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边疆治理的权威政治:“以茶羁縻”与“茶叶反腐”——以欧阳伦贩私茶事件为讨论中心

以茶羁縻和茶叶反腐在明洪武年间都受到高度重视,明廷也采取了多维度措施以保证二者的有效实施,对明代中后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欧阳伦贩私茶事件”进一步揭示出洪武年间以茶羁縻与茶叶反腐关系中的一种吊诡现象,促使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权威统治的深层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边疆治理中,如果缺乏系统的、法制化的有效运行机制,皇帝的个人魅力与忧患意识并无法真正有效解决腐败和治理的风险性问题。

制造刘伯温:刘基形象构建与传播刍议

明代开国文臣刘基在民众心目中是神机妙算、无所不知,才能不逊于张良、诸葛亮的高大形象。事实上,刘基只是朱元璋创业和开国时期众多幕僚之一,在世时宦海沉浮并不得志。刘基去世后,由于他是唯一未遭政治清算的开国伯爵,且具备天文知识,故成为史家拔高、吹捧朱元璋的最佳陪衬人选。基于此原因,明代史家对刘基的传记书写刻意模仿《史记·留侯世家》的书写模式,受三国文化影响,又融入了大量三国文化元素。此类历史书写模式,虽然使刘基迅速登上神坛,并为民众所接受,但却导致刘基的历史叙述严重失真。特别是在明清野史、民间传说穿凿附会、层累叠加下,经浙籍官员推波助澜,被官方有意制造的刘伯温形象通过小说、话本、戏剧等文学形式进行传播,使刘基历史地位陡升,但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基的历史事迹却早已失去本来面貌。时至今日,民间只知制造出的刘伯温,而不知历史上真实的刘基。

英雄与暴君:民国时期的朱元璋形象书写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明清史书中始终存在两种形象:一是千古圣君,二是残忍的暴君。步入近代以后,二者被注入新的活力。因其驱逐胡元、光复河山被民族主义者塑造成民族英雄,因其残暴统治、专制独裁而被求共和申民权者视为专制暴君。这两种形象都与时局息息相关,其民族英雄形象在日军全面侵华前后达到最高点;而抗战胜利后因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其暴君形象被更多发掘。民国时期朱元璋英雄和暴君的形象分别是尼采所说纪念式历史和批判式历史的体现,它既是历史与现实间永恒对话的反映,也折射出现代性追求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张力。

从《宣德十年月五星凌犯》看回回历法在明朝的使用

《宣德十年月五星凌犯》是15世纪40年代从中国明朝传入朝鲜李朝的一份重要的天文学文件,详细列出了明宣德十年全年月亮和五大行星之间以及它们对恒星的凌犯现象。经验算,这些结果都是用明初编订的《回回历法》中所给出的算法计算的,目的显然是为中国的凌犯星占服务的,与朱元璋下令翻译回回天文星占著作的初衷一致。新发现的其他史料也表明,明朝政府除了把回回历法用于日月食的预报外,每年还用它计算回回民用历书、天文年历以及月亮和五星的凌犯;而且,对月亮和五星凌犯的计算结果及其星占也确实被朱元璋用于自己的政治活动之中。

朱元璋的蒙古观探析

尽管在朱元璋的蒙古观中仍然宣扬蒙汉有别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传统的天命观,但同时强调"华夷一家"、汉蒙共处。总体而言,朱元璋的蒙古观是宋辽金元特别是元朝大一统之后中原农耕民族民族观的反映,也是十四世纪中国民族观发展的表现。

吴晗先生和他的朱元璋传记

吴晗先生是我国卓越的明史专家,《朱元璋传》是其代表作之一。有关朱元璋传记的四个版本是吴晗先生个人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与学术研究现状的反映。他的多版朱元璋传记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历程,展示了他勇于探索、敢于自我批评和追求真知的学术精神。

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

由于元代对江南地主采取笼络政策 ,江南地主得以保存和延续。元末张士诚政权继续执行元朝对江南地主的“宽疏”政策 ,得到江南地主的支持。反之 ,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极为冷淡。因此 ,明王朝建立后 ,朱元璋对江南地主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建文帝的一系列改革 ,得到了江南地主的拥护和支持。但建文帝失败后 ,江南地主又遭到大肆打击 ,永乐迁都北京后 ,大力扶持北方地主的发展。明中叶以后 ,江南地主与北方地主的矛盾 ,始终反映在明廷内部的一些政策中 。

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

科场的失败、社会的动荡以及吏治的腐败,使宋濂对元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命运让他与朱元璋结合在一起,在辅佐朱元璋从草泽英雄到开国皇帝的道路上,宋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入明后,宋濂得到了来自朱元璋的许多殊遇,并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人们往往因此而对宋濂生憎恶之心。但如果我们对宋濂入明后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给予足够的了解,就会感觉到宋濂极不平常的心态。不同处境的变化,使宋濂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明前,他的文章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富有批判情神;入明后的文章批判锋芒则大为减弱,但仍然有不少值得称赞的文章。尤其是身处庙堂的宋濂依然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传,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明初贵州水西君长国与中央的关系——奢香故事之考证与解读

奢香是彝族历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历来备受关注。现在学术界及其他社会各界所熟知的奢香形象,是明中叶以来逐渐建构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乏史实错误的《炎徼纪闻.奢香》一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文章通过对奢香故事的考证与解读,展现出明初水西地区进一步整合进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过程。

