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王渔洋家族史料《念祖约言》述考

《念祖约言》是明清山东新城王氏王渔洋家族鼎盛时期最为具体而原始的家训类著作,对于研究新城王氏的兴盛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林家骊教授论文对《大槐王氏日省格言录》进行细致解读,但称“《念祖约言》失传”,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因撰此文,系统介绍传世本《念祖约言》的相关情况。

以时文论诗法——论刘熙载以八股文法入诗论的“破体观”

如何在前人诗论面前不落窠臼且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并体现出当代特质,是清代学人在总结前人诗论时所思考的问题。提及清代文学,八股文的影响不可忽视,而刘熙载正是在时文影响极盛的背景下,提出以八股文法论诗歌创作这一“破体”观念。刘熙载分别择取八股文的立意、布局、谋篇、点题之法来论述作诗,认为八股文亦有不可忽略的文学因素和价值,其文法与诗法亦有相通之处,应积极从中汲取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文法。刘熙载对以八股文法论诗法的肯定,体现出其对“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的坚持,展现出其在文艺理论上宏大的文体通变观。

金泽荣和中国文化名人的诗文交往

1905年朝鲜李朝王廷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金泽荣流亡中国,在张謇的帮助下寓居南通,任翰墨林书局编校。金泽荣在南通出版了30余部著作,为保存祖国文化,同时也为翰墨林书局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案牍之余,金氏广泛结交中国文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中有被胡适列举应该作传记的中国文化名人俞樾、张謇、严复、梁启超,屠寄、郑孝胥等。他们意气相投,诗文酬唱,书信往返,雅集宴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篇章。

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

开元、天宝时期以张说、孙逖等为中心的几代文儒不只是同时兼具文与儒两方面的才能,而且是在思想观念、自我意识上将文与儒结合起来,由此开拓出不同于前人的文学观念,从而对盛唐士人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尤其是文学感觉空间的建构,影响至深。

梁武帝“不知四声”辨

梁武帝并非不知四声,而是主观上排抑四声。有关文献关于梁武帝不知四声的记载是不可靠的。梁武帝排抑四声,与沈约有关。萧、沈之间,既存在着音乐、文学上的观念差异和文坛宗主的地位之争,也存在着由政权更迭而带来的心理猜忌。永明声律论在梁初三十年左右之所以未能大行其道,与武帝排抑四声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律词申议

洛地先生提出的“律词”的概念,可将中国音乐文学史上诸种歌辞排除在外,使我们对调体性质的认识更为清晰。所谓“律词”,是指合格律的词作,或具有格律规范的词作。唐宋以来的词,可称为“律词”。但如果仅从民族文学形式着眼而无视其为音乐文学,遂以为它是从唐代格律诗体发展演化而形成的,就忽视了词体出现的特定文化条件,以致掩蔽了其艺术特质。律词的产生并非由于近体诗格律的发展,是其句式简单变化的结果,而是由于隋唐新燕乐的流行应运而生的新体音乐文学。律词是唐代新燕乐的歌辞,敦煌曲子词已是律词。每一支燕乐曲歌辞的始辞是倚声制作的,经过许多文人的模拟,遂使该乐曲成为具有独特格律意义的词调。因其倚声制词,以辞从乐,故是长短句的形式,并形成以调调定位的独特的格律。唐宋时词是依据音谱而演唱的,在此情形下,并未因律词的产生而弱化原有的乐曲,而是使律词音乐化了。律词与音乐的关系不仅是歌辞与音乐系统的结合,它们在形式上也融合,因而律词是中国音乐文学的最高级形态。

“思不出位”观念与宋代士大夫议政

士大夫议政成为风气,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根据传统的"思不出位"政治道德观念,宋代士大夫议政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基础并不稳固。针对越职而言、出位而思的行为,宋人态度因时、因事、因人不尽相同,且经历了挑战、调整、重释。尽管越职而言始终被严格限制,但在道德激励、舆论同情、甚至君主包容下时有发生,而且制度中也保留了一定可以畅所欲言的空间。至于出位而思,宋代士大夫通过学理上对"位"的再阐发,创造新的政治实践伦理,使士大夫议政的正当性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认可。

新异的风景:“大陆新武侠”的创作——以浙江网络武侠作家为个案

以浙江网络武侠作家为个案,对"大陆新武侠"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加以分析归纳,探讨它在文化角度和文学、语言等方面表现出的独特表征。强调人性人情,融合东西方文化是"大陆新武侠"的活力与魅力所在。

刘熙载的书品人品论——从“狂狷”、“乡愿”谈起

刘熙载是清朝中叶后期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及书法批评家,其书论收在《艺概.书概》及《游艺约言》之中。刘熙载论书极重人品,并据人品为书法立品,“狂狷”和“乡愿”即其中的二品;他仰慕圣贤,心仪“狂狷”,痛斥“乡愿”,从而构成了其书品人品论的梯级。他的“书如其人”论旨在劝人坚持操守,“迁善”、“改过”。

《〈越谚〉点注》商榷

《〈越谚〉点注》是《越谚》第一部整理本,它的出版,为人们阅读、利用和研究《越谚》提供了很大便利。由于《越谚》有些文字、语汇艰涩难懂,整理工作颇为不易,点注本也存在着不少缺憾。文章从"注""点""校"三个方面提出商榷,希望对《越谚》以及吴方言研究有所裨益。

