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珂《桯史》版本考略

南宋岳珂所著《桯史》,其祖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七卷残本。今“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推出宋刻元明递修本《桯史》,另有经龚心钊收藏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宋刻元明递修本《桯史》。以上两个版本较为珍贵,字体、行款、内容高度吻合,当出自同一套原始底版,二者相互佐证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宋刻《桯史》足本祖本。《桯史》刊刻时间亦可据此而定,其版本源流便清晰可辨。

论叶燮《原诗》中对沈约人品、诗品的评价

叶燮在《原诗》中批评沈约心胸狭窄,“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又对其诗歌极力贬低,“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这样的“英雄欺人之语”过于片面。考察“万箭攒心”之说,最早来源于唐人李冗的《独异志》,其书专记神仙鬼怪,逸闻稗史,实不足信。至于沈约的诗品,也绝非叶燮所言,历代诗论家多有客观评价,且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为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见叶燮对于沈约的评价,是有待商榷的。

两汉诏令引《诗》体式考

诏令,作为帝王命令文本体现,字斟句酌,具有明确的规范性。两汉诏令中引《诗》,主要采用三种体式:"《诗》曰"引《诗》证事,以诗句作为结论;"《诗》云"常以论点的形式补充论证;而"《诗》不云乎"则以反问方式,作为论证的理据,用于解释某些不合常理的事情。能够验证上述论述的是,同一诗句在不同的体式下,其所表达的含义,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石仓契约》(第一辑)语料价值初探

石仓契约是迄今为止浙江省内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村落文书;从语言词汇学的角度探析其研究价值十分有必要。《石仓契约》(第一辑)辑录的契约和其他地方契约一样,有着固定的格式,使用特定的词汇,但它的价值更多地表现在:使用了一批特有的地方词汇,极大地丰富了契约文书的词汇;在相同的结构中往往变化使用不同的词汇,形成了数量颇丰的同义词;使用和创造了一批不见于前世或仅存于石仓契约的词汇;由于《石仓契约》记载了近两百年的历史,其部分词汇发生了更替演变,等等;这些应得到重视。

俞樾《东瀛诗选》的编选宗旨及其日本汉诗观

从《东瀛诗选》之编选与刊布入手，通过对该书自序、凡例、诗人评介及入选诗作的论析， 探讨了 “就余性之所近录而存之” 、“务取雅音” 、“以期协律” 、“有美必扬” 、“不必尽 以中法绳之”等编选宗旨，并进而通过正确的源流观、开放的交流观、积极的比较观等三层 面，阐绎了俞樾的日本汉诗观，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

汉初《礼记·乐记》的版本材料与成书问题

对于《礼记·乐记》成书时代与作者的考察,过去多关注于史书记载及前人的评论,而未注意其版本材料的考察。通过比较史书记载的汉初《乐记》的版本及材料来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其作者及时代问题。

清华简《说命上》“说于■伐失仲”考

清华简《说命上》曰"说于■伐失仲","■"即"韦","失"即"豕",皆为"豕韦"简称。简文记载了武丁命傅说征伐豕韦之事,为研究三代时期"彭姓豕韦"和"刘姓豕韦"的兴衰更替、地望迁徙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汉代食举乐考

本文对汉代食举乐的分类、性质、内容作了介绍 ;并着重探讨其传承过程中与短箫铙歌有共同乐曲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 ;同时 ,依“汉乐四品”说 ,对其在汉代音乐制度中的地位作了评价。

略论南宋初年平定游寇的斗争

南宋初年，游定猖獗，它严重地威胁到建立不久的南宋政权的安全。但是，只经过了短短的数年时间，各股游寇相继被平定，南宋政权也转危为安。本文分析了南宋初年游寇出现的原因、成分以及游寇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性；论述了南宋军队与游寇斗争的经过、获胜原因以及平定游寇的意义。

范宁对《春秋谷梁传》“日月时”例的继承与发展

"日月时"例,是《谷梁春秋》经传诠释的一大特色,汉儒乃至魏晋儒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而范宁则在两者的基础上,承袭、补充与完善了《谷梁春秋》经传文本及其汉晋注的这一《春秋》义例,极大地发展了汉晋《谷梁》学的这一诠释个性,并空前丰富、深化了《谷梁春秋》经传的内在意蕴。

罗周《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的书写路径

对魏晋文化的痴迷促成了青年编剧罗周的《世说新语》题材系列创作,包括2014年创作的扬剧《衣冠风流》,2018年创作的越剧《乌衣巷》,以及2019年开始创作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衣冠风流》和《乌衣巷》是她在这个题材的探索和起步之作,两部作品分别从政治和情感出发,完成了对魏晋风度的精神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元明清以降同类题材书写存在的困境,建立起了同类题材书写的写作范式,却仍未及圆满。而随后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则是罗周为《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寻找到的最适配、最完满的形式,并通过她独特的写作技巧,使《世说新语》中的诗性瞬间在舞台上迸发出了最大的生命能量和戏剧能量。

