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学谱系的建构

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乐府歌辞载录、曲题考释和乐府专题批评为基本形态的乐府学成果集于一体,建构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乐府学谱系。在诗歌选录方面,它广采博收,成为历代乐府诗集选诗数量和卷次规模之最,并将乐辞本的“乐录”作品与文辞本的“歌录”作品同时收录,将乐工“乐奏辞”与文人“本辞”汇为一集,构建了乐府歌辞载录的新谱系。在解题方面,它将类题、组题和曲题三个层面的解题集于一体,使曲题本事、本义的解说与乐府音乐的专题论述相统一,拓展了乐府专题批评的新境界。在分类方面,它以乐府诗的音乐属性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前人分类成果,又结合乐府诗历代发展流变的复杂性,集汉唐历代乐府诗谱系之大成。

乐府诗的文本传播与汉魏五言诗的体式建构

文人五言诗体是在汉魏时期音乐与语言双重规定和双向建构中形成的。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以及民间乐府在汉代宫廷的广泛传播,是五言体生成的基础和源泉。相和三调等乐府演唱艺术的曲式结构对五言体篇制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五言体乐府的文辞本在文人中的广泛传播以及文人对乐府文辞本的雅言翻写,确立了五言句式的典范地位,再经魏晋文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提炼和抽象,五言体最终得以确立。文人五言诗体的形成虽涉及音乐与语言的双向建构、雅言与俗语的交流互动、文人文化圈与民间文化圈的互渗与交融等多种因素,但贯穿始终的是人们在文事活动中对五言体的选择和群体确认。文人五言诗的体式是音乐文化、汉语发展和文人群体规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汉代乐府诗与民间教化

在“观风俗,知薄厚”的教化理念统摄下,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汉乐府诗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社会鲜明的教化内容,大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倡导家庭伦理,具体包括爱情婚姻伦理、兄弟相处之道;二是为汉代妇女树立时代女性的典范,其中描写了坚贞专一的罗敷、胡姬及持家有方、待客有道的陇西健妇等;三是对世人立身行事进行告诫与劝勉,具体包括告诫世人审慎远行、游子自重自爱,劝诫世人立德修身、谨慎自保,劝勉世人惜时奋进等各个方面。必须清楚一点,乐府诗发挥教化百姓作用,并不单纯是诗歌文本在起作用,而是诗歌、音乐乃至舞台表演综合作用的结果。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汉代的乐府版图

汉代礼乐建设主要以乐府为核心。汉代宗庙多元化,高帝、武帝先后立黑帝、尊泰一,建立了具有“汉家制度”特点的礼仪体制,打破了周秦以来的宗庙及祀帝制度。汉代宗庙郊祀乐,既承周秦礼仪,也吸纳了以楚声为主的方俗新声。武帝扩建乐府,通过吸纳改制先王旧乐、追颂祖宗事迹、采择诸王乐、改制方俗乐等方式,推动了汉代乐府文艺的发展和繁荣。随着“汉乐四品”的建立,汉代礼仪音乐品类、制度规范、礼仪结构得以完善。在传统的《诗经》体、《楚辞》体之外,汉文人创建了乐府三言体、四言体、杂言体,这对乐府文体的独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继宗周礼乐之后,汉代推动乐府礼仪体制建设,发展乐府文艺,开创乐府文体,构建起以乐府为核心的礼乐版图,由此开启了中古时期的乐府礼乐文明。

论崔国辅绝句对乐府诗的吸收与改写

“崔国辅体”是晚唐诗人韩偓创作“香奁”体诗时所模拟的一种言情诗体,实为盛唐诗人崔国辅创作的五言绝句。“崔国辅体”的形式来自南朝齐梁时代的吴歌中的《子夜歌》和西曲中的《襄阳曲》等乐府体式,其诗意与情感不仅吸收吴歌西曲中的情爱内容,还化用了《诗》《骚》和汉乐府中男女相思题材。由“崔国辅体”可见吴歌西曲这样的南朝乐府短章向五言绝句转进的痕迹,可进一步验证“绝句出于乐府”说之可信。植根于南朝民歌的“崔国辅体”五言绝句,具有自然婉转而含蓄精致的特征。

