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出位”与诗、画会通——论杜甫题画诗对“文人画”生成之影响

有唐一代,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并互相影响,题画诗创作兴盛,爱好绘画艺术的诗人杜甫,被公认为唐代题画诗创作的“第一人”。从盛唐到中唐,政治与社会、文化都经历重大转折,绘画艺术精神也同步发生重大变革。杜甫身处这一时期,高度关注绘画,以“诗人之眼”赏画、论画,其题画诗体现诗、画会通的美学思想:以“神”“气”论画,追求“传神”,强调“立意”;以画“遣兴”,在题画诗中表达山水隐逸的趣味与立意。杜甫的绘画艺术理念,体现出诗歌思想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绘画实践变革的动向。杜甫题画诗及其绘画观念入宋以后深得推崇,不仅影响了唐代画史的建构,也对“文人画”理念的生成与绘画创作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杜甫之任侠尚义品格探究——以其与李白、房琯交往为中心

侠者,重诺尚信,重义轻生。唐代崇尚任侠精神,通过杜甫与李白、房琯的交往可知,杜甫重情重义,对二人的不幸遭遇深为同情,用诗文为他们鸣不平,通过多种方式上疏分辩,几陷不测,充分体现了其任侠尚义的品格,是“侠之大者”。探寻杜甫任侠尚义品格对于深入了解杜甫其人,理解其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钱注杜诗》整理刍议

《钱注杜诗》一向被认为是清代“集大成”杜诗注的源头与最具原创性的注本。比对宋注与钱注,发现钱注承袭宋注的内容占全书百分之七十以上,在观点原创性上超出宋注的内容不多;受文献搜集的限制,钱注未能全面掌握宋注,且对宋注颇多误解。在钱注并无整体原创性的前提下,其他直接或间接遵从钱注的清人代表注本(如仇、浦、杨等)对宋注的承袭问题也将逐次呈现。所以,杜诗研究应以宋代注本为起点,不应以清代注本为起点。

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论李杜交谊及其意义

李白杜甫交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意义绝不限于普通的人际关系,二人的友谊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伟大的情谊,是儒家倡导的以义相交的典范。具体而言,李白对杜甫很关心,但与杜甫对李白的盛情相比,李白对杜甫的情谊不够“对等”:在李白交游圈中,杜甫只是他的普通朋友;在杜甫的交友圈中,李白是他一见倾心的人物。杜甫推崇李白的才华和气质,理解李白为诗为人,同情李白的遭遇,甚至为李白申冤,这充分证明李白飘逸人格与绝世才华的巨大魅力。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关怀、同情、理解,也反映出杜甫独特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需求,在杜甫成长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诗史意义。

文本细读、文献考辨与“文心”前置:朝鲜杜诗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以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为中心

杜诗学作为朝鲜古代诗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单一的文本分析很难挖掘出杜诗在朝鲜文坛接受、传播与变化的丰富状貌,只有多维度阐释才能达成整体性的学术关照。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基础,重视文献考辨。该书秉承旧文献新用、新文献智用的研究原则,将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体现出“文心”前置的鲜明特点,进一步丰富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杜诗学研究空间。

杜甫诗歌善用“细”字的语言艺术

杜甫在炼字遣词方面对“细”字甚为钟情。诗中的“细”景建构起杜诗自然之维中独特的意象语言;同时,杜甫也擅长以“细”为标志语词缀织寻常事象,把羁旅生涯中的琐细情事与场景通过凸显细节的方式化入诗中,汇成了笔法细微而情意浓厚的艺术特征。杜诗因“细”而生的描写语言在诗性语言成熟的背景下呈现出个性魅力,深悉物情、体物活泼的笔法独具姿彩,而其宏微互映、大小兼涵的层叠意象结构也显示出更富表现张力及情感底蕴的诗体意境。

论江苏古代杜集刊刻的文化特征

从宋代至清代,江苏刻书家紧密结合杜诗学的发展特征,刊刻了多种杜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皆领全国之先,创造了多个杜集版本史上的“第一”。江苏古代杜集刊刻体现出博大的人文情怀,奠定了江苏古代杜诗学研究重镇的学术地位。

