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咸阳北周宇文觉墓发掘简报

2022年7月~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北贺村发掘了北周宇文觉墓。墓葬地表带有完整的围沟,地下结构与北周中型墓葬接近,随葬器物以各类陶俑为主。宇文觉墓的发现为北周开国时期政治斗争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也为北周其余三座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指示信息。

玉温汤加减治疗儿童腺样体肥大临床经验

腺样体肥大是小儿常见病,是腺样体在炎症反复刺激下出现病理性增大,以鼻塞、打鼾、张口呼吸为主要临床表现,久则形成“腺样体面容”,影响患儿生长发育、认知能力、心理行为异常等,中医将其归属于“鼻窒、鼾眠”等范畴。目前西医治疗儿童腺样体肥大易反复,潜在风险多,故在临床上采用中医药治疗的优势越发突出。李伟伟教授认为儿童肺脾不足是本病内在病因,气虚痰热是其主要病机,故本病病性属虚实夹杂,中医辨证为气虚痰热证。对于腺样体肥大患儿在治疗上一则补益肺脾之气,二则清热化痰,宣通鼻窍,三则固护中焦脾胃,消食导滞,以恢复脾胃健运之职。临床运用玉温汤加减治疗本病,疗效显著,全方一则补益肺脾,益气固表;二则清热化痰,疏利气机;三则健脾和胃,消食化滞。文章总结了李伟伟教授经验,并分享案例一则,旨在为临床提供参考。

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

"语文"一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被确定为我国母语课程新名称前已有六十多年的应用史。"语文"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产物,在当时被赋予了语言救国的使命。这一词语在20世纪上半叶已普遍使用,且已成为当时我国母语教学界话语的关键词,其本义是"语言(口语)文字(书面语)"。新中国成立之初"语文"被命名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有着当时政治、文化和课程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这一名称也存在着两大内在缺陷:名实不符以及名称中民族或国别标识缺失,几十年来已给我国母语课程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当前,由于我国母语教育界对于"语文"一词使用史的集体性遗忘,造成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内在缺陷的忽视。

在母语课程的源流中重新审视课程目标的取向——兼与徐林祥、杨九俊二位先生商榷

"语文"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非叶圣陶于1949年创造。"语文"与"国文"不是同一概念,中学语文课程经国文课程继承了晚清早已经独立设科的经学和中国文学的衣钵,二科合一科,任务之重远远超出了语文课程本身的负荷,也造成课程目标模糊和课程内容混杂的问题,而旷日持久的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论争也源于此。须给语文课程减负,促成母语课程框架下的语文科和文学科的分科教学,使母语课程真正走上科学化建设的轨道。

语文科百年正名史论

"语文"学科的名称,从最初的群名到"国文",到改"国文"为"国语",到部分恢复为"国文",到改"国文"和"国语"为"语文",到改"语文"为"汉语"和"文学",最后完全恢复为"语文"。其正名的过程,是一个论争的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其本质的不同认识。今天,之所以其他名称无法取代"语文"而作为这门学科的名称,是因为"语文"已成为一个能揭示这门学科的本质属性的"概念",而其它名称只能是揭示其某一属性的"名称"。

语言·语文·语文教育

叶圣陶先生所说的"语文就是语言",已经包容了"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的含义。语文教育既包含口头语言的学习,又包含书面语言的学习;既包含语言形式的掌握,又包含语言内容的理解;既包含语言系统和规则的学习,又包含言语行为的训练和言语作品的学习。语文教育就是关于祖国语言的教育。汉语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语,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母语。中国语文课程教材要体现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的特点;中国语文教学应按照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的规律来进行。

关陇集团形成原因的一点新认识——从宇文泰称霸关陇与武川镇豪帅之关系谈起

宇文泰被贺拔岳军中武川镇豪帅拥立为首领,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同乡关系,而是宇文泰具有贺拔岳军中诸将无法比拟的威望、军事政治才能和在关陇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贺拔胜等武川镇豪帅西返关中,是宇文泰为维护关陇统帅地位、与梁武帝进行政治交易的结果。宇文泰在称霸关陇的过程中,出于维护自身地位、防止武川镇豪帅结为派系而难以驾驭的考虑,对其群体采取了利用、限制、打压、分化的政治策略,使武川镇豪帅在日后的关陇集团中仅是统军作战、没有派系和军事实力依托的将领群体而已。

民国时期语文教科书单元编排体例与文学教育的形态

随着白话文进入教科书,语文教科书的文类编排日趋稳定,文学在固定的分类模式下开始做与思想或语文知识相结合的探索。一些教科书通过设置单元主题实现文学教育,也有一些教科书把文学作品当作语言文字的材料。以《国文百八课》为代表的教材使语文教育在方法上趋向于科学化,但文学教育并没有在教科书中找到适合的实施方式。厘清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各自的目的,如何更好地协调二者的关系,成为困扰中学语文教学一个世纪的问题。

“关中本位政策”新论——以隋唐帝国形成的基础要素为中心

"关中本位政策"是隋唐帝国形成的政策基础,主要包括军力基础、财力基础和文化基础。关陇集团创立者立足北魏政治遗产、关陇地域、姬周礼教、文武人才等客观基础,采取系列举措,将政策基础要素进行系统整合,建构出一套高效、有力的军政系统,为西魏北周隋唐的东西南北扩展提供了充分保障,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魏孝武帝与宇文泰称霸关陇探微

