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俞樾《庄子平议》中“理训”的生成——以俞樾《庄子平议》对二王《庄子杂志》的继承为中心

俞樾《庄子平议》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庄子杂志》的考据形式与考据结论均有吸收。俞樾《庄子平议》的一大特色,是在对二王《庄子杂志》继承的基础上,一方面发展了二王“相对为文”的考据形式,使“相对为文”成为可以不依赖任何考据质料的考据形式;一方面提高了以庄解庄考据质料的地位,使《庄子》文句的结构和语义成为可以支撑结论的唯一考据质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共同作用造成了“理训”的必然生成。“理训”既是文献考据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文献考据学的基本精神有所偏离。

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怀德堂学派”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大学杂议》中以批判朱子注为前提,对“明明德”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履轩的论述中,“明德”不再是表达心、性之原初状态的语汇,而成为对学者工夫纯熟后“德行”的赞美之辞;“格物致知”作为“明之”这一道德修养工夫,不再具有朱子“格致补传”所言“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的意味,而指向了一种“知行并进”的“进往”工夫。履轩的“明明德”再诠释体现出他以孟子“扩充”逻辑消解朱子“复初”逻辑的倾向,从而彰显了作为其四书学重建工作之纲领的“工夫理路的转换”。履轩对“心”与“理”关系的再认识从根本上促成了这一转换,同时也反映出以履轩为代表的怀德堂儒者不甚关心成德之先验根据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町人基于后天经验的道德践履,在于“我”与“物”之间正确对应关系的建立。

论王念孙《读战国策杂志》的文献考据方法

清代考据学家王念孙在《读书杂志·读战国策杂志》中使用了若干种具备典范意义的文献考据方法。王氏据异文以比勘、校正《战国策》原文,运用以形索意的方法纠正字形讹误,运用以声求义的方法从字音推求字义,通过归纳总结同时代古籍中的语义、对文、句式等用语规律考订文句,并据历史、地理知识进行综合考察。这些行之有效的考据方法使得王念孙与《读书杂志》成为考据学上的高峰。

宋玉《对楚王问》“唱和”中音乐问题考略

针对宋玉《对楚王问》中有关唱和音乐的问题,本文以文本为对象,运用训诂学"句本位"的原则,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关资料为依据,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唱和形式为唱和者对领唱者原歌曲的复唱;歌名排序遵循歌曲的调式调高递升排列的规律;"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描述一方面是用借代的修辞方法指代歌名,一方面则强调描述本体的音乐涵义;进而认为"商"和"羽"为调式名,点明歌曲起调的调高;"流徵"为音阶名,暗示歌曲富于旋律变化。上述观点具有弥合学界关于"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研究中调式名与音阶名之争的意义。

《汉书杂志》所校讹字及其启示

《汉书杂志》是王念孙《读书杂志》的重要组成,其中共校出讹字361例。通过对《汉书杂志》进行穷尽性统计和比较,发现讹字成因有形讹、音讹、涉上下文而讹、因史实不明而讹、因误本妄改而讹,以及多重嵌套之讹六类;其中形讹数量最多且古今汉语都会出现。针对讹字成因语料如何以古为鉴,纠正错别字,推进汉字书写规范化,值得深思。

胸痹心痛病名与病机

"胸痹"最早出现在《灵枢·本脏》,阐述较模糊;汉·张仲景从脉象症状等方面说明,晋·葛洪、隋·巢元方《、圣济总录·胸痹门》、明代秦景明《症因脉治》等将胸痹之名来源归结为胸痹脉象、症候特点、发病原因等。心痛始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素问》有"心病先心痛"、"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灵枢·厥病》把厥心痛分为肝心痛、胃心痛、脾心痛、肺心痛、肾心痛,云:"痛如以锥针刺其心";隋·巢元方对心痛病名论述详实,因、证、象等具备;唐·孙思邈、《太平圣惠方》、从治法方药方面给后世医家很大启发;明清时期有更详尽修正,最具代表性是《临证指南医案·心痛》把心痛与胃脘痛、真心痛等从发病部位确切区分。日本人丹波元坚所著《杂病广要》对"胸痹心痛"最早进行了详尽论述,对现今影响颇丰;汉·张仲景将胸痹与心痛合一而述。从脉象、病因、症候等方面看",胸痹心痛"之名更优于胸痹、心痛分而论之。病机乃心脉痹阻、阳微阴弦。

《独醒杂志》异文三则考校辨析

南宋庐陵曾敏行《独醒杂志》十卷,流传久远,版本较多,故脱衍错讹亦较多。朱杰人进行了很好的校勘,并以单行本刊行,极大方便了学者的阅读和研究。然由于个别之处朱本只校改未作校记说明,或存多说,读者参阅时感到困惑。对《独醒杂志》不同刊行本异文进行考校辨析,以期正视听,亦为阅读、研究者提供信实的资料。

专书语法观念研究的成功尝试

古代训诂著作的语法观念考察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读书杂志〉词法观念研究》一书对王念孙《读书杂志》所蕴涵的词法观念进行穷尽的考察梳理,在汉语语法史的专书研究中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史记杂志》双行小注浅析

