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功业的历史书写与形象接受研究

汉代张骞的人物形象既有早期正史文本的历史书写,如《史记》“持汉节不失”的“博望侯”,《汉书》“博望杖节,收功大夏”,主体为使臣形象;也有历代文学作品对其形象的塑造,其中不乏归功思维的附会之说;还有历史书写与文学传说、宗教传播、文化归因的交融再生等,形成物种引进者、仙家神人等众多糅合再造的形象。人们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注入张骞形象之中,用不同的形式书写着自己心中的历史,生成了不同的新文本、新形象,有着极高的认知价值。对张骞功业的认知和形象接受,最核心的内容是“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张骞作为一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楷模,文明互鉴的开拓者之一,必然成为一个永远说不完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精彩故事。

城固饶家营“张骞墓”札记二则

城固饶家营“张骞墓”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1938年经西北联合大学“修理”后得到更好保护。在收集、整理新发现档案资料、原始资料后,认为现在将当时对该墓所做的工作通称“发掘”,不符合当时的目的、经过,以及当事人、当时人记述。对墓中出土“封泥”的性质,应以陈直先生“决不可目为泥封”为正,当回归何士骥先生“字纹陶片”的命名。

明代四合如意云纹缎绵裙形制及其制作工艺

明代江南地区纺织业发达,工艺精湛,留下众多宝贵的服饰遗存。通过对出土实物的复原,再现服饰原貌,展现明代服饰特色,对推动服饰的保护传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文章选取无锡七房桥钱樟夫妇墓出土四合如意云纹缎绵裙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出土实物资料的搜集整理、数据测量、面料分析、形制阐释及纹样解析对四合如意云纹缎绵裙进行一比一复原。通过相同工艺、结构和质料装饰完成裙装复原,以期再现明代典型马面裙的服饰原貌。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大宛”和“大夏”:张骞带回的两个希腊族称

张骞当年到达的是一个解体中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国王虽已不存在,但巴克特里亚和费尔干纳的希腊城市的自治政治还在继续。大月氏人占据了索格狄亚那南部,但并未直接统治巴克特里亚,那里的希腊基层政权只是臣服于他们。这种政治局面导致了张骞将三个地区理解为三个“国家”。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希腊化历史情境中,张骞使用他在出访途中不同路段听到的来自不同语言的希腊人族称,将费尔干纳定义为“大宛”,将巴克特里亚定义为“大夏”。“大宛”来自东方民族对希腊人的他称,该他称又来自希腊人的一支伊奥尼亚人的希腊语自称。“大夏”来自希腊人的希腊语自称。张骞的这种定义为中国人开创了一种关于“西域”的知识传统。对这一传统的解读,应置于综合多语种史料和考古资料所重建的历史情境当中。

从钱玄同日记看章门弟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钱玄同日记来看,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海归”何燮侯和胡仁源主政的北京大学就有意引进留日的章太炎弟子,来挤压桐城派“老朽”。钱玄同与“假章门弟子”沈尹默成为《新青年》同仁,是主编陈独秀主动联络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不少激进的主张,其思想资源来自鲁迅、周作人等章门弟子,甚至还可以远溯到留日时期所阅读到的巴黎《新世纪》杂志。

钱谦益与张国维交游考略

钱谦益是大节有亏的文坛盟主,张国维是忠孝两全的明末名臣。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确立座生关系后,钱谦益为张国维著作撰序、为其撰纪事碑、为其送行赋诗、为其子撰墓志铭等;钱谦益系于丁丑之狱,张国维屡上奏疏,力白其冤,致使降级住俸。师生相得,亦师亦友。弘光元年,钱谦益降清,张国维与之断交,维持24年的师弟之谊一朝戛然而止。鲁王出海,张国维投池殉国。生死抉择,末路顿殊,引人深思。

