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献视野下的秦音乐流变、制度与精神考论

秦音乐是秦人自身音乐、西周礼乐文明、西戎民族音乐以及东方各国音乐混合的产物,是秦人长期以来与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朝;经秦仲、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时期不断发展,至秦穆公时期在继承西周礼乐制度的同时,更注重自身音乐制度建设;战国时期,秦不断接受、融合各国各地的音乐;统一六国后,创立了宫廷用乐。在“秦声”发展过程中,秦音乐一方面不断学习西周礼乐制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高度与雅致;另一方面还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慷慨、真诚、古朴、原生态等长期得以保存。同时,音乐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成就,并有相对明确的分工。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及其后王朝的音乐制度,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作为方法的《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是一部特殊的文学典籍。从“入乐”的角度看,它的编纂目的是保存清乐时代的乐府诗及其在唐代的回响,因而其中收藏了音乐与文学的多样关系。从“乖调”的角度看,它表明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学创造是在音乐激励下进行的;通过同音乐相互作用,拟乐府诗完成了它的独立。《乐府诗集》研究今已采用区别于一般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诸如:注意文学形态的丰富性,考察乐府诗作为诗、作为歌、作为吟诵辞的存在;用新的模式书写中国文学史,既重视文学与音乐相结合的过程,又重视两者相疏离的过程;从体性、体制、体式等不同角度分析诗体,将文体学引入较深的层次。这种以《乐府诗集》的立场为立场、以《乐府诗集》的结构为思想路线的研究工作,使作为对象的《乐府诗集》呈现出作为方法的意义。

西汉音乐机构考释

礼乐,在中国的音乐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对礼乐在国家和制度层面的认识和理解,不能离开传统国家体系中国家礼俗互动和世俗音乐的共同架构。礼乐代表“国家”的存在。音乐机构作为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西汉的音乐机构为太乐和乐府,该文试图对这两大机构的职能及其各自掌管和负责的音乐进行阐释,并对两大重要事件--汉武帝扩建乐府及汉哀帝罢免乐府进行再思考,从而更清晰地审视汉代礼乐文化的发展。

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释证

温庭筠是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和词家,《旧唐书》本传记载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这两句话不仅是对温庭筠行为和创作的描述,而且也是对晚唐五代词体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本质和音乐功能的揭示。温庭筠对与音乐相关的两种文体——乐府倚曲、词体创作,都做出很大的贡献,新出土的温庭筠所撰的《杨辇墓志》表现的倚声观,更有助于对温庭筠乐府和词作的理解。词是"声"与"诗"逐渐融合而又不断变化而形成的新的音乐文学体式,温庭筠在这一体式形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主体角色。

乐府文学研究中的“音乐视角”

乐府研究的"音乐视角"取决于乐府艺术、乐府文学的"音乐性"。"音乐视角"的研究目的在于从音乐的角度揭示乐府文本形态的成因。"音乐视角"既包括与曲调的产生、特点、流传相关的内部音乐要素,也包括宫廷音乐建设、音乐消费风尚、音乐观念等外部音乐文化因素。乐府音乐与文学的一般关联体现在六个方面,涵盖了从乐府文学创作机制、创作过程到流传演变等各个环节。乐府"音乐视角"的学术总结,有益于"乐府学"的规范开展。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

秦汉乐府发展考述

文章着重论述了乐府发展沿革及其职能,根据史料记载与出土文物互证,作为机构的乐府至迟秦代已有之,汉武帝时,"汉承秦制",于公元前112年乃立"乐府"。

从“台湾汉唐乐府”看南音古乐的新发展

台湾汉唐乐府在台湾成立二十余年,以演奏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音并结合传统舞蹈梨园戏为主要演出形式,享誉海内外。本文分析了台湾汉唐乐府如何在古南音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从而再造传统,大获成功,希望对我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有所启迪。

通向寂静之途——论汉语诗歌音乐性的变迁

诗乐套语是诗歌和音乐的共同源头 ,但诗歌的材料——语言是由语音和语义两部分组成的 ,因而诗歌和音乐的分离具有必然性。乐府的“采诗”行为是诗乐分离的契机之一 ;对于“文气”的自觉和四声的归纳 ,使得语言发现了自身的节律 ,诗歌文本脱离外在的曲调存在成为可能。对于永恒的追求 ,进一步成为诗歌摆脱音乐瞬间生灭这一宿命的契机 ,促使诗歌通过寂静抵达永恒。

李白乐府歌诗的音乐研究

研究表明,李白的乐府诗歌中有大量是可以入乐的。但长期以来,对李白诗歌的研究基本集中在文学与历史领域,音乐方面的研究极为欠缺,尤其是对李白诗歌的音乐性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从音阶调式、节奏节拍、核心音调、旋法特点、结构材料与终止式五个方面对李白乐府诗歌中可以入乐的部分(即歌诗)作品作了音乐本体方面的初步探析,以期对李白诗歌的全面研究提供帮助。

乐府文本的生成方式及其诗歌史意义

汉代乐府机关对四方歌谣的加工,总体上围绕"歌"与"诵"这两大功能展开,由此形成"传辞"与"传乐"两种方式、"乐辞"与"文辞"两大乐府文本系统。"乐辞"本主要作为音乐演唱的脚本,"文辞本"则以满足"夜诵"而生,后来成为文人阅读、传抄的案头本。无论"乐辞本"还是"文辞本"都不同程度地经过了加工和翻写,现存乐府"文辞本"的齐言化趋势与其适应"夜诵"要求的翻写有关。民间歌谣的书面化是汉乐府文体生成的重要机制之一,"夜诵"则是书面化机制中的核心内容。汉魏文人在"诵读"语境中对乐府"文辞本"的传抄和翻写,带动了文人由"应歌"向"作诗"的转变,促进了汉魏五言诗的体式建构。