《史记杂志》是《读书杂志》的重要篇目,然而其研究却尚有余地,从双行小注为角度,探讨其注释内容、注释特点和注释意义,可深入把握王念孙的注释观:内容上可分为述来源、标断句、补例证、释字词、考异同和纠谬误六方面;目的上可分为训诂字音、字形和字义,校勘讹文、脱文、衍文、倒文和断句等方面。这对现代注释仍有重大启示作用。

《四言杂字》序言

《四言杂字》是一份很有价值的语言文字学资料,它富于认识意义,保留了很多古字古义,能为我们准确释读古文提供帮助,为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文字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反思,也为我们今天的农民教育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于清代香山基层建置的属性——兼向刘桂奇、郭声波两先生请教

刘桂奇、郭声波两先生在《清代香山县基层建置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海洋史研究》(第八辑)]提到我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本来我对建置沿革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但因为从事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缘故,一直关注晚清民国的香山,郭、刘两先生的文章引起我讨论的兴趣,故撰写本文对自己的观点作些说明,并提出一些问题请教两位先生。

《在园杂志》医事资料整理

清代刘廷玑所著《在园杂志》属于笔记,内容丰富,知识性强。本文对《在园杂志》中的医事资料进行系统分类整理。《在园杂志》医事资料包括方药论治、外科疾病证治、五官科疾病证治、妇科疾病证治和救急5个门类,以五官科疾病证治为主。作者对医事资料颇为重视,少数医事资料录于他人。

《全宋文》误收徐铉铭文一篇考辨——兼正《全宋诗订补》误署作者一例

《全宋文》辑编徐铉文以《四部备要》徐乃昌校补本为底本,补辑佚文十三篇。其中《静斋自箴》铭文一篇疑非徐铉所作,《全宋文》编者依据《徐公行状》、《玉壶清话》、《烬余录》等文献将此铭文归于徐铉名下并不足以使人信服。根据《研北杂志》、《宋稗类钞》、《五代诗话》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将此铭文文风与徐铉《砚铭》及书法家王著的有关诗作进行比较,发现此铭文为王著所作的可能性更大。另外,《全宋诗订补》将此铭文作为遗诗补入同名之翰林学士王著诗"辑补"类,属误补,也应订正。

《杂病证治准绳》与胸痹辨治

《杂病证治准绳》认为胸痹的病机多与气机不畅有关,将胸痹分为寒凝闭阻、水湿内停、气滞痰阻、情志不遂四种证型,以调理气机升降为主,兼以散寒、化湿、祛瘀。重视脾胃、权衡气机升降是《杂病证治准绳》体现的主要思想。

谈邓邦述的《书衣杂识》

江宁邓邦述的群碧楼是清末明初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其收藏多为宋元旧椠及稿抄校本。《书衣杂识》是邓邦述倚据其藏书所作的善本题跋集,涉及版本、校雠、经藏、史论、掌故等诸多方面,对于后人认识邓氏藏书价值及其本人学术素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念孙《战国策杂志》校勘学价值述略

王念孙是清代小学的集大成者,《战国策杂志》是其研读《战国策》的学术札记。此书不仅对《战国策》编订流传中产生的脱文、衍文、讹文、误文以及错简等进行了勘正,也通过全面运用文字音韵学、历史地理学、文法文献学等知识为校勘学人指明了路数门径,一方面对《战国策》研究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也为清代校勘学树立了标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徐复《后读书杂志》撰述分期略绎

徐复先生的《后读书杂志》始于1932年,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初创时期。其研究计划开始之后,部分篇章发表在当时的学术刊物上,至1944年粗具规模,曾获国民政府三等奖。第二,成型时期。建国以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继续增补,部分研究成果刊布在学术期刊和其《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中。第三,出版期。《后读书杂志》正式出版,引起了良好反响。第四,补辑期。《后读书杂志》交出版社之后,又陆续有所撰述和增补,主要成果收录于《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后读书杂志》是徐复先生读书理念和治学思想的体现,其治学精神影响深远。

《读书杂志·荀子杂志》零札

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在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他精彩的校注成果。前人对《读书杂志》的研究是多角度、全方位的,我们则注意到了该书在论证过程中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有些注释结论仍值得商榷;有些校注所引用的文献时代较晚。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本文以《读书杂志·荀子杂志》为例,解决了以上的两类问题:一方面评议了那些值得商榷的注释,另一方面为王念孙的论证补充了时代较早的文献。

道光初年丽江的社会生活——以《鸿泥杂志》之记述为中心

史书对清代早期和后期云南丽江的社会生活记载颇多,而对道光初年的丽江社会生活鲜有描述。马毓林撰写的《鸿泥杂志》详细记载了清代中期丽江的社会生活,对于全面认识清代中期丽江市井、民俗、宗教、物产等提供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庄子杂志》看高邮二王的文献考据方法--兼谈考据质料与考据形式的相互关系

考据质料与考据形式在文献考据中具有依存关系。考据质料为考据形式提供文献证据,考据形式为考据质料灌注结构原则。《庄子杂志》使用字书、古注、用例等考据质料来证实考据形式下所作之论断,又使用以声求义、押韵制约、因形破讹、相对为文、古注体例等考据形式来赋予考据质料以生命。丰富的考据经验和“得经意”的强烈愿望使王氏敢于进行考据质料、考据形式均十分稀薄的“理训”。扎实的考据质料、自觉的考据形式、求实的考据精神、“得经意”的考据目的,共同奠定了高邮二王文献考据史上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