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史的民间化——清宫造办处传统手工行业现代传承老字号的田野研究

技术史的民间化,指从民俗学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研究被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所忽略的传统手工行业及其知识传承的社会史,肯定其行业内部充满个性化、非商品的技术追求所带给人类的巨大创造激情和无限艺术魅力。这项研究还能观察到一个十分具体的事实,即在某些获得政府管理社会资源的传统手工行业中,其独特的技术、专门的工艺管理方式、卓越的艺术精品和合理的就业观等,是可以直接转型为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人类文化遗产及其多元生产文化组织的保护对象的。

雍乾时期的手工技艺观念新视角——西方传教士与清宫珐琅作手工行业知识传承

从学术史上看,关于传教士在天文、数学、地理、绘画、音乐等方面作用的讨论颇多,而对传教士与造办处作坊的关系从手工行业知识传承角度鲜有具体个案研究。其实,观察西方传教士与清宫造办处的关系,手工行业知识传承的维度恰恰是绕不过去的。以手工行业知识传承的问题为切入点,描述传教士在清雍正和乾隆两朝清宫造办处珐琅作作坊内当差行走时的具体活动及其具体作用,呈现皇室珐琅作对传教士所操持行业知识的基本态度和管理特点,是发现珐琅作手工行业知识的多种结构和来源的有效途径。

乾隆时期(1736—1795年)造办处《活计档》所载猩猩毡探析

猩猩毡不仅常在清代小说中作为服饰词汇出现,还多见于清宫档案。这些档案提供了许多可研究的信息。文章以乾隆时期造办处《活计档》为研究基础,结合清宫实物和绘画,将猩猩毡所记名称、来源途径、清宫用途进行分类、比对、归纳,旨在通过辨析猩猩毡,探究外来毛织物对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猩猩毡为一种多彩毛呢,在宫廷得到广泛的应用。猩猩毡大批进入清宫,不仅融入清代乾隆皇帝起居和出行,而且见证乾隆皇帝逐渐奢靡的消费观念和西方毛织物贸易逐渐衰落的过程。

同治、光绪朝如意馆

本文以《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为基本文献,以故宫博物院所藏同治、光绪两朝内廷画士的奉旨之作为重要参照,探讨了晚清宫廷绘画机构——如意馆的诸项制度(入值画家的选拔与考核、奖惩与等级、画作的审查与作品格式等),并论述了如意馆绘画的主要功用(纪实、装饰和案头观赏)及其各自不同的绘画风格。

清宫紫金琍玛造像考述

清乾隆时期是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标志是汉藏艺术的频繁交流。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五年进京为乾隆帝祝寿,他带来的紫金玛造像为乾隆帝所重,并在宫中造办处仿做,其后,又对原配方加以改进,成造了具有宫中特色的紫金玛造像,成为清宫藏传佛教造像的珍品。本文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将这段历史渊源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概述了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

雍正时期玻璃制品与朝政的关系

本文依据传世文物、造办处活计档及其他历史文献,论述雍正时期的玻璃制品与朝政的关系问题。雍正朝在官服制度中对玻璃帽顶的明确规定。开创了清代以玻璃替代宝石作为官员冠饰的先河。而赏赐玻璃器皿则折射出清廷的对外关系、边疆问题、宗教问题以及雍正帝的用人之道。

乾隆内府书画装潢初探

中国古代书画装潢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但是长期以来,这一技艺主要是依靠在实际操作中的口手相传,缺乏文字记载,相关研究也多局限于手法技巧,较少涉及时代风格与艺术特色。由于古书画在屡易其主的过程中往往经历了多次改装,也造成历代装潢基准作品的匮乏和不确定。乾隆内府书画装潢集历代之大成,代表了有清一代的最高水平,而北京故宫博物院相对完整的清宫书画原装潢收藏也为其风格研究提供了条件。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在系统梳理院藏乾隆内府书画装潢原件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其时代风格与艺术特色,希望能对中国古代书画装潢艺术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鲁班木作与北京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市民社会

本文使用清宫造办处木作档案和田野调查资料等，讨论我国手工技艺的行业文化而不是技术文化，重点对北京木作进行个案研究。

造办处档案所见乾隆朝御用漆器后加款问题研究

本文在仔细梳理档案的基础上,结合故宫藏品,发现乾隆朝的后加款皆系将前朝漆器修补之后镌刻,可以分为后加年款与御制诗两大类,并对高宗有关漆器的欣赏品味做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