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学谱系的建构

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乐府学成果集于一体,建构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在诗歌选录方面,它广采博收,成为历代乐府诗集选诗数量和卷次规模之最,并将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将乐工“乐奏辞”与文人“本辞”汇为一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在解题方面,它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统一,拓展了乐府专题批评的新境界。在分类方面,它以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发展流变的复杂性,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大成。

乐府诗的文本传播与汉魏五言诗的体式建构

文人五言诗体是在汉魏时期音乐与语言双重规定和双向建构中形成的。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以及民间乐府在汉代宫廷的广泛传播,是五言体生成的基础和源泉。相和三调等乐府演唱艺术的曲式结构对五言体篇制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五言体乐府的文辞本在文人中的广泛传播以及文人对乐府文辞本的雅言翻写,确立了五言句式的典范地位,再经魏晋文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提炼和抽象,五言体最终得以确立。文人五言诗体的形成虽涉及音乐与语言的双向建构、雅言与俗语的交流互动、文人文化圈与民间文化圈的互渗与交融等多种因素,但贯穿始终的是人们在文事活动中对五言体的选择和群体确认。文人五言诗的体式是音乐文化、汉语发展和文人群体规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汉代乐府诗与民间教化

在“观风俗,知薄厚”的教化理念统摄下,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汉乐府诗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社会鲜明的教化内容,大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倡导家庭伦理,具体包括爱情婚姻伦理、兄弟相处之道;二是为汉代妇女树立时代女性的典范,其中描写了坚贞专一的罗敷、胡姬及持家有方、待客有道的陇西健妇等;三是对世人立身行事进行告诫与劝勉,具体包括告诫世人审慎远行、游子自重自爱,劝诫世人立德修身、谨慎自保,劝勉世人惜时奋进等各个方面。必须清楚一点,乐府诗发挥教化百姓作用,并不单纯是诗歌文本在起作用,而是诗歌、音乐乃至舞台表演综合作用的结果。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叙事学视阈下的乐府诗建构——以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

中国近世的通常观念中对于乐府体的认识很模糊,特别是唐代乐府诗有怎样的样式特征是一个难题。以日本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重新考察唐代乐府诗的三种艺术表现功能。分别为:对乐曲的联想;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场面的客体化;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其中“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以西洋叙事学中“叙事视角”以及“人称”等角度为出发点,提出唐代乐府诗中存在的“客体化”以及“第三人称化”的特征。此观点不仅对唐代乐府诗的理解具有参考价值,对唐诗英译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乐府诗集》吴声歌曲所见中古金陵语音述要

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是我国古代乐府学著作中收集乐府歌辞最为完备的一部。《乐府诗集》收录了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乐府诗歌,吴歌即为其中之一。通过分析《乐府诗集》中342首无署名吴歌的韵脚,发现其押韵与晋宋时期文人诗的用韵规律各有异同。吴歌与晋宋时期文人诗押韵的相同之处在于:东冬钟江合用,脂微同用,皆部齐韵字与支部齐韵字不押韵,寒桓删和先仙山分用。吴歌押韵规律相较晋宋时期文人诗作用韵规则的不同之处则在于鱼韵与模韵的分用。吴歌中鱼模分用规则与齐梁文人诗的用韵习惯较为接近,从汉语史的角度来说可谓时代新变,而这种新变或许与吴歌所使用的金陵附近地区方音有关。通过对吴歌鱼韵字押韵的分析,发现吴歌正处于晋代至齐梁诗歌鱼模分用的过渡阶段。整理吴歌鱼模二韵的韵脚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中古金陵语音面貌,也证明了鱼模二韵由合用到分用的变化是受到当时金陵语音的影响。

刘勰的乐府观及其乐府学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是一篇系统全面论述乐府诗的论著,文中明确了乐府诗的定义和界限范围,论述了乐府诗的音乐属性和“诗”“乐”一体两面的形态特征等问题,集中体现了刘勰推尊雅乐而贬抑俗曲、强调“诗”“乐”一体而以“诗”为本的乐府观念。刘勰《乐府》篇首次为“乐府”定义、正名,开乐府诗综合研究之先河,对后代乐府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方法的《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是一部特殊的文学典籍。从“入乐”的角度看,它的编纂目的是保存清乐时代的乐府诗及其在唐代的回响,因而其中收藏了音乐与文学的多样关系。从“乖调”的角度看,它表明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学创造是在音乐激励下进行的;通过同音乐相互作用,拟乐府诗完成了它的独立。《乐府诗集》研究今已采用区别于一般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诸如:注意文学形态的丰富性,考察乐府诗作为诗、作为歌、作为吟诵辞的存在;用新的模式书写中国文学史,既重视文学与音乐相结合的过程,又重视两者相疏离的过程;从体性、体制、体式等不同角度分析诗体,将文体学引入较深的层次。这种以《乐府诗集》的立场为立场、以《乐府诗集》的结构为思想路线的研究工作,使作为对象的《乐府诗集》呈现出作为方法的意义。