义必明雅 辞必巧丽——台湾骚体赋论

台湾骚体赋自清代以降一直是重要的文学课题。台湾赋的整理校注工作始自2005年由许俊雅、吴福助主持编纂的《全台赋》。该书承续传统赋作形式,多记台湾形胜地景、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53篇骚体赋应用“兮”字,间有赋中系诗。赋末乱辞亦沿《楚辞》之“歌曰”“辞曰”“和曰”,有简约全篇、收尾之用。《全台赋》作者或为仕台官员或居台文人,其中少数作者具有编纂方志的经验。《全台赋》展现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惊采绝艳的视角,涵濡之深可见骚学之递嬗与创新。

论阿来《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的写作模式与成就

阿来新作《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散文”。从文学性看,本书不仅把复杂的人物活动、历史过程处理得简洁明了,结构清晰,文字疏朗大气,语言流丽,而且描写成都之美,赞美杜甫之善,具有很强的审美感染力。从学术性看,本书所述内容知识准确、科学,将学术内容进行大众化、通俗化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品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并非水火不容,此书属于非虚构写作,内容上追求科学与准确,表达上追求文学感染力,此种学术的通俗化写作模式值得推广。

由组诗写作看魏燮均对杜甫的继承

清代辽东地区著名诗人魏燮均在诗歌创作上转益多师,杜甫是其师法对象之一。在感时伤乱主题的创作上,魏燮均有意效法杜甫,以组诗形式写作了大量诗歌,其中拟杜甫《秋兴》八首而作的《拟杜少陵秋兴八首即用原韵》最具代表性。拟作用原韵且做到了主旨与原作基本一致,虽然在艺术成就上与原作尚有差距,但也自成一体,颇见功力。由于具有诗史性质,魏燮均的组诗不仅有助于研究当时辽东地区的文学状况,也有助于了解清朝末年辽东的历史和百姓生活。

《菅家后集》所见杜甫逸诗真伪考——兼谈九世纪杜诗东瀛初渐时之传播形态

被日本古人尊为“天神”的平安时期大儒菅原道真《菅家后集》卷头收有一首《自咏》诗,此诗在江户时期就已被林罗山等人相继指出为杜甫逸诗。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古典文学、史学研究者仍将其视作菅原道真最重要作品之一,未对此诗之真伪予以必要的存疑与考辨。本文拟从贞享四年刊本《菅家后草》之《自咏》题下注入手,勾稽古文献,指出林罗山等人所说不谬。同时从菅原道真曾手书杜诗这一新史实出发,厘清杜诗初传东瀛之时间点,对唐抄杜诗在九世纪日本的传播形态作出一些新的考证。

杜甫涉胡诗的情感意蕴与艺术特色

研究杜甫涉胡诗是窥探杜诗总体风貌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杜甫涉胡诗对胡人的态度饱含着诗人的家国之思、君臣之义和悲悯苍生的深情。杜甫善于以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讲述诗人亲历安史之乱的悲喜之情,用第三者视角描写抗胡将士的情思,综合运用描写、叙事、抒情、议论追忆诗人的涉胡经历。尚奇好异是杜甫涉胡诗创作的一大特色,不仅展现出杜甫超强的想象力,也为文化多元性的维护提供了思想支持。

罕见明末四色评本《杜工部律诗选评》初考

《杜工部律诗选评》是一部从未被著录的杜律选抄本,共选录杜律173首,书中用四种颜色过录何景明、崔龙蟠、冯琦、钟惺四家评语,除钟惺外的三家评语均属于首次发现。此书只选杜甫律诗体现了明人治杜风尚,书中没有沾染清代杜诗学的任何气息,未发现清代研杜名家的只言片语,选录钟惺评语说明它完成于竟陵派风靡天下、尚未被口诛笔伐而声名狼藉时期。综合考量,此书完成时间上限应是《唐诗归》初次刊行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下限当是钱谦益《读杜小笺》《读杜二笺》刊行的崇祯十六年(1643)。书中138条何景明评语,与相传为郑善夫、王慎中所作的杜诗评语大部分相同,正本清源后,或将改写杜诗学史的相关判断。

