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参与:边民守边固边行为的形式与逻辑

在边境治理中,边民守边固边行为是一种参与性行为。而这种参与,又可以分为个体化参与和组织化参与。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由边境地方政府推动下形成的组织化参与,则是更为普遍的主导形式,并使边民能够以更具针对性、权威性、规范性的方式协助边境管控。与此同时,边民的组织化参与,还在时间、空间和组织类型上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伴随边民守边固边行为的组织化运行,由此产生了多重效应,包括强化边民身份的体制性特征、明晰权利义务关系、规范守边固边行为、扩散戍边文化等。当下,深刻把握边民守边固边行为组织化建设新的发展趋向,需从组织属性的重新定位、组织规模的限度与调适、组织形式的再造等层面来加以审视。

论九一八事变后民国学人的东北“学术戍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国家在国际联盟的调查中提供有力证据。此后“禹贡”学人也顺应时代将研究重心由地理沿革转向边疆史地。全面抗战爆发后,金毓黻著《东北通史》进一步证明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完成“学术戍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于东北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体现了一代爱国学人群体的家国情怀。

治广以狭与人地相宜:晚清南疆二道政区变迁及基层职官的选任

清代收复新疆后,南疆地区的喀什噶尔道和阿克苏道于光绪八年建置,是新疆建省的重要准备,也是清朝国家政治制度在边疆地区不断深化的具体表现。其后以“量地置邑”及“治广以狭”为基本理念进行的政区增置和调整,则是政区设置对边防危机与治理困境的反应,突出表现了政区设置对巩固边防、完善基层治理的作用,并奠定了现今南疆地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在政区设置的同时进行政区分等,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套较为成熟的职官选任体系。为最大限度地使地方社会治理“人地相宜”,作为新设政区,南疆二道虽有明确的缺分等第,却并未照章办理。政区分等与职官选拔基本背离,成为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全国州县“停部选”的先声。

粟特军将安思顺与唐代河陇边防

安思顺是从后突厥汗国进入唐朝的粟特人,绝大部分时间活动在陇右、河西、朔方等西北地区,在唐代西北边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安思顺早年从后突厥逃奔唐岚州,可能随薛讷参加了对奚、契丹的战争,旋随旧主调往陇右抗御吐蕃,天宝时升为朔方、河西节度使,也是唯一一位粟特人河西节度使。在节度河西期间,安思顺不遵朝命,拒绝接受高仙芝接替其任,迫使唐廷同意他留镇河西,原因可能是其背后粟特人控制丝绸之路贸易的利益所致。他统治下的河西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成为盛唐时代最繁荣的区域。安思顺与安禄山为兄弟关系,天宝时分别控握唐朝西北、东北军政大权,形成北部边境的粟特弧形势力圈,对唐朝影响极大。安禄山起兵反唐后,唐朝很快诛杀安思顺,以免遭受两面夹击的危险。

吐蕃边防机构设置与管理略考

吐蕃设置“三勇部”(dpav-sde-gsum)和“四哨一驿”(so-bzhi-tshugs-gchig)等边防机构,专职负责镇守“大哨卡”及“小哨卡”。文章通过考证明确了“四哨一驿”为四个哨兵组成的哨卡,该防御机构成员除吐蕃人之外还包括于眞人等其他族群,常见成员组合形式有“4个吐蕃哨兵”或“2个吐蕃哨兵+2个于闻哨兵”。同时,吐蕃还设置了具备邮政兼防御功能的“防御驿站”(so-slungs),驿站最初主要行使传递文书的通信功能,后因边防需要逐渐承担起军事防御职责,成为军事防御机构。为充分发挥以上军事防御机构功能,吐蕃将边防事宜纳入施政法规“六大议事原则”(bkav-gros-chen-po-drug)之中,以法律条文保障军事防御机构的运行。吐蕃还实行定期登记“哨役”(so-babs)人员信息、选派哨兵(sobskos)或增加哨兵(so-snon)等制度,有效监督管理哨卡与哨兵。组织成立“防御管理司”(so-vtsho)和“防御督查司”(so-nyul)负责监督、管理边防工作,并安排“运输司”(ri-skyel)保障边防后勤供给。

边境城市功能监测分析——以黑河市为例

以黑河市为例,针对边境城市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搭建监测评估体系,综合分析建成区用地布局和发展态势,人口布局和产业结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程度,交通网络建设及区位条件,以及生态用地面积、分布及变化规律等;监测评估成果表明,黑河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度较快,生态功能用地空间格局稳定,但仍存在建成区土地利用率较低、城乡融合发展程度较低的现象。研究结论可为边境城市监测评估体系构建提供参考,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应用德尔菲法构建云南疟疾咨询服务站评价指标探索

