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泽荣和中国文化名人的诗文交往

1905年朝鲜李朝王廷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金泽荣流亡中国,在张謇的帮助下寓居南通,任翰墨林书局编校。金泽荣在南通出版了30余部著作,为保存祖国文化,同时也为翰墨林书局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案牍之余,金氏广泛结交中国文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中有被胡适列举应该作传记的中国文化名人俞樾、张謇、严复、梁启超,屠寄、郑孝胥等。他们意气相投,诗文酬唱,书信往返,雅集宴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篇章。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华夏园艺普栽果蔬 神州园林遍植菊蒲——纪念园艺学家毛宗良先生、章守玉先生诞辰120周年

站在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高度,关注大学发展史的重点人物或经典事件,尤其关注那些科学大家,追忆他们对大学的文化、专业与学科的卓越贡献,让今人及后辈不能忘记他们。毛宗良(1897~1970),著名园艺学家、造园学家和农业教育家,擅长园艺植物的分类和解剖,在十字花科蔬菜、苋菜的分类和藜苋两科,以及茭白、荸荠等植物的解剖方面作出重大贡献。1935年前后主持国民政府的大礼堂、考试院、外交部和交通部等园林规划设计和建设,声名享誉中外。1935年他参与创办中国园林学会和《园艺月刊》。1949年毛宗良先生在复旦大学开办新中国第一个园林专业,正式为国家培养园林专业人才。他曾历任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和沈阳农学院教授。章守玉(1897~1985),著名园艺学家、造园学家和园艺教育家,近代花卉园艺学的奠基人。1922年毕业于日本千叶高等园艺学校,1928年负责南京中山陵园、明孝陵、灵谷寺和紫霞洞等园林设计与施工,随后在南京、镇江、西安和沈阳等地开展公园、陵园、大厦和使馆等园林规划设计与改建工作,对中国园林绿化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他重点开展了唐菖蒲、菊花等花卉育种、栽培研究,并开展多种花卉资源分类、栽培、繁殖、驯化、选种和育种工作。历任西北农学院、南京临时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和沈阳农学院教授。曾任中国园艺学会理事长。毛宗良先生和章守玉先生同生于1897年,他们一生立志园林园艺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园艺园林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时值两位先生诞辰120年,以朴素的文字追忆先生们的卓越功绩,旨在怀念前辈,鞭策同辈,激励后辈。

袁世凯晚期的经济史

袁世凯赞赏张謇等人的"棉铁主义",实业救国,出任总统以后,大权在握,即重用张謇、梁士诒、周学熙等一大批实业家、银行家,在这些专门家的大力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的发展社会经济的法令、条例、细则,再加上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战争,无暇在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国内、国际环境,都对中国发展经济非常有利,于是,中国经济的各行各业,都有明显的进步,其成效应该说是空前的。

太平天国1860年嘉兴战事述评

太平天国1860年嘉兴战事是东征苏南战役的延伸,历时两个多月,是太平军东征战役中,清朝方面难得的一次局部战术反攻。清军将领张玉良表现了良好的战术素养和战场指挥水平。李秀成在嘉兴彻底击溃张玉良部后,为日后经略浙江打下了良好基础。

兰心蕙质何皎皎 傲雪凝霜清尘绝——试评张玉娘和她的《兰雪集》

宋代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高峰期,而被誉为"宋代四大女词人"之一的张玉娘及她的《兰雪集》向来受关注较少,本文结合张玉娘的生活经历,对《兰雪集》的题材内容、作品的艺术形式、开始觉醒的女性意识三方面作一初步探讨,进而揭示《兰雪集》的文学成就及其内涵。

楚汉战争中的兵家人物及其兵学实践智慧

立足楚汉战争的丰富实践,讨论和分析了优秀兵家人物运用兵法思想的不同特点和成就。韩信的天赋与兵法“悟”的妙境、项羽的勇武与兵法之“势”的发挥、张良的谋划与兵法之“道”的价值、陈平的奇计与兵法之“诈”的功效都是各具特色的兵法思想及其运用,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还金记》传奇和《鸳鸯坠》杂剧

一、明嘉隆间出现的张瑀《还金记》传奇,是戏曲史最早一部自写身世的作品。作者作为主角登场,剧中主要人物也都是真名实姓。作者在《自序》中,谈到虚构和想象在写实戏创作的作用。认为写戏需要凭借想象,尽管"颇涉虚伪",然"非此无以劝世"。四百多年前,就有这样明确的戏剧观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应当引起研究者对其人其剧的重视。二、因方疑子《鸳鸯坠》杂剧与《还金记》都涉及真定世家大族梁梦龙家事,且《鸳鸯坠》置于《还金记》后,故诸家著录都把方疑子当成张瑀的别署,误将两剧标题为《方疑子二种曲》,本文予以订正,还其原貌。三、清顺治十至十二年间,梁氏后人梁维枢以楷书抄录两剧及"家乘补遗",编为十四、十五和十六集,准备收入他所编辑的家乘《真定梁氏直誉集》。因为此书仅残存一至五、八至十二卷稿本,这个原抄录本正可补其佚失。

张良的事迹与心态发微

张良是秦汉之际的传奇式人物,他在楚汉之争及西汉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张良的前半生,其内心主要萦绕着“韩国情结”,这种因韩国贵族身份所产生的情愫限制和决定了他的许多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项梁立韩王成,使得他具有项氏集团的政治属性;又因与刘邦的私人关系,使得他心向刘邦集团。张良夹于三股力量之中,徘徊瞻顾,项羽杀韩王成切断了他与韩国的精神和行动上的联系,使他毫无顾虑地投向刘邦集团。西汉建国后,张良表面上选择支持吕后,反对刘邦废太子刘盈;惠帝死后,张良又选择支持汉朝大臣而非吕后。张良思虑的不是具体某个人或某群人的政治势力和权力问题,而是如何维护以汉家天下为代表的大一统皇朝政治模式。

记忆、统治与“造宋”文学——以谢瞻《张子房诗》为中心

谢瞻的《张子房诗》冠绝当时,却较少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然而,从文化记忆、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考察这首长诗,其独特意义则得以彰显。本文以该诗为中心展开讨论,勾连傅亮、郑鲜之、范泰、谢灵运等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创作,以期展示这一时期文人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同时揭示刘裕运用对张良、刘邦、刘交等历史人物的文化记忆来表达其渴求贤才、追求正统、合法化自身统治的想法。另外,本文将《张子房诗》与其他“造宋”文学作品一起考察,可以凸显武将与士族在晋宋之际势力的盛衰变化,也可揭示出这些“歌功颂德”作品背后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