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几个问题的历史考察

关于李大钊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的作用以及他与吴佩孚、白坚武的关系、参与罢工的张国焘等人的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人数等问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甚至盲点。经考察可知,李大钊是早期京汉铁路工人力量的重要培育者和发动者,他利用好友白坚武为吴佩孚高级幕僚的条件,与吴佩孚三次会晤,为京汉铁路工人以及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李大钊对吴佩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但未预料到大罢工的突然爆发以及吴佩孚的迅速变脸。大罢工爆发时,李大钊正在武汉;“二七”惨案后,他被迫到上海避难。李大钊强烈谴责吴佩孚的暴行,并因此与好友白坚武断交。张国焘等中共党员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成立大会,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并分别到汉口、长辛店指挥罢工斗争。

毛泽东与长征“落脚点”的确立及其巩固

陕北被毛泽东称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然而当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中旬到达陕北之后,仍旧面临着来自内外两方面严峻的生存压力。中共中央通过三方面的努力,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实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一是果断纠正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问题,挽救了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奠定了基础;二是调整统一战线政策,在艰难环境下实现了国共两党由战而和的关系转变,为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保障;三是稳妥处理张国焘问题,化解党内危机,实现党内团结。在巩固革命落脚点的过程中,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事实上”领导人的毛泽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一元化领导的主要动因、举措和成效

中国共产党由于受“王明路线”影响,曾遭受重大损失,也影响中共党组织领导权威,诱发张国焘以军事实力为依靠挑战中共党的领导权威。延安时期,中共在面对全面抗战新局面时也曾出现中共党组织对军队、政权以及其他中共领导的组织和团体弱化和虚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共发展的亟待解决的严重制约因素。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将中共建设成为中国革命领导核心的任务和使命,通过处理典型党军关系事件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确保中共党组织一元化领导的实现。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决议和决定明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并组织召开专门会议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延安时期,中共加强一元化领导强化了中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巩固了中共党组织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借助党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中共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也推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形成。

坚持原则与注重策略统一范例——中共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研究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为维护党内团结,对张国焘进行耐心争取工作,但是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等原则问题上则采取坚决斗争,颁布《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明确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争论和分歧实质。张国焘抵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对其在长征期间所犯错误进行了集中批判,颁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其错误进行政治定性,但在组织处理上对张国焘仍采取团结方针。当张国焘谋划和实施脱离中共党组织过程中,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其进行耐心挽留和规劝,但是当得知其“脱党”决心已定后,立即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和《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清算张国焘在中共革命史上错误,消除张国焘问题在中共党内军中消极影响。中共中央处理张国焘问题实现了中共中央处理党内问题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转变,是其处理党内分歧既坚持原则又注重策略的范例。

对红军长征中“密电”问题的看法

长征中有无"密电"问题的争论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难点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特别是关于"密电"的内容分歧颇大。资料表明,这封"密电"许多人曾经接触过,就这点而言,这封电报不是绝密的,而是红军内部一封普通的军事电报。这封电报与红军的分裂没有因果联系,对分裂不起决定性作用;红军的分裂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分歧和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话语权之争、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控制与反控制之争,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斗争的核心。

共产国际与西路军的失败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以往,无论是《毛泽东选集》与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还是西路军幸存的高级将领及一般官兵都认为,1936年10月西路军经甘肃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然而,历史真相却是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后,鉴于该地的生存危机,乃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要求,同时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即红军几个方面军西进,占领西兰大道与宁夏北、南部,以打通国际路线,靠近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准了这个计划,共产国际与季米特洛夫等在随后的红军西征及西路军失败的过程中,多次给予了援助。实际上,张国焘对《宁夏战役》是持反对意见的,其原因一是考虑宁夏地域狭小,不利发展;二是为了保存四方面军的实力。但最终张国焘在与中央领导包括陈昌浩发生矛盾后,作了妥协,并让陈昌浩向下作了传达,这就是张国焘再次分裂红军的由来。

中共二大“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其理论来源是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经1922年初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强力推介以及各种相关翻译件的多方传播,最终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主渠道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统一战线是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对中国共产党日后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冤案:反“改组派”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开展的大规模反“改组派”斗争,杀害了大批优秀党政干部、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这场在革命阵营内部开展的反“改组派”斗争是一起历史冤案,它也是直接导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长征期间张国焘分裂事件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启示

长征期间,张国焘因在红军战略方针问题上与中央发生分歧,制造了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恶性事件。事件发生后,党中央以及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与张国焘进行了不懈斗争,最终实现了党和红军的统一。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处理,对于今天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着重要启示:要达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目的,规范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增强政治意识是根本保障、增强大局意识是根本遵循、增强核心意识是根本原则、增强看齐意识是根本要求。

