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云南经济碑刻二通考释——兼论碑文所见的土地交易

本文考释了云南昆明、通海的两块寺庙常住碑。首先,以原碑为基础重新录文,并特别指出《盘龙禅庵诸人舍施常住记》并非元代原刻,而是晚近时期补刻。其次,结合元代滇池东南缘、杞麓湖周边地理,利用方志地名等资料考察两通碑刻所载地产的大致方位。最后,考察碑刻内容反映出的土地交易情况,指出元末昆明、通海的土地市场是活跃的,土地交易频繁且常见远距离交易,种子地价格普遍高于一般水田,土地价格能够反映出土地性质的差别。

从石刻看明清时期云南的诸葛亮崇拜

石刻作为一种具有文物性质的文献,记载着各地的历史与文化,比如云南境内就留存着一些与“武侯祠”有关的石刻,从中可见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的诸葛亮崇拜。这些石刻集中在滇中与滇西两地,滇中地区(包括昆明、曲靖、楚雄和玉溪)的石刻反映的是对于“圣人教化之功”的崇拜,滇西地区(主要集中于保山和大理)的石刻反映的是对于“神明庇庥之功”的崇拜。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石刻中体现的诸葛亮崇拜都是云南各民族对中原地区汉文化的认同。这种历史文化现象不仅推进了云南各民族的团结与进步,还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的交融与发展,更为云南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民俗文化和丰富的精神余韵。

中国汉画像石与古埃及石刻艺术的比较

汉画像石艺术是我国汉代独特的艺术形式,对我国后来的艺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古埃及石刻艺术在世界上也独具艺术魅力。总结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及特征,我们发现,虽然我国汉代画像石刻艺术与古埃及石刻艺术相差千年,但他们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征有很多极其相似之处;而且形成这些艺术的社会背景、宗教思想也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当然它们的不同之处也有很多,本文就此进行分析比较。

古代金石学者对云南石刻之考证

中国古代金石学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而有关云南的却仅有《隶释》收录的一通汉碑。至清代,中国的金石学再次出现高峰,著名金石学者王昶及阮元父子相继来滇,亲自寻访石刻并著录,通过他们的著作,云南石刻才逐渐为世人所知悉。

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文献存藏现状及保护研究

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文献内容极其丰富,具有实物史料功能。文章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字碑刻进行了调查,分析其利用和保护的现状,发现有关部门虽已采取措施着手保护,但仍不足以扭转当前不容乐观的形势,仍需通过扩大宣传、资金资助、人才培养、数字化保护等措施加强对碑刻的保护。

同仁堂乐氏家族的针灸缘——从《勉学堂针灸集成》展开

《勉学堂针灸集成》这本编纂过程就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小书问世之后，又机缘巧合地与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相遇，使其解密历史的功用远超出了该书本身的学术价值。该书的编者正是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在编纂该书的同时，乐氏还仿制了明代正统针灸铜人。200多年后，乐氏家族第12代子孙乐镜宇又精校家传《明堂图》并勒石刻碑以为规范。乐氏家族以一家之力创立的针灸伟绩，实不逊于明正统八年为建北京太医院，以国家之力重铸天圣铜人、重刻《铜人图经》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