目的应用德尔菲法构建云南省疟疾咨询服务站的评价指标,为云南消除疟疾后科学、可靠的评估服务站效能提供依据。方法于2016年6月—2018年8月设立研究组,经查阅文献,组内讨论,拟定服务站评价指标池,对22名从事疟疾防治的专家进行3轮问卷咨询,用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得出评价指标。结果3轮问卷的有效回收率分别为100%(22/22)、90.9%(20/22)、81.8%(18/22);专家对指标的重要性赋值均数为5.20,权威程度均在0.70以上;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619、0.600、0.763(P<0.001);最终共筛选出3个一级指标和4个二级指标。结论本研究筛选出的评价指标专家代表性强、权威程度高、专家意见集中、协调性好,如何科学、合理、有针对性地使用该评价指标,是保证服务站发挥其应有效能,为疟疾防控提供有效保障的关键。

边境治理中“体制吸纳型”群防组织探析--以外事界务员为例

地方政府通过“体制吸纳”方式,将分散的边民个体统合起来,进而建立了具有守边固边功能的群防组织。基于外事界务员组织的考察可以看到,历史上边境群防组织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的,此后随着边境治理活动的推进而不断完善。依托于选拔、培训、考核的行政管理体制,群防组织得以规范化运行,并按照“吸纳性治理”逻辑嵌入边民熟人社会、处置边境微观问题、参与管边控边。但与此同时,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不能完全适应边境治理形势和需要。应立足建设“边民有责、边民尽责、边民享有”的边境治理共同体的全新要求,推动边境群防组织转型升级。

清朝的出入境人员管理制度及其在西南边境的实践

康熙时期,清朝初步制定了全国性的出入境人员管理制度,此后在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时期有所调整,内容渐趋细化。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西南边境出入境人员管理制度的条款和实施进程,与全国性出入境人员管理制度的内容和实施进程并不同步。清朝政府又制定了适用于西南边境的地方性出入境人员管理制度,并根据西南边境的历史发展态势随时调整。此外,清缅战争期间乾隆朝封锁中缅边境,禁止所有人员出入,目的是使缅甸物资匮乏,防止境内信息泄露,以尽快取得战争胜利,并在战争结束后惩罚缅甸,即使如此,中缅边境依然有许多境内外人员非法出入。

守边固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中俄边境民族价值探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原创性论断,阐释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成为“铸牢”的首要问题。从时间维度的历史演进来考察黑龙江流域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疆域的开拓和共同历史的书写,从民族特征维度的文化流变现象来考察中俄边境地区民族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地理空间维度来考察当下铸牢边境地区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巩固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可以发现这三个维度客观呈现了中俄边境地区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我国军事文化遗产研究综述——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从多角度阐述军事文化遗产研究的意义,借助CiteSpace对近15年我国军事文化遗产相关研究的中文期刊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梳理出军事文化遗产的研究主题为调查与分析、价值与保护性开发策略,提炼出研究的热点与趋势为边防设施、海防设施、抗战遗址与革命遗址,并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专业技术更新角度对其进行述评。此外,还得出我国军事文化遗产研究的总体特征,并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军事文化遗产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植物激素在稻瘟病菌-水稻病理系统中的作用

植物激素是植物产生的化学物质,用于调节植物发育、应激反应和防御的各个方面。最近的研究表明,病原真菌也可以产生植物激素或植物激素模拟分子,但对于这种真菌产生的植物激素分子在植物-真菌相互作用中的作用和调控机制的细节仍知之甚少。稻瘟病菌对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阐明稻瘟病菌致病性和水稻针对稻瘟病菌的防御机制,以便为开发新的病害控制策略以及培育抗性品种提供理论基础。过去研究已证明植物激素在调节水稻生长平衡和提高水稻的免疫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一些研究发现,稻瘟病菌进化出精细的方式来控制水稻植物激素的代谢,甚至在其入侵过程中直接产生和分泌植物激素。通过研究稻瘟病菌-水稻病理系统来展示植物激素是如何参与这种跨界交流的。

桂林透江堡文书所见明中后期广西兵堡的建立与运作

传统中国有着漫长的边疆治理经验,对巩固与发展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少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边疆治理经验直至当代仍有其参考意义。屯垦戍边是古代中国治边策略的重要内容。明嘉靖年间,广西地方官府开始在广西东部的军事要地大量设置兵堡,并招募桂西土兵耕种戍守。要对明中后期广西兵堡的建立与运作进行研究,才能理解其设立经过及其与周边地方社会的复杂关系。通过以桂林北部义宁、灵川二县的兵堡设置、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桂林透江堡文书为主要材料,分析相关文书的编纂背景、动机与历史重构的过程,从而深化对明代广西兵堡运作模式的认识。经过研究后可以发现,明中后期桂东兵堡的创设,往往以地方编户与瑶僮人群之间的矛盾为契机,经过官府征剿后,土兵在本地定居成为堡兵,瑶僮的土地成为堡田。这段屯戍历史,在明清易代后仍然为堡兵后代所继续强调。明清广西兵堡参与地方建设与职责调适的相关历史经验,对今日的边疆屯戍政策仍有其参考价值。

