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周对古代帝王的引述和利用

在“托古”的潮流中,儒墨众人皆大谈先王以寄其社会理想,庄周却以彻底的反对者面貌出现,他刻意虚构众多远古帝王,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戏说三皇五帝等圣王,随心所欲地建构寓言故事。因“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周便以“滑稽乱俗”的言说方式批判儒墨。这样的思想变革实则源于时代变革,先前儒墨所塑造的圣王世系并未能为重塑社会秩序带来太多现实意义,旧有的价值体系被重新探讨,庄周则将怀疑的情绪推向极端,即对儒墨所构建的帝王世系进行彻底地否定。

从“婴儿”意象看《庄子》思想的承变

“婴儿”作为一种意象,散见于先秦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的述学语境中。老子开拓了道家以“婴儿”体道的先例,庄子也资取了老子“婴儿”意象所传达思想的某些成分:对于素朴古远、自然生命状态的追溯与回归;具有柔性色彩、弱德;自性完满、自他疏离等。与此同时,庄子又注入了他个人所特有的生命格调,因而庄子的“婴儿”与老子不完全一致,主要表现为:从政治集体走向个人人生的“无为”;内直而外曲的全生选择;顺应自然与超自然的精神对抗。而庄子后学由于诸子述学逐渐趋向会通以及时代使然,其“婴儿”意象在承继老庄思想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质:对儒家“中庸”观念与仁者情怀的接受。

司马彪悲愤心态与《庄子注》创作考论

司马彪是西晋史学家,本为宗室长子,有德有才,希望继承爵位却被逐出家庭,胸怀理想却一直得不到重用,坚守正义却身陷囹圄,其一生充满了悲愤。在此心境之下,司马彪希望借助《庄子》求得人生的解脱,所以对充满玄虚之言的《庄子》进行了整理注释。司马彪的《庄子注》以精于训诂著称,但《庄子》中许多话语常激起司马彪的共鸣,所以他时常借助注文表达自己的悲愤,如对不重名节玄学名士的讽刺,对统治者依托名教为奸恶的不满,对改变虚伪世风的真道的呼唤。

“两行”与“环中”:《人间世》寓言结构关系新论

《人间世》的前三则寓言呈现由“内”向“外”的特点,共同说明内修对于解决外在处世问题的决定性作用。自颜阖问于蘧伯玉至颜回见仲尼寓言,讨论的问题以颜阖的提问为原型,逐渐具体、丰富;提出的对策由“顺”到“心斋”,逐渐向己、向内;方法的效用由“正身”到“鬼神来舍”,逐渐向外。后五则寓言以无用自保为主旨,呈现有层次的递进关系。以荆氏楸柏寓言为转承点,论述对象由木转为人。八则寓言呈“2+1+5”的结构模式。颜阖问于蘧伯玉寓言作为结构模式中的“1”,是八则寓言的逻辑中心。《人间世》的主旨紧紧围绕这个“1”,包含两个层次:以心斋内修,以自保处世。后者既是实现前者的途径,又对前者有所超越。

“乐死”:庄子的死亡观念

对待死亡,老庄皆具“重死”之情,两者区别在于老子注重“哀死”,而庄子则更倾向于“乐死”。庄子“乐死”并非“以死为乐”,而是其死亡超越理念的另类表达。具体而言,庄子以“死生自然”将生死置于宇宙大化之中,依本根之“道”的永恒性寻求终极意义上的生死解脱;“生劳死息”在于通过生死存在状态的对比强调生之悲苦与死之逸乐,实质上是庄子刻意抹平生死在世俗情感层面上的鸿沟,以此克服悦生恶死之情;庄子的“以死为归”异于儒家所谓“视死如归”,其主旨是“生寄死归”,即生为暂寄形于天地,死为回归生命之本根。庄子“乐死”具有“不近人情”之弊,但绝非厌世思想,实为一种旷达、超然的死亡观念。

