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计算方法的云南省永胜县下院滑坡堰塞湖沉积物粒度特征及沉积历史重建

【研究目的】滑坡堰塞湖灾害链危害大,其形成和溃决过程中受外部环境影响大。堰塞湖沉积物作为记录堰塞湖全生命周期的载体,具有良好的古环境和古气候的指示作用,采用最佳解析方法对其进行解读有利于还原沉积物沉积过程及古环境变化。【研究方法】通过野外调查采样和室内测试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采用图解法和矩值法计算下堰塞湖沉积物统计特征的适用性问题,使用粒度结合有机质含量重建了堰塞湖沉积环境,对堰塞湖的发育过程进行还原。【研究结果】(1)堰塞湖沉积物分层沉积层序明显,为单一水动力湖相沉积,物质来源稳定,非多物源沉积;综合有机质变化和沉积物粒度特征表明该堰塞湖经历了4次干湿周期,在气候和地质活动的共同作用下至少存在3次堵塞−泄流沉积过程,估算沉积旋回周期约为1750 a,该沉积历史应该是断裂带长期复杂的活动和气候−河流共同作用的结果。(2)通过对图解法和矩值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对平均粒径和分选系数评价一致性较好,可直接进行替换;矩值法对偏态峰态整体计算结果比图解法大,在使用中需进行线性代换。由于描述参照值的缘故,偏态、峰态在统计表述中有所偏差。【结论】堰塞湖沉积物粒径分布简单,采用图解法计算更加便捷,与其他沉积物对比方便,推荐图解法对堰塞湖沉积进行计算。研究结果表明粒度特征对堰塞湖的沉积和溃决过程以及滑坡灾害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为还原该堰塞湖沉积期的古环境和古气候提供理论依据。

环境史视域下历史时期云贵地区食野习俗研究

云贵地区的食野习俗贯穿历史但呈式微之势。汉晋及以前,食野在饮食生产方式中占主体地位;隋至元时,食野逐渐收缩至山地民族地区但十分兴盛;明清时期,山地民族食野比重下降,但分布范围还很广;民国以来,食野遗留至云贵山腹民族村寨,比重大幅下降,直至21世纪初,食野习俗才完成退却而转换成特色饮食名片。历史时期云贵地区的食野与自然、社会环境互动大体和谐。上古时期的人类食野对环境影响微弱,食野具有效率。中国古代云贵地区人少林多,人类干涉维度有限,生产力发展不足,在各民族对生态的敬畏和关照中,云贵食野照应特殊生境的生态平衡需求,其致病性亦不强,是人类最优、最具效率之选。近代以来云贵地区生态脆弱,野味养殖危机增强,食野之弊大于利。

方国瑜的云南方志编纂活动与思想

近代以来,方国瑜参与《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的编纂,负责撰写《疆域沿革》《金石考》《宗教考》和《族姓考》等部分,考释精良,体例新颖。方国瑜在参与志书修纂的同时,整理云南地方史料,并评判历代云南方志文献之优劣,编写出《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和《云南史料丛刊》两书,为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方国瑜将“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运用在方志修纂和研究中,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认为方志属于史书,具有地方史的性质,在方志编纂体例上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志书编纂方法上,提出在资料收集上要广搜罗、严考据;在志书内容上,根据云南的具体情况,提出详古略今,意在保存珍贵的云南古代文献,并主张将史书的互见法用于志书编纂中。

图与史:报纸广告与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基于《滇声》(1914—1926)的分析

图像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能生动地再现过去。1914至1926年间,《滇声》报所刊广告即承载了有关云南近代工业兴起与发展的历史。展现了西方工业产物大量倾销云南的时代背景下,云南工业从传统向近代变革的历程,以及云南近代工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这些报纸广告不仅是云南近代工业之发展的历史印记,还是云南近代社会价值观念、思想的具体体现,反映了云南近代社会向近代化发展的时代特征。

近代铁路沿线城镇发展、建设与规划相关研究综述——以滇越铁路为中心

近代交通地理变迁推动下的城市分化发展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为了厘清近代铁路沿线城镇的发展、建设与规划历程,学界进行了大量研究。文章以此为基础,分别从城市史和城乡规划史两个学科进行综述,部分涉及建筑史、历史地理学、景观史的内容。期间,以滇越铁路沿线城镇为例,进行专门论述,并进行国内外的研究比较。