论杜甫退朝后的曲江饮酒诗及其醉中史笔

杜甫长安为官期间因被疏远而内心苦闷,退朝之后常在曲江饮酒,写下了许多醉饮的诗歌。其中《曲江二首》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苑边高冢卧麒麟”“人生七十古来稀”等诗句,是杜甫生平少有的狂言醉语,因而也形成了杜甫诗风的别调。然而,“朝回日日典春衣”并非实写,是杜甫“懒朝”情感的夸张表达;“苑边高冢卧麒麟”是基于汉武帝故事而对玄宗皇帝晚年处境的悲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则是表达自己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奈。杜甫的狂态虚中有实,醉中有真,形象地再现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其人生的影响。虽为杜诗之别调,实为杜甫独特的诗史笔法。

苏轼“以赋为诗”与诗赋同源论

赋源于诗骚,从汉代散体大赋,到两晋南朝至唐宋,赋体经历了诗化、骈化、散文化的发展演变阶段。以赋为诗,以文为诗都是文体之间互动互融现象,班固在其《两都赋序》中有评“赋者,古诗之流也”,《汉书·艺文志》有专门的“诗赋略”,《文心雕龙》也有诠赋篇作专门论证,曹丕《典论·论文》“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定位,可以说从赋诞生之日起,就与诗和文密切相关,诗赋同源早有定论。宋明以降,赋从诗化走向散文化,赋作与散文的关系更加密切,苏轼就是赋的诗化向赋的散文化转变的关键节点。他是“以赋为诗”的最后辉煌,苏轼以赋法之心,赋学之迹作诗。铺陈、用典、排律、夸饰,运用这些赋法入诗,在尊体之上有所破体,苏轼以赋为诗提升了诗体的表达领域,成为诗赋同源的又一佐证。

论明人对杜甫的诗意建构与文化接受——以“杜甫游春”题画诗为中心

“杜甫游春”是明代绘画的重要主题,画虽亡佚,但尚存诸多题诗。结合杜诗阅读和现场观画的审美体验,明人对这一艺术主题展开了诗意的想象与书写,塑造了杜甫忧时愁苦与逸乐闲适的二重形象。他们一方面极力捕捉杜甫的肢体动作,通过多组动作主题的演绎,勾连杜甫行走的地域空间,表现“游”之主题;另一方面借由对自然意象的描摹,构建“春”之场景,在揭示时间属性的同时,映射杜甫内在的情感世界。“杜甫游春”题画诗在一定程度上映示了明人对杜诗创作的普遍印象与典型认知。同时,它与杜甫戏曲的发展密切相关,生动反映出明代杜甫接受的趋俗面向。虽未有艺术上的突破,但这类程式化的书写客观上推进了杜甫形象的承袭与流播,并在无形的层累中不断巩固杜甫的地位,后人对于杜甫的精神认同与文化崇奉亦由此得以延续。

叙事性与杜甫咏物诗的辨体意识

叙事性是杜甫咏物诗体物艺术的重要特性,通过研究杜甫咏物诗对叙事性因素的调度与重组,可以看出其诗创作的辨体意识:古体咏物诗和近体咏物诗分别依托词句形式和章法结构选择不同的叙事策略,形成了不同的叙事节奏与风貌;物的客体属性会影响诗歌体式和叙事策略的选择,并最终使物呈现出不同的神韵风度;咏物组诗则构建了内在的逻辑线路,在文本复加的结构中完成组合叙事。杜甫在充分发掘诗歌体式特质和功能的过程中以“事”写“物”,从而实现了传形入神、神形兼备的艺术效果。

玄学思想与魏晋文学思想

作为一种与正统经学相关联的思想观念,玄学思想活跃于魏晋时期,对魏晋文人和魏晋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思想文化与文学观点的研究视角看,魏晋文学的发展与玄学思想密切相关。玄学思想的体现使这一时期的诗赋作品呈现出玄理化、抽象化的特点,内容充斥着《老》《庄》《易》“三玄”的痕迹,篇章中具体物象的出现,也有着强烈的玄理目的。诗作家、赋作家的作品在讨论、交流过程中催生了玄学思想的深度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