌辞。孔子正乐,是将鲁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可以弦歌的歌本,确定了今本《诗经》的基本形态。

缺失的诗歌选本:毛奇龄《越郡诗选》小议

《越郡诗选》是毛奇龄、黄运泰早年的诗歌选本,是研究毛奇龄早年诗学主张和诗学活动的重要文本。《越郡诗选》现有天一阁藏本共四卷,上海图书馆藏本共八卷,其中反映出毛奇龄早年颇喜“异人之诗”,受陈子龙影响后崇尚正风和正雅。《越郡诗选》中收录了一些女性诗人作品,提高了女性诗人的话语权。《越郡诗选》还记录了毛奇龄早期诗学活动中的一些“公案”。这些都反映了毛奇龄作为文学家的真实面貌。

钟嵘与沈约:齐梁诗学理论的碰撞与展开

钟嵘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当时的文坛巨匠沈约有关。史传钟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为报"宿憾",钟嵘撰写《诗品》品五言诗,把沈约放在"中品"。文章解析这段公案,论述钟嵘与沈约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名公巨卿与位末名卑、长期沉沦下僚者的关系,一个文坛领袖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关系,更是两个理论巨人的关系。通过对钟嵘与沈约关系的研究,可以清理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发展到齐梁这一历史阶段中出现的观念变化和渗透在观念变化中的个人因素;可以发现感情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感情、同中的异和异中的同是如何胶着纠缠在一起,并且共同推动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前进的。

悼亡诗写作范式的演进

从男性心理及其艺术表现范式演进的角度考察悼亡诗,可以发现悼亡诗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至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始确定悼亡诗的特定内涵,即专门用来追悼亡妻,且书写的重心明显落在悼亡主体,而不是对象身上。二、唐代韦应物的悼亡之作注入了更多个人化的生活内容,使诗歌表现的重心由悼亡主体向悼亡对象转移。自韦应物之后,夫妻间日常生活琐事和丧葬经过写入悼亡诗中,成为诗家惯例。在艺术表现上,韦诗在意象营造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上都有所发展。三、元稹真正将悼亡诗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到他的《三遣悲怀》,悼亡诗的艺术表现最终完成。此后的诗人在悼亡诗的艺术表现上已无多少开拓的余地。

东西方情诗的巧合

比较文学超越民族和语言的视野,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爱是上帝,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对爱的表述自然灵犀相通,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将汉乐府诗《上邪》,东方的爱情绝唱,和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红红的玫瑰》,西方的经典爱情诗,加以对比,两两相权,分析这两首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却堪称姊妹篇的情诗佳作。

先秦礼乐文化与《周颂》农事诗的历史演变

《诗经.周颂》中的农事诗共计六篇,几乎占据全部《周颂》五分之一的篇幅。除耕作内容外,祭祀是农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事诗的祭祀对象又分为农神与先祖,它们是研究《诗经》与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篇章。

俞樾《东瀛诗选》的编选宗旨及其日本汉诗观

从《东瀛诗选》之编选与刊布入手，通过对该书自序、凡例、诗人评介及入选诗作的论析， 探讨了 “就余性之所近录而存之” 、“务取雅音” 、“以期协律” 、“有美必扬” 、“不必尽 以中法绳之”等编选宗旨，并进而通过正确的源流观、开放的交流观、积极的比较观等三层 面，阐绎了俞樾的日本汉诗观，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

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

就西周礼乐文明中诗乐关系的认识,历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诗先于声乐、声乐迎合诗。另一派则认为声乐是诗的根本,声乐在诗之前,诗要求合声乐。检索分析出土和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易》和《诗》的时代,较之于“诗”,“歌”更经常地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艺术,而“诗”则更像是乐教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综合诗乐歌谣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我们发现,发乎自然性情的歌天然合乎自然之声律,乃诗之前身——歌谣;而服务政教事功的诗却要求合乐而“中声之所止”;因诗制乐旨在诵美讥过的诗道乃是始于制礼之后,而制礼做乐发生在周代,做诗配乐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张说诗歌用韵考

