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Yunnan's frontier culture and economy under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atter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ndex system by mean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We choos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15. The region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unnan's frontier are analyzed so that we can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Yunnan's frontier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Yunnan's frontier and economic system in ord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lture and economy in Yunnan's frontier are coupled with form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main reaso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economy in Yunnan's frontier, and it contributes to the main force of impro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volution typ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the overall level is low and still in the China's backward level.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需要各类人才的参与,新乡贤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通过评估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人才流入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剖析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新乡贤人才流入的实践,发现其已建立新乡贤人才荐评机制、示范引领机制、人才涵养机制和礼敬宣传机制,但也面临着新乡贤入乡意愿与乡村人才平台信息供给不对称之间的偏差、新乡贤入农创业与现行土地金融法律法规政策供给不充分之间的落差;新乡贤入村安家与乡村人居环境不理想之间的反差;新乡贤乡土观念与乡村传统思想观念不一致的偏差的现实限度。对此,需要进一步优化人才政策扶植机制、孵化机制、使用机制和涵育机制,打通新乡贤人才流入的立体通道,让新乡贤“来得了”“留得下”“干得好”。

空间生产视域下边疆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成效与问题——以云南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国脱贫攻坚中政策性空间再造的重要举措,打破空间制约下的贫困固化问题,体现出国家公权力对空间不平等的干预和制约。边疆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状况影响,在发展中存在自然空间、地理空间的天然劣势和多重制约,易地空间再现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搬得出”问题,再现空间如何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最终实现空间正义是当前面临的现实性困境。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对云南省150万群众易地扶贫搬迁空间再现实践,实现历史上最大的“挪穷窝、斩穷根”行动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易地空间再现有效解决移民“搬得出”,易地空间实践保障移民“稳得住”,再现易地空间引领移民“可融入”,再造空间伦理推动移民“能发展”;但在激发搬迁移民内生动力,实现再造空间的伦理诉求,推动空间生产实践,形成新的认识经验方面面临和存在着生计发展空间受限、迁入空间稳定收益难、空间再现适应融入难、空间伦理再造存困境等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再现空间后续帮扶再实践,应围绕再现空间“完善政策、城乡统筹、就业优先、盘活资产”持续用力,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实现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融得进、能发展、共致富的空间再造正义。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语言应急能力研究——以保山为例

语言应急能力是国家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体现,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语言应急能力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目前,我国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语言应急研究显得薄弱,因此,文章以云南保山为对象,对其现阶段的语言应急能力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安边”与“谋边”:西南边疆治理视角下蔡锷治滇实践研究

蔡锷在昆明“重九起义后”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针对云南在地缘政治、社会民生和经济等方面的内外交困形势,蔡锷以“建设”为目标,重在“安边”,同步实施政治、社会、经济三方面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主动缓和与英法方面关系,使革命后的云南快速恢复秩序。为更好应对持续的边疆危机,为云南的发展争取更多外部资源支持,蔡锷又提出了修筑滇桂铁路、完善边地治理、组建西南军事联盟的“谋边”设想,试图将云南一隅之发展与国家整体治理战略相融合。蔡锷“治滇”在促进云南现代化转型、西南边疆稳固和五族共和理论发展上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但仍在革命的彻底性上存在局限。

清光绪朝云南匪患探析

清光绪朝,中央政府对云南的控制力愈加式微。一方面,积重难返的内治之困--膨胀的人口、凋敝的经济、频繁的灾荒使得云南社会、经济与政治全面失序而游匪不断。另一方面,随着19世纪末越、缅两邻国被法、英实际控制,中国西南边防局势骤然生变。不断进逼的“外患”使得大量游匪流窜于中越、中缅之间频频衅乱。内外力的双重挤压与拉扯之下,云南各类匪患丛生,其负面影响已经侵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光绪朝云南地方社会的恶疾。

西南边疆环境史上官民互补环保机制研究——以清代云南二元环保模式为例

明清时期,边疆民族地区环境灾害的发生随着开发的深入日趋频繁,地方的环境保护逐渐形成了官方法制及民间法制共存互补的二元环保机制。官方推行的植树禁伐令等措施得到了各民族的认可,民族地区从自然崇拜及乡规民约、习惯法层面推行的生态联保措施也得到了官方支持,形成了官方与民间两种环保法制并存共进、相辅相成的模式,并在具体的生态管理实践中高度契合。官方认可并支持民间环保法制及其实施,民间环保法制依赖并弥补了官方法制的不足,从而使云南民族区域的生态环境长期保持了良性发展态势,彰显出边疆民族地区二元环保机制的现实资鉴价值。

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明清时期云南普遍实行“土流并治”的管理模式,即便改土归流也不是对该模式的完全否定。通过改土归流,不少府州县的治理方式和权力格局从“令土官为之钤制,以流官为之弹压”转变为“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目”,流官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因此得以加强,但是王朝国家在当地的治理逻辑仍为典型的“土流并治”。从里甲名色和赋税征收标准的制定过程来看,改土归流之后,地方流官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并不会完全采用中原内地的统治方式,更不是刻板地“复制中国式社会”,相反地,流官会充分尊重甚至倚赖于原土司的管理传统,将其作为构建新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础。

