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诗英译中禅境再现策略研究

寒山诗中蕴含着丰富的佛理禅意,诗人通过这些禅诗表达自己的内在体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禅境.如何在英语语境中再现其独特的禅意禅境,让目标语读者很好地理解禅诗所表达的意蕴并感受其意境,译者往往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文章选取了斯奈德和赤松译本中的个别例子,阐述了意象叠加法、视觉化翻译法、杂合翻译法和厚译法等翻译策略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应用,有效地再现了原诗所表达的禅意禅境,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现代建筑的文化传承——安藤忠雄和王澍的作品分析

传统文化的继承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当代中国建筑师由于缺乏对传统文化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建筑创作上始终找不到一条明确的方向去继承和发扬传统精神。通过分析安藤忠雄和王澍两位建筑师的作品,试图从创作源泉、设计手法、传统解读三个方面入手,探寻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中的继承方式,以求对我们的建筑实践在传统继承方面提供一些借鉴。

禅意绘画中的禅宗美学观

禅宗美学观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审美观产生了影响,进而促使文人士大夫对"境界"的追求,提升到了对"禅境"和格调的艺术追求上。禅宗美学与中国诗性审美观念的契合,无疑使中国绘画由"传移模写"的"神品"境界朝向"境由心生"的"逸品"境界上升华,由此,中国绘画在品格和艺术形式的探索方面均获得了质的飞跃。其实,具有独特中华艺术审美特征的"禅意绘画"因文人画融入禅宗美学观之后形成。禅学中的自然而然、淡薄、清静、空寂等审美范畴,从自然之美中体察和感悟生命真谛的方式,这些直觉式的修行、参禅、悟禅、顿悟与文人士大夫的艺术感受与表现力相融合,其艺术想象与直觉创造力紧密结合,才会有禅意绘画中对"画境"的独特表现。中国禅意绘画是灌注了文人士大夫对完美人格理想和艺术品格追求的中国式的文化创新和艺术创造。

宋塑禅境哲思与艺境审美

宋代在禅宗思想影响下的佛教雕塑艺术体现了禅境与艺境的会通。山西长治法兴寺、崇庆寺等寺院所遗存的宋塑作品以其精湛的技艺和高妙的表现手法实现了艺境生发过程与禅思悟入层次的契合。同时,审美受众亦从多个审美角度对宋塑艺术进行观赏和考量,各自收获其对宋塑艺韵、禅思、哲理的理解和回味,并由此生出不同程度的契会境层。宋塑艺术亦在此禅境和艺境的相互文化观照下实现了其展现圣洁神性和复归质朴人性的美的追求。

从当代脑科学看禅定状态达成的可能性及其意义

禅定状态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无生无灭、乃至无任何差异的绝对境界,只能直觉体悟而不可概念分别。那么,从当代脑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禅定状态真的能够达成吗?通过归纳目前有关禅定状态的脑科学实验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发现禅定静虑状态是一种不同于意识休眠状态的特殊心理活动,有着自身特定的脑电波特征,经常进行禅定静虑训练不但会影响个人的生理素质、有利于身体健康,而且还可以改善对生活认知与情感态度的改变,提高生活质量。当然,通过分析也发现,虽然当代脑科学实验手段,为验证禅悟状态的达成提供了一种实证途径,但就禅理上讲,我们依然无法了解禅定状态这种"冷暖自知"的主观体验。相信随着脑科学的不断发展,一定能够为通过禅定静虑活动来调节心身健康,从而为提高生活质量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唐诗中的“寒山”意象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寒山"意象渊源于《楚辞》,魏晋诗赋的加工初步确立了"秋冬季节寒冷之山"的基本含义;唐代诗人们的艺术锤炼让其定型且具有了摇曳多姿的外在形态,隐逸诗人、禅僧们的诗歌理念及创作,特别是寒山子生命历练与诗歌书写合而为一的艺术行为拓展了该意象"禅境象征"的深层内涵。对唐诗中"寒山"意象数据统计基础上的文本考察为把握意象与意境、诗境与禅境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禅宗美学对美国现当代艺术创作理念的影响

禅宗美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播到美国,随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艺术家对审美体验与生命真实的表达、对空灵和虚无的思索、对人类普世性的关注、对艺术和生活理念的探究等方面,这种艺术理念的生成影响了艺术创作方式的变化,艺术材料的选择和应用,以及对艺术价值问题的反思。

隐元禅师诗偈中的自然意象与禅宗境界

明清之际,诗文创作的文化风尚在僧团之间极为流行。隐元禅师精于诗道,创作出五千多首的诗偈。这些诗偈中关于自然之花、山水意象的描写富有文学色彩和诗人的个性特征,而且政治情感突出,富有禅理禅趣。在隐元禅师的这些诗偈中,花和山水等自然意象是启迪觉悟的种子,是生命荣枯的象征,是人格精神的寄托。这些自然意象蕴含的禅宗境界体现在四个方面:文字般若、真如法性、随任自然、寂灭无常。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与禅宗文化

21世纪的世界大同主义和多元文化潮流的涌现,使得国内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垮掉派之父"———美国后现代派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及其多姿多彩的诗歌。雷克思罗斯丰富的个人经历和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背景使他转向东方禅宗去寻求解脱。他与禅宗文化的不解因缘,促使他在其瑰丽的诗歌当中多次呈现了悠远而空灵的禅宗意境。体味到孤独、寂寞的雷克思罗斯,在禅境中得以顿悟,从而对生命的律动和灿然有着自己独到的体悟。

