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与《妇女杂志》的新女性话语建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性权益高涨,以提倡"新贤妻良母"为宗旨的《妇女杂志》遭到舆论猛烈抨击,商务印书馆不得不对编辑作出调整。1921年10月周建人出任"帮同编辑",他与主编章锡琛联手,调整《妇女杂志》办刊宗旨、变革文体和栏目,扩充作者队伍,刊发一系列专号,使《妇女杂志》一跃成为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女性话语主阵地。周建人以"克士"、"高山"、"乔峰"等笔名,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百余篇文章,集中讨论女性独立人格、职业、婚恋自由和新性道德伦理,引领《妇女杂志》妇女问题讨论的潮流,成为名噪一时的妇女问题专家。其直白通俗的语言风格、紧跟社会思潮的敏锐视角及对社会热点女性问题的讨论,为扩大《妇女杂志》读者群体、提升它的社会影响力注入直接助力。

“五四”后期周建人性道德思想对当代高校性道德教育的启示

"五四"后期,周建人的性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具有前瞻性。深入挖掘和梳理其性道德思想的精华,对于当代高校树立科学的性道德观,进行性道德教育,培育大学生良好的性道德情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传统走向现代:五四后期周建人的性道德观探讨

周建人在"五四"后期强烈批判二重标准的、不合于人性的传统性道德观,认为恋爱自由和产儿制限是近代性道德的两个中心问题。他承认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及种族分工上的差异,认为报复的妇女主义和反对妇女运动这两种主张都存在偏差,主张建立基于承认性别差异上的两性平等、和谐之近代新性道德,这已接近当代社会性别理论的高度。这种理想的性道德观,对于当下两性和谐建设无疑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民国时期“科学中国化”思潮及其影响

1926年,在“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周建人提出了“科学中国化”概念,并予以详细阐述。20世纪30年代,随着“科学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中国化”思想开始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思潮。“科学中国化”并不是追求普适性的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化”,而是以中国实际国情为基础,提倡近代科学精神的培养,主张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科学,呼吁加强对本土资源的科学研究,倡导科技名词术语的规范化翻译等。“科学中国化”思潮不仅推动了“科学化运动”向更深层次发展,而且对民国中后期大学教科书“中国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建人译作之译者主体性研究

文章以周建人的生物科学译作为研究语料,从译者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视角出发分析研究周建人译者主体性的体现。研究发现,周建人在翻译实践中克服受动性的限制,结合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目的发挥能动性和为我性,协调了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的关系,充分地发挥了译者主体性。

科学小品、科学教育与知识图景——以周建人为考察中心

1934年,在科学大众化和大众语运动的推动下,《太白》半月刊首设"科学小品"专栏,聚拢并形成了以周建人、顾均正、贾祖璋、刘熏宇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科普作者群体。周建人的科学小品主要关注"花鸟虫鱼"自然领域,在文章中融入细致观察和日常生活经验,用文艺、生动有趣的细腻笔触搭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科学教育知识图景。周建人的科学教育书写方式的形成,与其成长经历及工作经验密切相关,并得益于同时期《太白》科学小品作者群的朋辈效应,展现了一批浙籍知识分子科学想象的变化和集体追求,他们共同促进了科学小品的大热,成为科学教育大众化的鲜明典范。在以周建人为代表的第一代科普作者群的努力下,日常化、趣味化、通俗化的科学教育书写方式逐渐被世人认可。

“新小说”的两种解读：谈周桂笙译、吴趼人评点的晚清翻译小说《毒蛇圈》

周桂笙翻译、吴趼人评点的侦探小说《毒蛇圈》,是晚清翻译小说中一篇以传统中国小说点评本的形式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范例,原作者与小说本身虽然并不出众,但叙事技巧上对中国现代小说转型阶段有相当大的影响。以往对于这篇译作的研究只是根据吴趼人的评点来判断周桂笙译文对原作的取舍,而笔者近期则发现了周译《毒蛇圈》所依据的英文译本The Serpents'Coils。将这两个中英文本比对可以更加清楚准确地判断周桂笙的翻译特色及吴趼人的选本原因。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被视作新小说,但在本文的分析中可见,晚清时期不同作家对新小说的作用看法不尽相同,周桂笙侧重其通过宣传西方文化来改良晚清社会的启蒙力量,而吴趼人则从新小说中看出了维护旧道德之必要。通过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叙事者声音,我们可以看出侦探小说这一西方形式在中国本土的接收过程中是多么的"众声喧哗",而也正是在这种喧哗声中构成了晚清翻译侦探小说的独特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