一段传奇铁路的魔幻书写——论杨杨长篇文化散文《滇越铁路》

杨杨的长篇文化散文《滇越铁路:在高原与大海之间》,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和亲身踏访,以浓郁的诗意笔调,对颇富传奇色彩的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滇越铁路予以全面细致、生动传神的书写。文本结构新颖别致,现代主义的笔法充满魔幻的神秘色彩,在颇具魅力的意境中,呈现了对于历史的深层叩问。

西南边疆环境史上官民互补环保机制研究——以清代云南二元环保模式为例

明清时期,边疆民族地区环境灾害的发生随着开发的深入日趋频繁,地方的环境保护逐渐形成了官方法制及民间法制共存互补的二元环保机制。官方推行的植树禁伐令等措施得到了各民族的认可,民族地区从自然崇拜及乡规民约、习惯法层面推行的生态联保措施也得到了官方支持,形成了官方与民间两种环保法制并存共进、相辅相成的模式,并在具体的生态管理实践中高度契合。官方认可并支持民间环保法制及其实施,民间环保法制依赖并弥补了官方法制的不足,从而使云南民族区域的生态环境长期保持了良性发展态势,彰显出边疆民族地区二元环保机制的现实资鉴价值。

邹硕儒先生楹联论略

清代滇人擅联,当代滇人也擅联,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邹硕儒先生即是联句圣手,是当代云南颇有影响力的诗词楹联大家。邹硕儒先生的楹联,继承了明清云南文人楹联创作的优秀传统,状景、咏史、参禅、唱和、哀挽无不入联,尤其是其咏滇风物联、咏史联、唱和联,表现手法贴切巧妙,情思绵绵,视野阔大,体现了滇域文人的风雅。

《明史·地理志》云南地区疑误考正

《明史》考证精审,体例严谨,于正史中尤受推崇。然因受资料匮乏、转录失误、政区频更等多重因素影响,其《地理志》中涉及云南地区的记载仍有讹误。今据方志、文集、政书、地图集等相关资料,从方位、里程、年代、水名、地名、政区诸方面对7则条目勘误校正。总体而言,《明史·地理志》详略得当,可靠性高,但征引时仍需参照其他文献,以免疏误。

心态、意识与共同体:“云南人”身份的形成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云南的民主革命进程同“云南人”身份的形成密切相关,从“边疆族群”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转向是这一身份的形成脉络。云南民众作为云南民主革命主要实践者,其心态的变化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同步产生的,这一过程对“云南人”这一族群身份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是云南民众“心态”的历史性跨越,也是民众国家认同的完成态。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从社会环境、政治形势、社会生活等要素出发,探讨近代云南民众心态的发展历程,是观察近代云南民主革命历史轨迹的全新视角,同时也是对“云南人”身份形成过程的全面考察。

《滇海虞衡志》所见清代云南动物与人的关系述论

《滇海虞衡志》共有13志,其中,《志禽》《志兽》和《志虫鱼》三志专门记载动物。从环境史和动物史角度看,清代滇境动物与人的关系的本质可归结为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对立关系”。首先,清代滇人对动物的分类并未摆脱中国古代动物分类传统,具有随意性特征;其次,他们对于动物的价值认知多在经济功用方面,认为动物与动物的关系存在互变和相克机制,对动物与气候的关系解读具有科学性与随意臆测交织的特点;最后,清代滇人将灾害文化中动物的角色大体分为三种:一是致灾因子,二是禳灾仪式的载体(或对象),三是诸多忌讳与习俗的核心要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分野——基于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的分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人类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尚未达成真正一致的理解。在中国人类学史上,1928年史禄国主持的云南调查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和历史事件。当下之学界对史禄国的认识尚模糊,对其“云南调查事件”的判断亦属苛刻有余、难称公允,且没有根据史禄国本人研究脉络和当时国内对于人类学学科的认识来加以“理解式的同情”。其背后反映了学人之间学术纷争以及学科理解上的分野,由此也可一探当时人类学范式的多重叠加。对于史禄国在滇之成绩的不同评价,体现了傅斯年与顾颉刚和其他学人对于人类学的不同理解:傅斯年重在人类学,而顾颉刚偏重民俗学;在评价标准上,傅斯年是明白体质测量的意义的,而顾颉刚等依然坚持文字式的研究报告。史禄国、杨成志的云南调查已成为中国人类学百余年历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范例,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极佳窗口。