“齐物”:从慎到到庄子

作为稷下道家的代表人物,慎到等主张的“齐万物以为首”与《庄子·齐物论》之间既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亦有根本性的思想差异。在慎到那里,普遍、整体之“道”乃“齐物”之根源;在政治建构层面,慎到以客观之“法”来充实或落实上述一体之“道”的内涵;同时,慎到还主张通过“去己”来达成一种无是无非、无知无识的理想存在方式。与慎到的“横摄之齐物”相比,以“道通为一”为要旨的《齐物论》呈现的是一种“纵贯之齐物”:在庄子那里,“道”并非慎到那样的消解差异、统一多元的同一性本质或本体,而是可以让差异、多元之万物得以均等共在并成就其自身的“大通”之境;所谓“丧我”,亦不在于泯灭主体之智慧与灵性,而归向“适己”“游心”之逍遥。

国学经典的课程价值与“有温度的教育”——以《庄子》为例

国学经典是立德树人的本质依托,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进中小学教材)的重要载体。教育部提倡“有温度的教育”,国学经典恰恰能润物无声地塑造学生的完美人格。国学经典教育促进人的成长,可以涵养学生的君子之德、培育学生的浩然之气、树立学生的和谐之念、构建学生的至美境界。国学经典(仅以《庄子》为例)的研读过程恰恰与核心素养的建构过程相一致。从学生成长的核心素养入手,以语言能力的建构、思维能力的培养、审美能力的提升和文化价值的理解走进《庄子》,感受到的是庄子对人成长的温度,彰显的是国学经典作为课程育人的价值。

浅析庄子的生死观

庄子生活在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战国时期,个人的安危在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微不足道。对于当时百姓的遭遇,庄子抱有极大的同情,也对当时那种极端恶劣的社会环境感到完全的失望。这引发了他对于个人生死存亡更加深入的思考。在庄子看来,生死的本质不过是一种自然造化的必然过程,生死是一个由道产生、最后回归大道的循环反复的过程。以道观之,物无差别,生死齐同。所以,对待生死应该保持一种恬静自然的平常心态,最后达到乐生乐死、超越生死的境界。

《史记》庄子“散道德”辨正——兼论司马迁对庄子的态度问题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称“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于“散”字,三家并未出注。至清代桐城派方苞始称“散,推衍也”,而后注译《史记》者袭焉不改。在先秦语词中,“散”字无一例可以释为“推衍”或者“演绎”。根据当时文法,“散”字与“聚”“齐”“约”等词义相对,此处只能释为“判散”“涣散”等。不仅在文字训诂上,从先秦“道论”的发展来看,老子时关于“道”的认知以“生成论”为主,是高悬于天地万物之上的某种“实体”,在黄老学者的阐释中,“道”是关于国家治术的根本原理,而在《庄子》中,庄子学派有意回避了“生成论”,将“道”的阐释视野放在了事事物物中,即物见道,高扬事物的个性,“道”这一母体被判散了,黄老学的传统“道论”在此也断开一截,故司马迁称其为“散道德”。由此可进一步推知,司马迁对庄子的态度比较客观中立,推崇其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品格,对其学术思想则尚存微言,而结合《史记》其他篇目看,司马迁与庄子实乃异代知音,有血脉相承之处。

浅谈《庄子》中“门”的三重涵义

“门”这个范畴,在先秦诸子中,唯道家对其进行了哲学式的阐发。“门”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有门派、姓氏等常见涵义,也有边界、途径方法等涵义。“门”这一范畴的诸多涵义中,最能体现其价值与独特性的是起源、联结与方法三义。在起源之义上,它帮助道家学派完成对本体论和生成论的体系建构,构建起以“道”为本的形上世界。在联结之义上,“门”沟通着形上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两方互动的桥梁。在方法义上,勾勒出道家对人修养的独特路径。

语言特征·思维方式·思想主旨——《齐物论》的一种新解读

《齐物论》的诠解一直是一个难分难解的重大课题,学界已有研究缺少对《齐物论》语言与思维、思维与思想等关系的关注。基于研究现状的不足,通过分析修辞,可以得出《齐物论》善用隐喻和跳变叙事的语言特征,这种语言特征反映出庄子非抽象和多视角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指向《齐物论》的思想主旨:“不齐”问题的消解在于“以道观之”的认知视域。围绕思维方式这一新的视角展开对《齐物论》的剖析,有利于推动学界对庄子和《齐物论》思想真意的再认识,推进中国传统思想再创造的进程。