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析论

南昌起义前夕,在九江召开的李立三等部分起义领导人碰头会上,决定放弃依靠张发奎的打算,独立领导起义,得到了中共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同意,并转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回电同意。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南昌传达这个指示的张国焘,曲解指示的原意,并把加伦有条件地联合张发奎的建议,变成了联合张发奎是南昌起义的先决和必要的条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并没有按照这个所谓的"共产国际指示"行事,坚决举行起义,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于担当;高举武装斗争旗帜、坚持革命的精神。

任弼时长征及其对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维护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六军团踏上长征之路。在此之前,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发生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事件。1936年6月,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任弼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手法的灵活性相结合,耐心、周全、细致地做工作,体现了极高的政治担当,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重新团结和统一,促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

执意南下到重新北上——长征途中的张国焘“南下”与“北上”问题研究

学界一般将张国焘"南下"或"北上"分开研究,但这一军事行动具有连续性,整体研究可更好地对比考察。以往研究对于张国焘"北上"多持批判态度,指出他主要由于形势所迫。事实上,此转变虽属"被迫",且他的个人功利思想并未改变,但主观上的私心并不能改变其客观上的贡献,他的这一举动顺应了历史潮流,使全党重归统一。

中共“二大”研究争议中的六个历史问题

中共"二大"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多年来关于"二大"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都是历史之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参加会议当事人的回忆及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关于"二大"的相关历史谜团被慢慢揭开。

张国焘放弃另立中央原由探析

张国焘于1935年9月违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于10月5日在绰木碉成立第二中央,自封为主席。但后来放弃另立中央的主张。文章认为导致其放弃另立中央的根本原因是军事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孤立。另外,党中央对张国焘采取的正确策略、张浩的调解和川康地区不利的环境也是其放弃另立中央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谈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关系

在关于红军长征的研究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不时引起学界的关注。在《史说长征》一书中,作者夏宇立持这样的看法:毛泽东应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为“争夺军权”向张国焘设下“陷阱”;“密电”是毛泽东给出的“政治交代”。这些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必须予以辩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稼祥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支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王稼祥多次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宁都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反对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反对"左"倾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抗战初期反对王明右倾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中共创建史尚需探讨之问题

历史研究应避免人们(包括当事人)把后来的观念层层累加进既往的时空。在史料不足或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对“历史真相”的探索往往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不仅仅要追求某种“定论”,也要揭示有些问题的真相仍存有多种可能性,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共成立于1920年夏并有了一批正式党员,才在1921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而不是反之。中共不是在孤立隔绝的环境中自行诞生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对中共建党帮助极大,但对中共初期的组织状况有所轻视和挑剔。有关中共创立和“一大”的史料仍有一些“漏洞”和缺失。但“12名代表”之说记载于1921年共产国际的两个文献中,代表名单有1928年6月的中共“六大”文献和1929年张国焘的讲稿相互印证,所以目前不能被否定。比较各种材料,各地派出13名代表到会,张国焘借故把何叔衡支走,因而只有12名代表继续开会的可能性很大。说包惠僧身份特殊,不是正式代表,此说缺乏过硬的史料依据。

一份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电报的考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2册,收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案内容摘要给任弼时的电报》,标注日期为1935年12月27日。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以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3册等文献资料综合分析,该电报的发出时间应为1936年1月27日。由于该电报经过了张国焘修改与补充,整理出版时应于此处加以注明,以免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原电相混淆。

张国焘国共“联合”论评析

张国焘认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的根源在于两党的党内合作方式,为此他提出了所谓国共“联合”的观点,将之理解为两党合作谋取胜利的必然的和最有效的方式。文章剖析了张国焘的国共联合论,指出其思想意识根源中关门主义和取消主义并存的状况,分析其对革命的危害。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主要经验研究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领导党史研讨时采取既追求史学研讨求真宗旨又兼顾现实政治需要务实政策,是党史研讨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在推动党史研讨向纵深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是党史研讨纵深展开的关键因素。中共中央采取稳健研讨方式确定高级干部作为党史研讨重点,重视党史研讨组织建设和研究方式创新,是党史研讨稳妥展开的制度保证。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从本质上讲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通过推动全党对中共党史重新学习和研究,以新话语体系来构建党史叙述,从而掌握中共中央话语权和意识形态解释权,实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新的政治认同。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实现了这一战略重要目标。这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