“委悉具书”与“《春秋》遗意”:两《唐书·本纪》记云南事之再比较

《旧唐书》与《新唐书》的“本纪”部分均记载了云南地区史事,且表现出不同的史学特征。内容方面,《旧唐书》的记载丰富、翔实,却有“委悉具书,语多支蔓”的问题;《新唐书》叙事简略,但亦“删削过甚”,有害于史书意涵的准确表达。义例方面,《新唐书》较之《旧唐书》更能体现出“《春秋》遗意”,但并未完全落实于史书内容。总体来说,两《唐书·本纪》记云南事,保存了云南地区相关史料,反映出唐廷与西南割据势力的客观历史关系及深沉的时代气息。

论古窑遗址的发掘保护与云南陶瓷史研究

云南陶瓷史是中国陶瓷史的组成部分。云南陶瓷史研究中存有历史文献缺少与古窑遗址发掘滞后两个难点。古窑遗址的发掘和保护是云南陶瓷史研究的基础与关键。青花瓷器的断代、陶瓷生产工艺、生产组织方式、技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古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及遗物研究。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投入人力与物力,组织科学考古发掘,并在有条件的基础上,建立考古遗址公园,促进地方文旅的深度发展,加强古窑遗址的保护。

方国瑜云南汉族移民史研究述评

方国瑜先生作为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诸多学术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方先生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为指导,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云南汉族移民史的框架体系、云南汉族移民概况、汉文化对云南的影响、南中大姓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为云南汉族移民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方先生的上述贡献对于中国移民史、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方国瑜先生对云南水利史研究的贡献

方国瑜先生是一代史学大家,他毕生致力于云南地方史等领域的研究,对现代云南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开创者和奠基人的作用.方国瑜先生对云南水利史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整理云南史料荟萃成《云南史料丛刊》和《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为云南水利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文献和资料收集线索;二是率先垂范撰写云南水利史研究成果,为云南水利史研究起到良好示范作用;三是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为云南水利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史学理论支撑.

方竹文化与产业:历史与当下的对位——以昭通地区为例

方竹作为一种特殊竹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价值与地位,从异类竹种的文化衍生,到与儒、释、道相结合的意象载体,方竹成为集萃德行的“全德”象征。在中国文化史中,方竹留下了底蕴丰富且厚重的文化记录,也存在着以制作手杖为主流、兼及家具与居家用品、乘物容器制作、景观布置的物用形式。文章借助于史籍文献,从产地、文化意味、物用形式等方面对方竹进行考察分析,将历史与文化对位当下相关产品的开发,为方竹生态产业发展提出了新思路。

云南中医古籍述要与成书背景探析

中医古籍作为中医药知识的载体,是中医医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从地域视角梳理中医古籍信息有助于了解地方中医药文化特色和发展脉络。为研究云南省中医古籍的撰著历史,笔者从云南旧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中整理出10类86种医籍。云南中医古籍总体数量不多,但基本涵盖了中医文献各大门类,内容丰富多样;著者籍贯遍及云南省各地域,以滇中地区较为集中。云南医籍撰著的历史与中医药文化在云南的传播、地方疾病的发展史以及本地刻书业的兴盛等多种背景因素相关联。这些医籍反映了云南本土医药文化特色,为探索地方医学史,丰富中医药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云南马铃薯栽培历史、耕作制度和民族特色的地方品种资源

云南在 1 848年前就有马铃薯的栽培记载。在现代史中经历了三次较大发展。复杂的地理、生态和气候环境形成了多样性的耕作制度。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内还保留着丰富多彩的、内地早已难见的马铃薯地方品种。这些具有民族性的品种 ,是宝贵的种质资源。

2014年云南鲁甸M_S6.5地震震源运动学特征

使用中国数字地震台网记录的区域宽频带波形,通过频率域和时间域多步反演,研究了2014年云南鲁甸MS6.5地震震源运动学特征.基于点源的震源机制解揭示：地震发震断层面参数分别为走向342°/倾角83°/滑动角-34°,表现为一次左旋走滑型为主兼有少量正断倾滑分量的事件.质心在水平方向位于震中（103.354°E,27.109°N）东南约5.4km,最佳波形拟合的质心深度约4.4km,平均总标量地震矩M0为2.1×1018N·m,矩震级MW约6.1.破裂过程图像显示：此地震为一次不对称双侧破裂事件,破裂半径约10km,整个破裂面积为227.6km2,平均滑动量约0.16m.破裂在6s内释放了大多数能量,震后0～2s,破裂以孕震点为中心向NW和SE两侧同时扩展,2s后,破裂表现出明显的方向性,主要向SE（沿走向342°相反方向）扩展,故导致SE向多数台站视破裂持续时间总体偏小,最小值为2s.约6s后破裂基本趋于停止.推断鲁甸地震破裂在上地壳浅层集中释放了大多数能量是导致灾害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