张謇爱国思想融入高职课程思政的研究——以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是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创始人,其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主的爱国思想为后人敬仰。爱国主义教育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将张謇爱国思想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之一,从教师、课堂、实践三个维度构建“三全育人”体制机制,既能传承和弘扬张謇的爱国精神,又能丰富课程思政内涵,有效促进课程思政实践,有助于培养具有爱国情怀、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明代鸟衔花枝纹对襟夹袄形制及制作工艺

随着“汉服热”的出现与发展,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其中以“花冠裙袄,大袖圆领”为特点的明代汉服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保护出土文物,让更多的人真正认识和了解明代服饰文化,促进文创服饰系列产品的快速研发,通过对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与服饰再现来了解古人的衣着文化。本文选取无锡七房桥钱樟两人墓葬中出土鸟衔花枝纹缎对襟夹袄进行研究,通过对文物及图像考证、综合文献资料,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及Photoshop软件对明代女袄结构款式进行了绘制与分析。通过前一阶段对于夹袄相关资料的整理、文物残片的比较分析,形制、材料等的分析和选择,开展明代早期女装文化综合复原性的研究,最后根据文物样本的要求,完成形制的复原,再现明代鸟衔花枝纹对襟夹袄实物面貌。

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我国汉代苜蓿引入者考

针对我国在汉代苜蓿引入者认识上的分歧,本文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采用文献考证法,在收集查阅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开展文献的整理排比、甄别考证和爬梳剔抉,并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结果表明,不论是史学界、农史界,还是草学界在对汉代苜蓿引入者认识上,大体上有4种观点,一是苜蓿是由出使西域的汉使带回来的;二是由出使西域的张骞带回来的;三是由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回来的;四是苜蓿引进者的不确定性。但是,最接近史实的为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虽广为流传,并被众多学者所采纳,但缺乏直接的史料支持;第三种观点目前还未被人们所接受。因此,第二或第三种观点尚需挖掘史料,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

张骞与汉代苜蓿引入考述

汉代输入苜蓿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不是由张骞引入的在认识上还有分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考证归纳方法,从张骞通西域的背景、动机目的,乃至经历与影响,以及张骞带归苜蓿种子形象的产生等方面出发,对张骞与苜蓿引入的关系进行了考释梳理。到目前为止,对张骞引入苜蓿种子的看法主要有4种观点:(1)张骞引入苜蓿种子说;(2)张骞未引苜蓿种子说;(3)张骞传递苜蓿信息说;(4)张骞通西域纪念说。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证明张骞就是取回苜蓿种子的汉使,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苜蓿进入我国与张骞通西域密不可分。张骞从西域带回了大宛国盛产苜蓿的信息,为后来的"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奠定了基础。或许在苜蓿进入我国的过程中,由于张骞带回来的信息,使汉朝知道了大宛国盛产苜蓿,并且是汗血宝马最爱吃的饲草,也正是有了这些信息作支撑,汉使才取回苜蓿种子。因此,不论张骞是否带回苜蓿种子,他在苜蓿传入我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汉代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考述

苜蓿不仅是世界性优良牧草,而且也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象征,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虽然苜蓿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但是苜蓿是什么时间传入我国的,不论是草学界还是农史界乃至史学界对其看法不一。本文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试图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时间或使者往来于汉的活动背景,对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进行梳理归纳和考释,以期对其有个清晰的认识,为我国苜蓿起源和苜蓿史研究提供依据。研究表明,目前对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有4类看法:1)围绕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确定的苜蓿输入我国的时间,主要包括公元前139年/138年、公元前129年、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19-115年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带回;2)围绕汗血马引入我国的时间,即公元前102/101年;3)时间不确定;4)张骞死后或其他时间。经考证,张骞公元前139年/138年、公元前129年带入苜蓿的观点明显不妥,公元前126年带归苜蓿的观点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从实际需求出发考证,苜蓿与汗血马同时输入我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他两类看法还需要挖掘史料做进一步的证实。