民歌的浮与沉

文章从艺术史的角度 ,阐述我国民歌的发展。认为宗周的礼乐文化使民歌受到空前的重视 ,秦汉以后民歌的作用和地位呈下降趋势 ,隋唐及以后民歌基本是从主流社会生活中消失。

刘宋新旧乐更替的音乐背景与鲍照代乐府创作——兼论其音乐表演属性

"代乐府"是鲍照乐府创作的特殊现象,即以"代"字加乐府旧题。"代"是否为鲍照自著,情况非常复杂。本文对历代总集、选集多方位整理考索,发掘出其乐府诗原本确有大规模以"代"冠题的现象,原因在于当时许多汉魏旧曲仍可歌唱,属于自作新辞以配乐,以"代"古辞;旧曲丢失,自度新曲以配乐,均有音乐表演属性。"代"是乐府歌辞内部更替,灵活自由度大,与单纯的拟诗追求文本字句的对应不同。鲍照"代乐府"具备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属性,是刘宋时期新旧乐交替之际,旧音乐系统中的文学遗产如何得到保存起到了示范过渡的产物。

乐府咏史诗的发展与演变——以《乐府诗集》为文本对象

汉代乐府咏史诗初步体现了以史为鉴、讽时刺世的功能,可入乐,最早采用了史叙、论述咏史体式。魏代注重历史兴亡的探索,借史言志抒情,开拓出新的功能,入乐目的是为了干预、戒鉴现实或言志,确立了史赞体咏史诗。晋代故事乐府盛行,思想内容儒化,背离讽时言志传统,音乐性质雅化,但出现了自制新歌以供娱乐的新特点。南北朝表现出创作题材女性化、趋同化特点,入乐目的是为了娱乐,开拓了咏史的娱乐功能。唐代也有女性化、趋同化特点,但原因、内蕴与南北朝不同,题材广泛,功能得到全面开拓,表现出新的特点,如注重对本朝史的反思,体现了向咏史词转化的性质等。

歌诗必类的观念与乐府的不合不类

同一歌题的古乐府与拟乐府的内容没有限定,歌题与内容不合不类是常见现象。学术界一般认为产生不合不类现象的原因是只限延用旧曲旋律,不限歌辞内容。然而乐府歌辞内容的不合不类在先秦雅乐中就已经存在,歌诗必类就是要求歌辞内容的相合相类,但实际上歌诗不类是常见现象。乐府能够接受不合不类就是因为先秦雅乐已经存在歌诗不类的普遍现象。

《文心雕龙·乐府》中诗乐理论之浅析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与音乐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我国诗与乐理论的发展链条上,被清代学者章学诚誉为“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就辟出专章即《乐府》来探讨诗歌与音乐两者的关系,其中的论述可谓是启人心智,《乐府》篇在论述乐府的含义、起源、发展以及特征时,多次谈及诗歌与音乐的相互联系、相互区别、主次轻重等问题,是我们全面了解诗歌与音乐关系的一篇难得力作,有力地指导后世甚至当代文论家对诗乐理论的研究。

《文心雕龙·乐府》“诗为乐心”说新解

刘勰提出"诗为乐心"说,含义有以下几端:从创作来看,先有诗,后有乐;从风格来看,诗之雅郑决定着乐之雅郑;从欣赏来看,要欣赏乐,须先理解诗;从功能来看,乐以动耳,诗以感心,二者共成移风易俗之功;从文体来看,决定乐府这一文学体裁的艺术特质的是诗而不是乐。

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之关系

本文参稽《乐府诗集》等著作,在总体观照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观点,上窥先秦,下连宋明,对以乐传诗的过程做了历史的分期;并以两汉到南朝这一时期为重点,论述了乐府诗在传播过程的演变,使用的乐调的性质及前人关于音乐对乐府流布的作用的理论概括;论述了乐府官署发挥的传播机构的职能和作用,以及产生的传播效应,从而寻绎并解释了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诗以音乐为介质进行传播的颇具特色的规律。

李白王维乐府歌诗音乐之异同

李白和王维的乐府歌诗音乐一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共性特征,如题材相似、音乐种类丰富、音乐基本形态大致相同等等。但在不同的人生经历、气质性格及宗教思想的影响下,李王二人的歌诗音乐呈现出了不同的音乐形态及审美特征,如李白的乐府歌诗音乐以北乐为主,音域宽广跌宕,节奏、旋法形态多变,具有飘逸洒脱、热情豪爽、意蕴醇厚的整体审美特征,而王维的大部分歌诗的音调结构与旋法复合了北方与南方的音乐特点,并有机融合成一种新的旋律风格,形成了气疏韵长、清雅简淡、意境深远的审美特征。

论《诗经》的乐府特质

作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西周建立的乐府体制助歌诗挣脱鬼神怀抱,造就最早的诗人群体,促成诗之文学蜕变。《诗经》乃乐府体制产物、乐府诗的本初形态,其文本定型于颁诗制度解体之时。"风雅颂"的体例折射西周宗法社会政治架构。《诗经》形式上诸多特征,皆可从乐府体制中究因。《诗经》开乐府诗体,树"诗人"风范。复杂奇特的乐府效应,形成中国古代诗歌之独特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