《文选》诗“以类相分”本义探析——兼论乐府作为诗歌题材的依据

从《诗经》开始到《杂拟诗》三十首为止,中国诗歌的分类一直以诗歌功用为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诗歌题材的观念。在这一发展历程的观照下,可以确定《文选》诗“以类相分”的“类”就是诗歌题材。而《文选》划分题材的依据就是诗歌的使用功能和创作传统。《文选》之所以将乐府单独立为一体,是因为乐府诗歌创作传统的传承和延续,形成了游子思妇、格言劝勉类等具有特定内涵和使用场景的题材。挽歌与杂歌的作为乐府边缘题材,也因为文人拟作的原因而形成创作传统,故而单列成为一种题材。

英雄慷慨有悲情:曹操诗的悲情意识

悲情是曹操诗歌的情感基调。曹操的悲情意识有着多元情感呈现,具体表现为寰宇震荡、民生零落之悲;人生短暂、求贤若渴之悲;功业未就、英雄孤独之悲。曹操诗歌的悲情意识,浸润了枭雄曹操的人物性格、政治抱负和内心情感,也体现了“人的觉醒”时代生命主题的“尚悲”情结和诗歌审美。

论北朝歌诗的创作与表演——以同题横吹曲、相和挽歌、杂曲本事歌为例

北朝乐府歌诗中的鼓角横吹曲、相和歌、杂曲歌等各有其代表作品。横吹曲中的同源乐歌如《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等,是多次改编再创作的歌诗作品;相和歌中的挽歌重实用,广泛使用在北朝贵族和皇室葬礼上;杂曲歌中的本事体歌诗《杨白花》,继承了西晋故事体歌诗情节曲折、敷衍史实的特点,更具表演性。这些歌诗展示了北朝歌诗在创作与表演方面均具独特风格,体现了文学创作与说唱表演的密切关系,为后代尤其是唐代歌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叙事性探析

汉乐府在继承《诗经》现实主义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诗歌的叙事性,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在叙事性上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孔雀东南飞》以个性饱满的人物形象,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错综复杂的矛盾,鲜明的主题思想为人所称赞。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汉乐府叙事诗对后世叙事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中的寓言诗研究

《诗经》中寓言诗价值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在总结此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寓言诗的内涵要求,并把《诗经》中寓言诗分为寓言性质的复杂比喻、片段性的寓言和完整的寓言诗三个层次,最后论及《诗经》中寓言诗的特点及其对汉乐府中寓言诗的影响。

元代的乐府诗选与乐府诗学

吴莱《乐府类编》、左克明《古乐府》、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周巽亨《历代乐府诗辞》四部元代的乐府诗选本体现出政治教化和诗乐复古的官方礼乐观,代表了元代乐府诗学的主流;它改变了以往乐府诗学发展的学术轨道,强烈地体现出官方礼乐文化对乐府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把后世乐府诗创作引上了复古的道路。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的新解——汉乐府《有所思》男女主身份解读

目前学界对为汉乐府《有所思》“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的认识趋于一致,普遍认为玳瑁簪是女主赠送给男子的定情信物,但我们根据先秦男女互赠礼俗、玳瑁簪的市场价值、汉代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汉代教育以及商业发展等视角分析,发现“双珠”“玳瑁簪”与“玉”实为男主所赠。除此之外,我们对男女主进行了新的身份认定,诗中的女主是父母双亡、跟随兄嫂居住在江边的农家女;男主是漂洋过海到对岸做生意的商人。

论王易的文学研究及学术史贡献

王易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家,他的文学研究成就斐然,结合其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考察。早期他主张以“真实切用”作为文学衡量标准,调和新旧文学之争;吸纳西方文学理念与方法,重审文学的定义、分类等基本概念,同时以传统朴学修正新学偏失。在中期转向音乐文学研究,在乐府、词曲文体研究上颇多创见,构建以乐府为核心的韵文史,提出传统词曲的改良方法。后期的歌词研究注重实践,主张结合西乐的乐器乐谱,将词曲作法改造后移用到歌词创作中。王易的文学研究是传统诗词曲研究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他的乐学视角、中西对比的方法、对文学实用功能及创作实践的重视都值得借鉴。

乐府诗《公无渡河》在唐代的继承与发展

乐府古题《公无渡河》不断被人在其原诗基础上发挥创作,唐代诗人更是用他们独特的诗歌创作视角将一首抒情诗发展为政治隐喻诗,以“渡河”来比喻经历政治生涯、遭受政治风波。通过分析《乐府诗集》中唐代诗人的作品,从内容与声律两个角度来探究由汉至唐的发展情况,总结出演进规律有:内容主题的拓展——从辞咏本题到离题再造;创作系统的转换——从入乐歌辞到文人徒诗;艺术风格的变迁——从直抒胸臆到委婉含蓄。

《陌上桑》拟作:诗学史视域下的多维重构

乐府古辞《陌上桑》是采桑题材诗歌的集大成之作,后世拟作通过主题迁转、主旨发散等方式对之进行了重构。《陌上桑》着意塑造的罗敷形象,在后代拟作中经历了从缺失到再现的曲折历程。《陌上桑》及其拟作的流变,特别是由开放的外倾叙事转向封闭的内在抒情,体现出乐府诗向文人诗转变的生动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