跨越时空的回响与应和——朝鲜朝乐府题边塞诗与唐边塞诗的关联研究

唐代的大量边塞诗以乐府诗体裁的形式存在,这些诗歌作品不仅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走出国门,引发了朝鲜朝古代文人跨越时空的回响与应和,促进了朝鲜朝乐府题边塞诗的繁荣。自16世纪中叶始,至20世纪初,有百位以上的朝鲜朝诗人在汲取唐边塞诗以及中国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乐府题边塞诗。这些诗歌在思想底蕴、艺术特色等方面与唐朝边塞诗交相辉映,共同为东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音乐媒介与诗歌体式的互动——评《音乐·媒介·诗体:汉魏六朝乐府论稿》

音乐媒介与诗歌体式的互动,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还促进了诗歌体式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回溯至汉魏六朝时期,这种互动早已根植于乐府诗的萌芽与成长之中。吴大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音乐·媒介·诗体:汉魏六朝乐府论稿》一书,聚焦汉魏六朝时期,对乐府诗的音乐背景、传播与媒介、创作与体制作了全面考察和深入探究。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剖析了乐府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音乐文化环境、传播媒介变迁以及创作体制特色。上编详细探讨了两汉至六朝音乐类别的发展,如相和歌、清商三调的演变,以及“北狄乐”的影响,展现了音乐媒介对诗歌创作的直接作用。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叙事学视阈下的乐府诗建构——以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

中国近世的通常观念中对于乐府体的认识很模糊,特别是唐代乐府诗有怎样的样式特征是一个难题。以日本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重新考察唐代乐府诗的三种艺术表现功能。分别为:对乐曲的联想;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场面的客体化;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其中“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以西洋叙事学中“叙事视角”以及“人称”等角度为出发点,提出唐代乐府诗中存在的“客体化”以及“第三人称化”的特征。此观点不仅对唐代乐府诗的理解具有参考价值,对唐诗英译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汉乐府诗《梁甫吟》本事、作者及创作时间考

过去多认为《梁甫吟》是诸葛亮之作,并多将该诗视为葬歌。通过《梁甫吟》之本事、作者及创作时间的考证可以发现,《梁甫吟》非诸葛亮所作。而且,该诗蕴含着对东汉末年董卓迫害皇甫嵩、朱儁以及卢植3位名将的恶行的强烈批判,由此可判定其创作时间在公元191年到192年4月之间。

复古与新变:论李梦阳的骚体乐府

李梦阳作为前七子的领袖人物,在明代复古思潮的背景下继承屈骚传统,并将骚体这一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文体应用于乐府诗中,创作出琴操、楚调歌、杂调曲和古调歌四大类共30余首骚体乐府诗。骚体长于抒情,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与李梦阳“真诗”“主情”的理论高度契合。李梦阳在继承屈骚传统和汉乐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与创新,其骚体乐府不仅内容充实、情感真挚,而且艺术上别出心裁,独具特色。这类诗歌既是明代复古运动下的产物,同时又抒发了强烈的真情实感,弥合了复古与抒情之间的矛盾。

范成大乐府诗中的农民生活、民俗活动镜像

南宋文人乐府诗继承了新乐府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传统,宋代文人乐府诗呈现出徒诗化倾向。范成大乐府诗揭露统治者的剥削,体恤民生艰难。范成大乐府诗继承了乐府精神,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乐府诗记风俗的新功能,对民俗如实记录是范成大乐府诗的新特点。范成大创作的《夔州竹枝歌》等民歌体乐府,实现民俗内容与民歌体裁的完美融合,为研究江南农村生活提供了多元视角,保存了珍贵资料。范成大乐府组诗影响到后世组诗的创作,提升了诗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

论“乐府”作为文体概念的确立--从挚虞到刘勰

作为文体的“乐府”,其由机构之名演变而来的关键环节值得探讨。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分离了诗与歌,改变了诗、歌一体的传统观点,并把“乐府”与“汉郊庙歌”“俳谐倡乐”相提并论,体现了“乐府”的含义乃从官署之名到音乐之名,再到文体之名,并非从官署之名直接到文体之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特别接受刘向《说苑·修文》的“诗与歌别”之论,于《明诗》之后再列《乐府》之篇,一以论诗,一以论歌,在中国乐府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认为“乐府”指可以入乐(但未必入乐)的歌辞,并把上古歌辞和郊庙歌辞都归入乐府,这在当时显得独树一帜,却在后世成为乐府的主流定义,对一系列乐府著作和乐府总集产生了深刻影响。