《伤寒论》版本研究概述

《伤寒论》的版本一向为学者所注意,但因年代久远,汉唐之时,书籍皆靠手抄传授而无刻版印刷,难以广为流传。通过对近10年《伤寒论》版本研究的文献进行收集和整理,归纳总结《伤寒论》版本研究的成果和现况。近年来,对于《伤寒论》版本研究的成果并不特别突出,《伤寒论》在版本研究方面,多数认同以宋本和成注本为权威版本。《伤寒论》版本的研究者中以钱超尘教授为首,其对宋本《伤寒论》的研究最为透彻,对张仲景本人及宋本《伤寒论》的流传演变研究颇为详细。另有其他学者亦对宋本《伤寒论》及其他版本的《伤寒论》进行了版本研究,但研究不够深入且不具有系统性。

张大千爱国主义思想研究综述

张大千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他的命运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紧密相连,他一生的经历体现出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有关张大千爱国主义思想的研究通常结合张大千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创作展开,研究者主要着眼于张大千抗战的经历、敦煌之行、去国怀乡、国画作品和诗词美学几个角度。与张大千对祖国的贡献和张大千的历史地位相比,现有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

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

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属敦煌石窟中的"原创性"洞窟,窟内图像独特,是敦煌石窟群中仅存的主题为佛教史迹画内容的一窟。其中的"张骞出使西域图"更是特殊,把本来属于政治外交性质的张骞使西域历史附会为佛像传入汉地最早事件。在这幅壁画中张骞出使事件发生的"角色转换",至少到初唐时期成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图像,集中反映佛像传入汉地的历史。考察洞窟整体壁画及塑像,洞窟的设计者或绘画者很有可能为僧人,其目的是将"求佛名号"的使命交给中西交通开拓者的张骞身上。说明有唐一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在佛教界发生了"角色转换",由政治和外交图像转换为佛教题材内容,并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图像文献,赋有"历史记忆"的功能,在佛教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因此,这种独一无二的原创性洞窟在艺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从图像胡风因素出发,则可发现该窟的功德主有可能为来华的西域移民。

西北大学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与增修

为纪念国立西北大学自汉中迁回西安60周年,通过文献调查与实地踏访,对68年前西北大学前身国立西北联大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缘由、发掘过程、主要参与者、出土文物、增修项目以及对当时、后世的影响作了历史性研究。结论认为这是迄今对张骞墓惟一的一次正式发掘,确认了墓主身份,奠定了历史基础,在中国外交史、对外开放史、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上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突出地彰显了西北大学在汉中8年期间对陕南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敦煌城与莫高窟的历史概观

结合相关文献证据,通过考察敦煌莫高窟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壁画以及最早记载敦煌佛教痕迹的一枚东汉汉简,探讨了敦煌佛教发展过程、阐释了莫高窟佛教艺术风格的流变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意义。

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希腊化文明是在亚历山大帝国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既多元又统一的新型文明,连接中国与地中海的丝绸之路是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全线贯通的,不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二者都有交集之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汉学家开丝路研究之先河,后来日本学者快步跟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中国学者一方面译介国外研究成果,一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西域史地研究。现在,丝路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不同视角、不同主题的丝路通史和专史不断涌现。中国学者借助于天时地利,成为国内丝路段研究的主力,中国西域(新疆)文明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全面,新的考古材料不断刷新人们对丝路文明的认识。希腊化文明的研究同样始于19世纪,但真正涉及到与丝绸之路的交叉时段与地理范围,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希腊化世界的城市、钱币和艺术成为历史家、考古学家、钱币学家、艺术史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巴克特里亚希腊化文明遗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而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遗憾的是,丝绸之路和希腊化文明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得到国内外学界应有的重视,尤其是没有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与希腊化世界的建立联系起来,没有把丝路重镇、丝路钱币与丝路宗教艺术与希腊化文明的遗产联系起来,没有意识到中希两大文明的接触早在公元前后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得以实现。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论宋代的胆铜生产

北宋仁宗时期政府曾进行过生产胆铜的试验 ,许申的建议与胆铜生产无关。胆铜生产在宋哲宗时期得到推广 ,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顶点。胆铜生产的发展表明中国古代采矿业在传统的生产方法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