宇文泰成为贺拔军首领,仅是为其称霸关陇积累了一定的军事实力。真正使其迅速成为关陇的最高统治者的原因,主要是北魏孝武帝利用他东出与高欢决战的政治需要和宇文泰所打出"匡辅魏室"的政治旗号。孝武帝西入关中,使偏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取得了继承北魏正统性的政治优势,却使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的高欢陷入到"篡权逐君"的政治困境之中。虽为维护自身权力,宇文泰秘密除掉了孝武帝,但出于纠合各方力量,称霸关陇与高欢对峙的考虑,仍要长期奉行尊崇魏室的策略。而这则是全面认识陈寅恪先生所提"关陇集团"理论的一个前提。

试论慕容鲜卑崛起辽西

慕容鲜卑为东部鲜卑的一个分部,是东胡的后裔。该部迁居辽西地区后,在鲜卑杰出的领袖人物、军事家、政治家慕容廆及其子慕容皝的领导下,积极地吸收中原传统的汉文化,迅速改变了本民族原来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慕容廆尊王攘夷、劝课农桑、发展教育、设置郡县、安置流亡,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效果,为辽宁地区开发、民族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爱国主义语篇的概念意义构建研究

人教版语文第一册中有四篇课文是以传递爱国主义价值观为宗旨的。选取其中《我多想去看看》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符际互补理论框架,研究如何通过文字和图像符号系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形成连贯的语篇,分析结果表明,文字图像之间的符际关系着重在"国旗"、"地点"、"升旗仪式"以及"观礼"等方面;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可以通过文字和图像符号系统的互补形成连贯的多模态语篇并传导主流价值观。

论朗读的发展空间与语文教学的切入点

体现语文的文学性特征的有效手段是朗读,朗读在教学实践中有着远为丰富的发展空间,并理应成为文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先协和”与关中本位政策

西魏大将贺拔胜提出的"内先协和,顺时而动",是理解关中本位政策的钥匙。宇文泰执政时期,其政策基本是按照这八字方针实施的。"顺时而动"是对宇文泰不顾与东魏的实力差距,急于求战的批评,教训来自河桥之战和邙山之战的失利。两次战役的失利也暴露出武川集团内部的摩擦。"内先协和"就是先巩固好内部团结。贺拔胜无疑强调武川集团内部的协和,宇文泰基于在关陇社会的经验,更加强调武川系势力和非武川系势力的融合。从大统九年之后宇文泰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行为综合考量,关中本位政策是一种强调内部融合的政治文化实践。

宇文恺:划时代的营造巨匠

中国历史上名都大邑规划总是同著名规划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对规划家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规划的精神，深入理解中国规划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隋代营造巨匠宇文恺的生平，分析了他所规划设计的大兴城、仁寿宫、洛阳城、明堂四个典型作品，并尝试从六个方面对宇文恺的规划设计思想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了其对中国本土规划的影响及其现代启示。与此同时，在分析前人对宇文恺所作历史评价的基础上，对其在规划设计领域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整体评述，对于整体认识字文恺的历史贡献和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走近玉纹——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费穆的《小城之春》

作为开诗化电影先河的《小城之春》在今人看来,依然烛照着女性意识光辉。本文试图以影片女主人公——玉纹的女性形象为契入点,从导演有意识地赋予她有特有的叙述视角及对她的形象塑造和展现方式,以此来读解费穆尊重女性、敬仰女性的女性意识观。

北魏《宇文善墓志》考述

北魏《宇文善墓志》拓片存于郑州市华夏艺术博物馆,墓志内容不见于各种出版物。现誊录公布墓志全文,并从墓主人的世系和生平两个方面对墓志进行解读,为深化北魏史研究提供方便。

西魏时期关陇集团之形成

北魏末年,宇文泰割据关陇,魏孝武帝因与高欢矛盾激化而率众西就宇文泰,追随魏帝或忠于魏室之山东人士也由此陆续入关。宇文泰尊立魏帝,与高欢所控制之东魏形成东、西对峙之局面。宇文泰虽以六镇鲜卑为创业基础,但人数寡少,既不足与高欢抗衡,又不能对关陇豪强形成压倒性优势,故其政策,必以调和胡汉,融冶六镇、关陇与山东人为一体为指归,形成陈寅恪先生所谓之关陇集团。西魏大统十六年,府兵组织系统正式成立,标志着关陇集团正式形成。

“语文”概念与人文及人文性之关系

"语文"是汉语母语教学中的概念,其本体是以文化素材体现人文精神的口语和书面语。人文是语文教学涉及到的文化素材,人文性是人文蕴含的精神内涵。明确语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语文与人文及人文性的关系,对于语文教育理论、语文教学实践、语文教材编纂和语文教育政策的研制具有导向意义。

宇文虚中疑案史书记载异同及其背景述论

关于"虚中之死",金源、南宋史书有关资料的出处记载颇异,并持有两说。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宋金的某种对立隔阂及关系的隐微,对史书记载特定背景的阐述,也在于使氛围之中的人物不明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