朱元璋平定云南的战争策略研究

明朝初年云南地区,一方面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然主导着云南局势,并且一直与北元政权有着密切的接触,随时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而梁王先后斩杀朱元璋使臣之举,无疑激化了双方矛盾,成为朱元璋平定云南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随着明王朝的统治区域逐渐扩大,招抚云南、统一全国已是大势所趋。明王朝出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及边疆稳定的考虑,制定了以招抚为主的策略,辅之以周密的作战计划,后因招抚不成转而以武力攻取,其相关策略问题可置于整个明王朝的国家视野之下进行考察,从而对明代云南地方史以及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研究提供必要的补充。统一云南的战争,不仅有利于促进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改善明王朝的战略环境,从而维护整个王朝的边疆稳定,还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省民族工作队考察

作为边疆省份的云南省拥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且地处西南边陲,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云南省民族工作面临严峻形势,承受着很大压力。云南省委省政府在内地政权基本巩固后,开始抽调大批人员组成民族工作队开赴边疆。在党的正确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引下,来自不同背景的队员入境问俗,以实干赢得群众信任。通过民族工作队的努力,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打破了过去民族间的隔阂,群众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觉悟得到提高,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也在民族工作队的培养下成长起来。云南民族工作队的工作为新时代我国边疆地区的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云南边境地区城镇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发展潮流中的双赢选择,贸易区的建立必将对云南边境地区的城镇化产生积极影响。云南边境地区的城镇化也会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产生积极的反作用。当前,云南边境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这里的关键是要实施资金来源多元化战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城镇特色产业,加大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

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云南邻边先行示范的战略构想

在中国加入WTO的前提下,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阶段,在先行建立内地—香港—澳门沿海自由贸易区的同时,配合考虑构建中国云南面向越南、泰国、老挝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陆上沿边自由贸易区,其地位和作用同样重要,其影响和意义更加深远。

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主体民族性、治理任务艰巨性。与此同时,面临着社会治理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供给和执行力不足、治理理念转换迟缓、治理手段单一、基础社会治理乏力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维护边疆发展稳定、建设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云南的现实出发,认识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寻制约云南边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瓶颈和障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云南边疆发展与和谐稳定。

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

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具有多元性特征。大众媒体对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发挥语言文化的教育功能、传播社会经济信息技术,促进了少数民族接纳吸收主流社会文化,有利于塑造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国家认同意识。在当前边疆地区特殊的社会形势下,有必要加强和调整针对少数民族的传播手段和内容,确立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

历史文本书写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关系:“庄蹻入滇”再论

在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中,庄?入滇是华夏族与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的大事件,但是从荀悦的《汉纪》开始,出现了历史文本书写的差异,庄?入滇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悬案。到了现代,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就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西南边疆发展的历史而言,对庄?入滇问题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同时对庄?入滇的真实性、时间、战略目的、进军线路和驻留原因问题进行辨析,将丰富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内容,推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深入。

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思考

发展低碳经济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的必然选择,是摆脱贫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云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独特优势,同时存在较大困难。本文对云南低碳经济具体发展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云南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低碳经济,可以从观念更新和寻求特色模式来思考。

云南边境口岸物流的层次定位与发展对策

在实施"桥头堡"战略背景下,云南边境口岸物流发展尤显重要。针对云南边境口岸物流现状,找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边境口岸物流载体城市经济状况、基础设施、口岸规模及政治政策环境四个方面,构建边境口岸物流重要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依据各边境口岸得分将其物流重要性分为核心、重要、一般三个层次;确定了云南边境口岸物流发展的层次定位,构建了主次分明、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的云南边境口岸物流体系。

清朝云南文化治边思想与实践

清朝的文化观为历代王朝文化观与文化治国观的一脉相承,是清朝在云南实施文化治边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清初云南的社会现实是清朝实施文化治边思想的客观条件,二者共同促成清朝文化治边思想的出现。清初云南籍官吏与云南督抚亲历战乱后云南社会的凋敝,先后提出文化治边的思想,并于康熙时期广泛实行,一是重建云南社会秩序,二是治理叛服无常之土司。通过在云南修建学宫、学校、书院兴贤育才,推行科举,广施优惠等一系列文教政策,传播儒家文化与封建礼仪。清朝的文化治边思想在云南取得了良好效果,在清末民初的西南边疆危机中,各民族表现出浓厚的国家认同,共同捍卫了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

论云南省发展边境贸易的有利条件

从地理区位、人文、环境、市场及相互间的需求差异、资源禀赋和历史基础等五个大的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云南省边境贸易发展的条件 ,指出要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 ,必须别无选择地充分利用云南独特、优越的条件 。

云南边境口岸物流体系研究

分析了云南边境口岸物流体系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物流通道(包括滇--缅、滇--越、滇--老的铁路、公路和水路)、物流中心以及电子口建设三个方面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