俞樾《内经辨言》的训诂特色

[目的]探讨晚清经学家、教育家俞樾所著《内经辨言》的校勘训诂特色,为后世研究《内经》提供重要参考。[方法]运用史料考证、文献分析的方法,从文字演变、词句异义、音韵、衍文、传抄错误等多个角度研究《内经辨言》的训诂特色,并总结归纳其对《内经》研究的影响。[结果]从清儒研治《内经》的过程看,俞樾的研究有承前启后之功,清以后治《内经》的方法多是参阅俞氏训诂。《内经辨言》善采词法文义、行文句式等多种途径,校勘训释《素问》四十八条。《内经辨言》广泛运用了文字考证、训诂学等方法,利用古本典籍,旁引百家之说,校勘训释《素问》。[结论]《内经辨言》是训诂《内经》之专书,研究此书的训诂特色,对后世研究《内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岳飞与王彦关系新论

王彦和岳飞曾经是上下级关系,后因抗金作战产生分歧、怨隙,以至分手。对此,现代史学家对此述评同中有异,但均存在某些缺陷。这主要是因为王彦的亲信幕僚续觱和岳飞的孙子岳珂的相关记载存在一定缺陷之故,特别是岳珂的记载问题更多。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审查这些并不原始的追述性质的记载,分辨其曲笔和局限,才有可能澄清历史真相,另外还必须从大局出发论断其是非得失。

“燕许大手笔”与唐代文风演变

唐文三变,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共识,但"三变"之一的"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文章写作中所使用的革新策略及其对唐代文风演变所产生的文学效应,尚未得到学界的深入关注。张说、苏颋之文,虽未跳出初盛唐之际以骈为宗的主流,但在文学内质上有所提升,在风格气势上也有所突破,革华靡,除富艳,质实朴素,景象浑厚。张、苏对文体文风变革的探索与尝试,对中唐以后的散文革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大晟府新创词调汇考

据相关史料,考得大晟府新创词调共包括"新徵、角二调"45调与"燕乐旧行一十七调大小曲谱"323调,总数为368调。然多已失传。在前贤研究基础上,经重新考索,共得大晟府新创词调61调。就这些词调而言,一部分为新创词调,一部分仍以旧调创新声(即以"大晟律"重新整理燕乐旧行一十七调曲谱)而成。这些词调在南宋尚有部分流传。

姜氏之戎与宝鸡

西方的羌族,包括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姜姓氏族起源于西北,族源上与三苗无关;而三苗迁往西北的一支后世称为犬戎、允姓之戎、猃狁、阴戎,即后世的氐族,其文化遗存是寺洼文化。陇县发现的齐家文化中晚期的川口河类型遗存,是姜姓四岳氏族的文化遗存,从而把宝鸡市与炎帝的关系追溯到尧舜禹时期。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四岳氏族的后裔姜氏之戎商代早期才能兴起于宝鸡市区。

“江郎才尽”新考

“江郎才尽”的时间和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根据江淹的文学创作、文学交游及相关历史记载辨析,“江郎才尽”的确切时间应在江淹罢宣城郡之时。结合当时黑暗残酷的政治倾轧,分析女儿江才君之死对江淹的重大影响,可揭示“江郎才尽”的真实原因。再联系钟嵘和沈约之间的宿怨,考察《诗品》对梁代诗人的评价,可见《诗品》对“江郎才尽”时间记载上的矛盾是钟嵘出于贬低沈约的目的有意作出的改动。

宁德市大霍童溪景区雁乐溪区域“海西慢城”概念性规划构思

在充分调查宁德市大霍童溪景区雁乐溪区域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了规划区域资源特点和资源优势,由此确立了"海西慢城"设计理念,并提出规划设计方案。旨在为大霍童溪景区雁乐溪区域的规划建设提供意见建议,通知探讨慢城理念在生态建设中实践操作意义。

汉乐与胡风:《庆善乐》诞生的历史语境及其政治象征

《庆善乐》是唐初著名学者吕才根据唐太宗在宴会上的即兴赋诗谱曲而成。它诞生在隋末唐初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体现了唐太宗"偃武修文"的治国愿景。这部音乐后来又几经改编,进入了宫廷燕乐、雅乐(文舞)系统,受到后世统治者的重视。《庆善乐》具有明显的西凉乐舞特征。由于凉州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多元文化汇聚于此,其乐风既有传统的华夏底蕴,又吸纳了外来的西域胡风,因此受西凉乐影响的《庆善乐》,实际上兼容有汉乐和胡音等多种文化元素,从而使它成为大唐开放、包容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

“五经博士”周冕对濂溪学发展的影响

自明景泰七年始,濂溪后裔周冕赐被封为"五经博士",朝廷实行了世袭授职、修葺祠宇等系列优抚政策,成为濂溪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周冕通过祭祀来扩大和深化理学的传统,修纂《濂溪遗芳集》,建构以濂溪学为中心的后学图谱,不断传播着濂溪学说及故里风物,引发后世文人学者竞先修史编志、刻石题咏。这适应了理学到心学的学术文化转向,将濂溪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越谚〉点注》商榷拾遗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越谚〉点注》中的缺憾从"注""点""校"三方面加以续补,希望对《越谚》以及吴方言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