中唐诗人张说,其诗与张九龄齐名,称“二张”。对其诗韵穷尽调查后,能充分证明王力先生隋-中唐音系的可靠性,而其特殊韵例,又可以透露实际语音的变化。

论《东瀛诗选》对江户汉诗的鉴选保存之功

清光绪年间中国著名学者俞樾编选的《东瀛诗选》,是放出中国人眼光鉴选的一部大型的日本汉诗总集。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在中国编选的日本汉诗选集,也不仅在于它实际是日本历史上最早正式出版的最大规模的汉诗总集,甚至也不仅在于俞樾所写的许多精当的评语,而更在于《东瀛诗选》因俞樾之慧眼而鉴选了不少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仍未被日本学界重视的优秀诗人诗作,尤其是它保存了不少现在已被日本人完全忘却的江户时期的优秀诗人诗作。由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本国汉文学的轻视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俞樾当年读到的汉诗文集如今很多已经难觅踪影,因此,《东瀛诗选》还起到了保存日本汉文学文献的作用。如今不要说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即使日本学者也不得不把它作为日本汉文学史研究必备的典籍。《东瀛诗选》的这一功绩和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尽管此书的选政有着种种不足之处,但所谓"不当选而入选"的缺点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甚至就不能称之为缺点,反而可以说这正是此书的一个优点。

杂赋与乐府诗的关系

汉代的杂赋包括民间流传的寓言故事赋,也包括箴言类的杂记作品以及描写日常动植物而无关讽谏的小赋。杂赋是后世讲唱文学的源头之一。汉代的一些杂赋,本以韵诵的方式流行于下层,后被采入乐府,进行歌辞协律的工作,成为乐府诗的一部分。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汉唐乐府诗题目的创制

汉唐乐府诗题目的创制,多取首句前二三字甚至是整个首句,或者再缀以歌辞性题目“行”、“篇”、“歌”、“曲”、“乐”等。部分以“篇”为缀尾的题目是“因意命题”,而南朝乐府民歌的题目表现出艺术化的倾向。唐代乐府诗中的有些新题目是从旧题乐府中衍生出来的,其方式主要有五种;唐人完全自创的乐府诗新题目,其方式主要有两种。

论张耒晚年“乐府效张籍”

张耒晚年"乐府效张籍",走的是相同的"复古"道路,即发扬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北宋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弊端、民生疾苦、风俗人情,再现了汉乐府风歌的艺术风貌。

论温庭筠的“乐府倚曲”及其文学史意义

《乐府诗集》收录温庭筠32首"乐府倚曲",它们既区别于温庭筠的相和、横吹等七类乐府诗,亦不同于元、白新乐府。郭茂倩专设以"乐府倚曲"之名,隶于"新乐府辞"类下。根据唐人"倚曲"的创作特点,"乐府倚曲"即温庭筠倚声而作的乐府诗。倚曲通常限定为某种特定场景倚声制曲,辞乐结合紧密,二者相谐,要求创作者具备全面的音乐、文学素养。温庭筠所倚之曲并非古题乐府旧曲,亦非隋唐燕乐之曲,而是作者自创新曲。曲辞遵循乐府传统,或采前世可叹之事补充新辞,或讽兴现实以贻后世审音者采入乐府。郭茂倩"乐府倚曲"的设立,明确了其乐歌性质及创作方式,还原了其独特的艺术生态。"乐府倚曲"对乐府诗传统辞乐关系作出了新的拓展,其文学史意义在于,它与中晚唐时期诗、歌、词、令等音乐文学的创作情境具有相通性,提供了理解与阐释晚唐艺术经验及文体生成、演进的又一视角。

略论唐代之“乐府诗体”

"乐府诗体"的概念成熟于唐代。它与入乐歌辞不同,与一般的徒诗在题目、题材、形式和语言上也不同。研究唐代的"乐府诗体",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