庄子齐物之“物”探析

《齐物论》作为《庄子》一书中的重要部分,其中关于物的探讨贯穿于整个篇章。本文旨在探讨庄子哲学体系下“物”的深刻内涵,进而超越外在的形式与表象理解庄子之“道”,同时发掘庄子“物”思想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和追求内心平衡的重要启示和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道家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厚根基,以道家学派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为例,其生态智慧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的核心及关键所在,在尊重自然的实践向度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与发展了道家的“物无贵贱”“天人合一”“万物一齐”;在顺应自然的实践向度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生态环境生产力论”继承与发展了道家的“道法自然”“道常无为”“顺物自然”;在保护自然的实践向度上,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红线论”“生态法制论”继承与发展了道家的“知足知止”“少私寡欲”“复归于朴”。

天人相分:先秦道家的天人观——兼论其对现代文明的启示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经典命题。先秦道家认为天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天人相分。《老子》认为天道无为且没有情感,而人道则力图有为并且追求仁义,故天人之间是相分别的。庄子一面继承《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另一面又指出以礼乐教化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不仅与天道是相悖、而且还会残害事物的天赋本性,故庄子主张存天而灭人。老庄天人相分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对于现代文明而言只能吸收其积极的内核。这就是当今人类社会要充分重视天地自然的地位和价值,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乃至一体共存。

从郭象《庄子注》看魏晋玄学与老庄的分野

郭象是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庄子注》对《庄子》的传世贡献极大。郭象总结了魏晋时期数十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把庄学发展成为了一门显学,但他的注释在不少地方体现的是儒家的进步精神,背离了老庄思想。郭象《庄子注》在对待现有等级制度、隐者的态度、治国的看法,以及对待孔子和仁义的态度等方面,都与老庄思想有明显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不同,与郭象的处世态度、郭象所处时代背景都有很大关系。

王阳明为赋取径探赜

明代中期前七子倡导辞赋复古,王阳明与七子虽处同时,但他不以复古自蔽,除法庄子、屈原、汉大赋外,兼学王勃、杜牧、苏轼等人。细论之,他的取径要在法庄、屈,这为其赋注入了旷达、骚怨精神。他效汉大赋的铺陈,以增强其赋的气势。唐宋则取王勃之辞彩,杜牧之盛衰悲慨,苏轼之矛盾消解方式。王氏取径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他个人交游的促进,更离不开他自身的性格和遭际。

庄子技道观与武道修炼的境界

庄子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技道观对武术修炼的境界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技进乎道"和"由技入道"的观点是庄子技道观的核心部分,至今对每一位习武者追求"得心应手"的至高武术境界有着深刻的启示。

论庄子的体育思想

庄子是我国古代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研究了其代表作《庄子》,认为庄子的体育思想大致有:"贵己"讲究"卫生之经"、"存身之道"、"重生""尊生",讲求"因其固然"、"依乎天理";动以养形,强调适量的身体外部活动;清静养神,讲究"天命之性者无神也;气质之性者,识神也",讲求协调发展。

性命双修,人与天一——庄子养生理论及其实践特点

个体存在是庄子思想的基本立足点。性命双修、天人合一是其养生学的主旋律。它以气本气化的宇宙生成论为理论依据,以"无待"为人生态度,以"养气"为基本功夫,以"人与天一"为理想境界,以创造美和自由的人生为归宿。

《庄子·说剑篇》透露出的武术文化信息

以《庄子.说剑篇》为研究对象,对其中与武术文化有关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从庄子的生卒年和《庄子.说剑篇》的真伪考证入手,肯定了该文在剑术以及武术理论发展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分三个方面论述了文中所反映出的战国时期燕赵武术文化发展概貌;从继往开来的角度,讨论了《庄子.说剑篇》对当今武术文化发展的积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