低功耗全天候边海防监控系统硬件电路设计

边海防是国家安全的战略防线,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的安全环境都发生着巨大变化,边境与沿海地区日益成为内外矛盾和利益的交汇地带,但是边防区域地理位置复杂、边境线漫长,无人值守边防站、出入境口岸等边境监控重点区域分布广、与监控中心距离远,且微波、雷达等周界防护手段受限于自然天气,对边海防地区的安全管理造成极大影响。因此,该文旨在设计一款超低功耗、低成本、分布式且全天候远距离边海防监控系统,适用于对无人区、边境区等点多线长面广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控,可全面提升边海防管控能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建构历史演进、机理与路径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作为党的二十大的重要内容的提出,足以证明其在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建构国家安全体系的初衷是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学科领域的兴起则源于国家安全问题具有综合性,涵盖多个学科,是单一学科所无法解决的。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透视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的基本特征,把握体系要素化、法治化、系统化的建构机理。同时,追溯我国历史上的安全思想渊源,以系统方法,从体系要素、结构、安全环境维度审视国家安全体系制度存在的不足和短板,以安全理念、领导体制、安全制度、保障力量为载体,提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建构路径。

欧盟一体化边海防体制及启示

为维护内部边界和外部边境的安全稳定,欧盟通过相关条约确立一体化边海防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成立具有强制力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负责一体化边海防管理,构建以《申根边界法》为核心的一体化边海防法律制度体系,实施便捷的边境通行制度,并颁布大量可操作性法令,有效维护了欧盟安全稳定与秩序,也促进了一体化建设与发展,但也存在激化地缘政治关系、经济衰退及成员国权力博弈等问题。欧盟一体化边海防管理体制,对健全完善我国边海防体制,维护我国边海防安全稳定具有借鉴意义。

唐宋时期云贵高原中东部边防溪洞研究

唐宋时期赤水河东北西南走向以东到沅江中游一带遍设边防溪洞。这片土地是云贵高原向中部高中山丘陵过渡带,由此而塑造了高度复杂的过渡性地理、经济与族系社会,致使秦汉以来中原各大政权皆难实质控制,成为唐宋王朝与南方、西南大型民族政权博弈的缓冲带。各方借助这里重山复岭的复杂地貌和“无大君长,纷纷籍籍,不相统制”的政治结构,争相拉拢或羁縻之。这一历史格局使得近六个多世纪以来,这片溪洞社会的结构与演变,除延续其内生传统特质外,也嵌入来自唐宋王朝与南方各大型民族政权互动的时代内容。

“混合战争”对我国边海防安全的冲击影响及对策

“混合战争”颠覆了以往战争形态,是一种“战争界限模糊、对抗领域融合”的新的战争形式,自出现后就受到美俄等世界军事强国的极力推崇和广泛运用,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越来越突出的重要作用。基于前期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外军理论创新及实践运用情况,简析美俄“混合战争”理论与实践的产生发展,以立足我国我军实际,科学界定和准确把握“混合战争”,进一步深化对其的理解认知。从我国边海防安全形势出发,综合分析应对多域安全威胁、内外联动影响、隐形模糊难测、复杂多元主体等“混合战争”带来的冲击影响。围绕打牢安全基础、塑造安全态势、筑牢安全屏障、拓展安全领域、形成安全合力等方面,研究探索应对“混合战争”的策略举措,以期为维护边海防安全稳定乃至国家长治久安提供理论支撑。

新时期加强船艇专业实战化人才培养的思考

为提高新时期边海防部队船艇专业实战化人才培养效益,分析当前船艇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新形势,指明深化实战化教学改革面临的矛盾问题,从深刻把握船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聚力深化教学模式改革重点、着力打造知战晓战师资队伍、坚持从严治学从严治教原则、充分发挥文化激励感召作用5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晚明钦州边防武官邓钟的《安南图志》及其安南认知

《安南图志》是一部稀见明代安南交通图志。此书由时任广东副总兵的邓钟编写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爆发的钦州之乱中,内容包括安南简况、往来安南海上航路和相关航海技术信息等。此书记录翔实准确,呈现了明代海疆驻防武官对安南相关问题较高的认识水平,也记录了他们对明朝与安南关系跟一般文臣有所不同的看法。邓钟对安南的认知既来源于早年师承和交游关系,更得自在沿海边疆长期应对安南侵扰的亲身体验。其经历和观点在晚明钦州等地的边疆守官和武将群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对这一稀见文献的考察,或有助于学界补充和拓展对明与安南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