禅境:中国艺术的直觉理性

中国艺术的意境美学观与佛教密切相关。禅宗强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这种直觉近乎本能却相当高级,看似神秘而更内在。它极端浓缩了想象所需要的时间过程,扬弃了其中的自觉理性成分,把妙悟天开、天真发溢、意到便成视为艺术的最高境界。禅境崇尚顿悟,使中国艺术(诗歌、绘画、书法、戏剧、建筑等)逐步形成了以淡泊、简约为极致的特征,其所凝结的乃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直觉理性。

禅境与佛性:汉藏古典园林审美精神比较探析

汉族园林审美精神内核在于禅心,而藏族林卡审美精神是执着于佛性境界。本文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汉族和藏族古典园林审美精神的差异性,系统分析内隐于园林审美精神中的民族性因素,挖掘出汉藏族园林艺术风貌异质性的根本原因。

禅境与诗境的合一——论从容诗中的禅韵

"现代女性心灵禅诗"的开创者从容善于将禅宗内蕴与人生思考汇而为一,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以禅与现代情绪、现代诗歌技巧糅合,创造出具有现代气息的"禅诗",呈现出独特的禅气、禅思与禅趣。

禅宗审美与当代美育

所谓禅宗美学不仅指禅宗对中国古代艺术、美学思想的影响,更应指其自身的审美方式,作为禅宗之核心的"真如妙用"是一种审美观照活动。禅境之总体特征可概括为"真",具体表现为幻灭无常、顺任圆融、湛然净寂三个方面。禅境不等于表现它的艺术境界,必须充分注意到由禅境转化为艺术境界这一过程的生成性、中介性。在美育中引入禅宗审美,对于解决爱的缺失、冷漠与隔阂、丧失耐心、时间深度的空间平面化、过度的欲望消费、多愁善感等当代社会表现出的精神困境和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禅宗悟道秘境终极解密

禅宗悟道境界虽然神秘,但可以理性解析其悟道境界的内涵,可以感性描述其悟道之途的情状,可以清晰表述其悟道后的行为特性。

体道与解脱——洪州禅对慧能心性论的现实性提升

洪州禅的代表人物马祖道一提出“平常心是道”的观点,鼓励众生在日常生活中体悟真如佛性,获得解脱。道一的门下进一步发扬了这一思想。他们饱含个性的禅法,从现实的角度充实和发展了六祖慧能“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心性论,从而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禅宗诗意栖居生存方式的生态意义

禅宗诗意栖居的生存方式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体现:一是禅宗向往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禅宗非常注重以幽静的山林作为修行入道的场所,从四祖道信开始,山居修行成为禅宗的主要生活方式。历代禅僧留下众多的山居诗,讴歌山居生活闲适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受禅宗文化影响,许多文人士大夫也向往乃至营造闲适的田园生活。二是阐发自然万物的自在解脱,以自然万物的自在解脱和内在生命力表达内在的精神境界。禅宗"无情说法"观念认为自然万物无时不在向人呈现真如,提醒学人从自然万物中领悟佛教真理。三是讴歌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禅宗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主要是通过审美意境体现出来的,禅宗中人在追求心境超越的同时,也向往一种融入自然的生活方式。禅宗诗意栖居观念及生存方式是在吸收融合传统儒家、道家隐逸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禅宗诗意栖居观念与海德格尔思想相比较具有自身思想特质。禅宗诗意栖居的生存方式,有助于人们领悟自然万物的本真存在状态,以及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并在此基础上将人自身的精神追求与自然万物的自在解脱或内在价值的实现有机结合起来。

艺术禅趣与形上本体

艺术禅趣的空灵之境的形成,除了根植于中国传统的诗论之外,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撑是佛学中的形上精神。此种形上精神的渗入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正因为此,中国古代思想的问题域由"道"向"理"进行了更换。文章对于艺术禅趣的考察同样置入了这样一个视域。文章同时认为,佛学的形上精神对意境理论的成熟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王维《辋川集》的几点思考

《辋川集》是王维与道友裴迪于天宝年间在辋川庄写下的唱和组诗,是其山水诗的巅峰之作。在辋川别业,诗人把山水景物作为描摹对象,于诗情画意中洗涤自己幽独空寂的心灵。20首绝句,即是诗人这一时期隐逸情趣的折射,更有一种佛家崇尚的顿悟机缘。

禅宗美学意境在香器设计中的表现研究——以“弗居”产品为例

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后,逐渐演化为中国禅宗,既包括了中印文化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结晶。受三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典美学形成了具有独特审美情趣的禅宗美学。禅宗美学意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和谐之境、妙道之境、圆融之境。通过分析禅意原创家居品牌"弗居"香器的造型、色彩、材质等方面,如何构建禅宗美学三种意境,来阐明禅意的表现形式与方法有:意象赋予、符号提取、造型提炼。令禅意空间产品,成为国内产品设计的发展方向。

从苏轼的词作议其超然心态的形成

苏轼能正视人生的痛苦,忘怀得失,长期保持乐观的心境,善于在苦难的人生中寻找快乐的因素。他既不脱离世俗生活,又能摆脱具体问题的困扰,以高视点关照万物。这种态度与心境,除和自身性格有关外,还与禅宗思想密不可分,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