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

《明太祖实录》载录魏观七条史料,但对于魏观被杀却不着一词,为重新考察洪武七年魏观与高启被杀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高启的个性自由洒脱,而朱元璋对江南士人采取高压与不信任政策,是导致高启辞官的根本原因。或许高启写讥讽诗给朱元璋内心埋下阴影,但魏观在张士诚旧址兴建府治,高启写《上梁文》,触怒朱元璋,因而导致血案。不久朱元璋感觉量刑过重,因而将魏观赐祭,并使之归葬本土。最终《实录》不书,为之隐讳,朱元璋反复无常的个性与魏观所在的苏州是江南重镇,是解开本案的关键因素。

洪武朝内府官制之变与明初的宦权

明代宦官问题肇始于开国皇帝朱元璋,但一直以来对洪武朝任使宦官的性质与规模、明初宦官组织的形成特点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使得对明代宦官的认识缺乏一个"源性"的基础。事实上,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伴随着以宰相为首的传统外朝体制的解体以及一系列惨烈的政治事件的连续爆发,宦官组织在不断调整中得到巩固和发展。朱元璋刻意培育宦官并用以牵制外廷,体现了他一贯的分权思想;宦权的扩张反映了君权的空前膨胀。正是那位被普遍认为是禁止宦官干政的明太祖,赋予了宦官合法的权利和地位,从而使宦官在实质上已作为明王朝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明太祖的皇权专制与“皇权下县”——以地方官员《到任须知》为中心

元末战乱致使人才凋零,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初年数次科举取士,但所取人才多是后生少年,能将所学付诸实践者甚寡,并且元朝旧习官员多以吏为师,威福下移,严重降低国家基层控制力。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加强地方主官权力,加固皇权对国家的整体控制力,朱元璋为基层地方官员制定了三十一项《到任须知》,包括祀神、狱讼、耆宿、教化、驭吏、钱粮以及社会控制等七个方面,帮助地方官员治理基层社会,加深国家对基层的控制力度,确保皇帝的意志能够在帝国每个角落畅通无阻。这不仅是朱元璋治国理念的微观表达,更蕴含了一代布衣帝王强化中央集权、使皇权可以直达乡里的政治智慧。

略论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

对于朱元璋的研究 ,以往似乎更注重于其政权性质、历史地位及明初重要政策的评价方面。本文以朱元璋的出身和主要经历为线索 ,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笔者认为 ,朱元璋在由一个佃农子弟上升为封建帝王的过程中 ,每一次的社会角色转换 ,实际上都包含着对以往文化性格的扬弃 ,在朱元璋的文化性格里 ,既有佃农的勤劳朴实、机敏狡猾 ,也有游民的豁达豪爽、无所顾忌 ,又有地主豪强首领的勇猛果断、宽厚大度 ,还有封建帝王的贪权专制、猜忌多疑。正是这些方面的综合影响 ,使朱元璋成其为朱元璋。

朱元璋的道教政策及其因由与影响

明代是道教经历唐宋元的兴盛之后逐渐走向衰弱的时期。虽然有其内部自身的原因,比如道教内部没有高道为其理论作出新的建树和新的诠释,特别是在教义、教理方面没有更新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外部的原因,即受到明初朱元璋的相关道教政策的影响。朱元璋一方面尊宠道教,一方面又对其进行管理和限制,引导道教为大明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服务。朱元璋的一系列道教政策,不仅对大明朝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也对道教在明以后的发展影响巨大,特别是对道教逐渐世俗化、民间化的过程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再论朱元璋的功绩与历史地位

学术界对明太祖朱元璋有不同的评价 ,本文认为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 ,统一全国 ,加强中央集权 ,稳定政治局势 ,调整生产关系 ,恢复发展经济 ,弼成“洪武之治” ,为明朝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所制定的一套典章制度 ,还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必要的保障 ,并多为清朝所继承 ,对此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元璋的历史功绩 ,远远超过此前的历次农民战争后那些新王朝开国皇帝 ,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 ,也难分轩轾。

朱元璋与中外“表笺之祸”

清代史家赵翼将明代因表笺文字触犯朱元璋忌讳而获罪致死,称为"表笺之祸"。"表笺之祸"为前代所无,乃朱元璋以文字杀人之一大"发明"。朱元璋专横跋扈,疑忌重重,喜怒无常,在处理国内君臣关系与邻国朝鲜的关系中,屡兴"表笺之祸",给国内君臣关系与中朝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朱元璋文字狱说”的历史真伪与传播用意

朱元璋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赞之者称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毁之者谓之屠夫皇帝,一生刻薄寡恩,杀人如麻。后世正史野传多言朱元璋文字狱血案累累,甚有添枝加叶、捏造事实之举,诸如表笺之祸中的徐一夔案、来复案等严重失真,违背史实。但我们不能由此怀疑"太祖文字狱说"的历史真实性与必然性,朱元璋性多猜忌,专权滥杀,明初文人多屈死其手是铁定事实,后世出于仇视帝王或影射时政需要,随意夸大、歪曲明初文字狱历史真相,则是别有用心。

朱元璋的孔孟情结与明初民本政策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着浓厚的孔孟情结。建国前他对孔孟之道极度推崇,建国后则随着专制集权的加强,个人独裁意识急剧膨胀,一度想动摇孔孟的精神领袖地位,终以失败收场,不得不做出适当的退让。这在朱元璋几十年政治生涯中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却促使他在治国理民的策略上反复权衡,一手抓经济开发,一手抓文化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