《史记》“太史公曰”中的设问及其互文性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中有一定量的设问。作为元语言的"太史公曰"中的设问因其语形语义上的特殊性,相对于《史记》中更为常见的对象语言(叙事性话语)更具思辨性。此外,元语言和对象语言整体上互文见义。就结构形式而言,这些设问主要有单一标记型、复合标记型、并用标记型等类型,零标记型极少,复合标记型最为常见,复合标记型包括连续式和离散式两类,后者如"岂……哉"等,更易于互文见义。就语用逻辑而言,"太史公曰"中的设问也可蕴涵一定的断定,总体上有助于凸显思考问题的深度,升华史识。

簸之揉之 高华沉痛——苏轼婉约词论略

北宋词坛,婉约词仍居主流,开创一代词风之苏轼,亦由婉约词作而开疆拓域。苏轼以其创作实践、伟大的精神气魄,从内容、形式上对传统的婉约风格进行了革新,以语辞、情思之“净化”,摆脱“花间”词风的“香软”,赋予“婉约”以新的含义,极大地发挥了词之抒情写物的细腻深刻、曲折隐微、波澜层深、要眇宜修之特色,因而从根本上提高了词的品味,开创了词发展的向上一路,对婉约词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并对南宋骚雅词派有深刻的影响。

“思不出位”观念与宋代士大夫议政

士大夫议政成为风气,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根据传统的"思不出位"政治道德观念,宋代士大夫议政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基础并不稳固。针对越职而言、出位而思的行为,宋人态度因时、因事、因人不尽相同,且经历了挑战、调整、重释。尽管越职而言始终被严格限制,但在道德激励、舆论同情、甚至君主包容下时有发生,而且制度中也保留了一定可以畅所欲言的空间。至于出位而思,宋代士大夫通过学理上对"位"的再阐发,创造新的政治实践伦理,使士大夫议政的正当性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认可。

《史记》中“太史公曰”之人文观照

探讨人文意蕴,必当以人为本。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将个体作为置于特定的历史时代、特殊的人物个性下,以特别磊落的史家胸怀作了辩证人文的观照。其可谓是认知和弘扬人文精神的典范。

姜氏之戎与宝鸡

西方的羌族,包括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姜姓氏族起源于西北,族源上与三苗无关;而三苗迁往西北的一支后世称为犬戎、允姓之戎、猃狁、阴戎,即后世的氐族,其文化遗存是寺洼文化。陇县发现的齐家文化中晚期的川口河类型遗存,是姜姓四岳氏族的文化遗存,从而把宝鸡市与炎帝的关系追溯到尧舜禹时期。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四岳氏族的后裔姜氏之戎商代早期才能兴起于宝鸡市区。

《汉书》“乐府采诗”话语的建构与表达途径

《汉书》中的乐府采诗话语以虞舜时古之采诗和周代行人采诗为基础,同时,联系现实语境对其话语进行重新选择、改易、编排和表达,有继承也有创新,从而构建了乐府采诗的独特话语。就话语建构而言,《汉书》主要采取对传统采诗话语进行借鉴与改变的方式,展开对“立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观风俗”等观念的论述;就话语表达而言,主要从文字、结构和意蕴三个层面实现对乐府采诗话语的表达。

巴渝舞、十部乐与蒙古乐曲——民族、民间、地方乐舞进入国乐殿堂探讨

民族、民间、地方乐舞进入国乐,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丰富发展的重要途径。汉《巴渝舞》、唐《十部乐》与清代的《蒙古乐曲》颇具典型意义。汉《巴渝舞》、唐《十部乐》,以至于清朝包括《蒙古乐曲》在内的诸番乐舞,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从民族、民间、地方,以至域外音乐中吸取新的营养,丰富发展,奠了定中国多民族、多风格的音乐歌舞文化基础。百乐会同熔炼,汇成中华民族音乐歌舞的海洋,在调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精神,增强国家、民族的凝聚力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

北宋太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以王禹偁为个案

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史上,以齐言或长短句为主要歌辞形式的歌曲创作并行不悖,宋人早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论,开宗明义即指出"乐府、声诗并著";张炎《词源》序中亦以为"声诗间为长短句"。北宋太宗朝"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王禹偁可谓典型。王禹偁有"谪居始信为儒苦"的生活,有"醉中官妓乞歌诗"的经历;有声诗《?田词》,也有"乐府"(曲子词)《点绛唇》,而他总以"词臣"的身份,时刻关注"风谣"、"山歌"修教易俗的意义,反映了北宋立国之始文人士大夫对声诗、"乐府"(曲子词)功能的明确认识。

关于乐史状元地位的确认

古籍中乐史的状元地位并不明确,早期相关记载即有矛盾。近年的相关著作或将乐史和邱旭遗漏,或将两人都列为状元。从乐史的应试能力及日后所体现的文才、业绩与影响可以看出,乐史不仅是该科状元,而且是五代不可多得的名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