元代的诗歌史建构与乐府诗的地位变化

元代前中期诗集中乐府诗次序靠后的现象反映了乐府诗地位的下降,相比之下,五言古诗的地位有所上升。乐府诗在这一时期所构建的诗歌史中的缺位,是其地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五言古诗取代乐府诗承接诗骚,尊陶之风更助长了文人对五言古诗的喜爱,性情说下以叙事见长的乐府诗却遭到了进一步冷遇,同被称为乐府的词曲作为卑体也因其俚俗对乐府诗的地位造成了影响。元末的古乐府运动使乐府诗重回文人构建诗歌发展史的视野,杨维桢以性情说强调乐府诗诗旨,在古乐府创作上借鉴了古诗手法,进一步促进了乐府诗的经典化,使乐府诗的地位有所提升。

从文学地理视阈分析西夏乐府《杨柳枝》的艺术传承

从文学地理视阈分析西夏乐府诗《杨柳枝》的文化属性,可以厘清西夏《杨柳枝》不仅是党项氐羌文化的表现,更是西北区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杨柳枝》曲辞经历从北朝横吹曲辞《折杨柳》的五言古诗形式、南朝齐梁永明体形式、初唐盛唐五言近体诗形式、中晚唐七言律绝形式,至晚唐五代衍生为曲子词和词牌。西夏《杨柳枝》继承了民间传统曲调,特别是在西北地域流传历史悠久的《杨柳枝》曲子,又吸收宋金时期兴起于民间艺人的演唱经验,敷衍长篇,带和声,才形成今见用于传播宗教文化的曲子词。

萨都剌乐府诗辑考及其乐府诗“歌体”特质

萨都剌作为元代西北少数民族诗人,在元代诗坛上有着颇高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根据《全元诗》,参考现存旧本萨都剌诗文集的三大版本系统中相关乐府卷目的篇目收录,以及目前学界的对其诗歌的考辨,重新辑考萨都剌乐府诗共55首。萨都剌乐府诗的诗题受到唐人新乐府的诗题影响,在乐府诗体的选择上明显受到“歌体”特征的影响。此外,通俗自然的语言以及“顶真”“叠词”等手法的运用,都是萨都剌乐府诗广泛歌唱流行的乐体表现。萨都剌乐府诗的这种“歌体”特质打破了雅俗文学的界限,为元末杨维桢乐府诗复古运动的歌体创作奠定了基础。

从乐府诗看前七子对李白的接受

前七子是明弘治、正德年间最具盛名的文学流派,为扫除明初文坛萎弱卑冗的局面,他们在明中叶掀起了一场以“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为口号的复古运动。而作为盛唐之音象征的李白古乐府,自然成为前七子学习的主要对象。前七子的乐府诗创作不仅化用李白的乐府诗句、模拟李白乐府诗中的典型意象、承袭李白豪放飘逸的乐府诗风,而且还接受了李白的“古乐府”要义。具体表现在乐府本身的沿用与发展,拟古乐府的合而若离、离而能合,以及乐府诗题正格的模拟与变格的发展等特点,呈现明显的学李倾向。这与前七子和李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诗歌理论、人生经历以及个性气质密切相关。

汉乐府民歌对《诗经》民歌叙事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诗经》与汉乐府作为我国文学发展史中早期民歌代表,二者的艺术特色、叙事艺术特征等均有相似之处,均是当时历史、文化、艺术的重要传承记录,其中汉乐府民歌更多关注生活叙事,语言相对平实通俗,人物形象更为生动,情感更为丰富,而《诗经》中民歌更为强调风雅颂,情节清晰,人物个性鲜明。汉乐府民歌对《诗经》民歌叙事艺术的传承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与比兴手法方面,而创新体现在矛盾冲突、结构布局、语言表达、人物形象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