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凶”与“圣相”:简析章炳麟的曾国藩论

章炳麟的曾国藩论,主要包括“元凶”与“圣相”两种截然不同的论点,在清末民初影响广泛。辛亥革命前,基于“革命排满”的立场,章炳麟严厉批判曾国藩身为汉族人却甘当清朝帮凶的行为,是破坏汉民族自尊和自决的罪人,斥之为“元凶”。辛亥革命后,严酷的社会现实促使章炳麟重新思考曾国藩的功业,认为曾国藩是有器识且善于把握时机的英雄,誉之为“圣相”。观点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章炳麟对清末民初社会政治的巨大转变的不同回应以及传播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坚定信念。

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

曾国藩幕府与张之洞幕府作为晚清两大重要幕府,在对传统幕府的改革、网罗人才、主幕关系、幕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和继承关系。例如,奏调、札委制由曾国藩开始,张之洞继之普遍实行;两人都保举大批幕僚为官;主宾间经济关系分离;幕中多为文人学者等。但由于两人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品性等方面的差异,曾、张幕府又各有特色,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例如,曾幕重地缘关系,张幕重学缘关系;曾幕多道学先生,张幕多奇才怪杰;曾幕忌用洋人,而张幕中则吸纳了大批洋人;张之洞对幕府制度的改革比曾国藩更全面,影响也更大。

转折之地:曾国藩在祁门

1860年7月至1861年5月,曾国藩设行辕于安徽祁门,引起诸多争议。当如何看待?祁门是曾国藩及湘军的"险地",又是"福址",在此,湘军由危转安,清政府也同时避免了英法联军和太平军的双重灭顶之灾。此是江南大营第二次溃败后湘军全面取代清朝经制兵,以及地方势力坐大,满汉权势变迁,洋务运动发轫的重要历史起点。

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

就内在学理而言,曾国藩理学思想表现出以下特色。一、以宋学为宗,但不废汉学;二、强化辞章之学为理学服务的功能;三、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四、以"礼"合理,重视阐发理学与礼学之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时期理学的发展变化。

曾国藩文化思想简论

曾国藩作为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虽然他的思想中存在许多消极落后的成分,但是他所大力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以及他所提出的"义理为体,洋务为用"的思想,在客观上对于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倡节义到兴文教——曾国藩幕府刻书考论

晚清时期,最早在幕府中庀局刊书的是胡林翼,随之而起的为曾国藩。曾国藩延江浙博雅之士、设幕府机构金陵书局刻书,起先专刻《船山遗书》,为的是表彰先贤,倡导节义,而后才有精校群籍以振兴文教的自觉。这种自觉不仅造就了金陵书局,使其所刻书以校勘精审、版本可靠著称,遗泽余韵,流衍数世;而且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促成了晚清地方官书局的大规模兴办,开启了"中兴"人文之盛,为清代官刻涂抹了最后一丝亮色。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的经学底色与礼治指归

《圣哲画像记》是曾国藩对中国学术史的考察、反思、提炼而成的大纲,作者精择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门类之典范,以儒家经典为主线贯穿始终,吸纳老庄、《史》《汉》,以及诗文诸家,将孔门四科说与姚鼐三分说对接,融为一脉,昭示了以经学为底色的学术蕲向。作者表彰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考究历代礼制之成就,赞美顾炎武以礼移风易俗之理念,凸显了作者推崇的"修齐治平,一秉于礼"礼治思想。

曾国藩与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

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肇始于洋务运动,作为与洋务运动早期的主要支持者和领导者,曾国藩以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科技价值观,在理性认知军事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开创中国近代军事科技事业、罗致和培养近代化军事科技人才等方面,为促进中国军事技术的近代化发挥了开拓作用。

曾国藩创建湘军的指导思想:以湘军文化的创建为理路

程朱理学原本是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的士绅社会基础。曾国藩创建湘军,在指导思想上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色彩,坚持以"仁"、"礼"为立军之本,以"朴"、"廉"为募勇之要,训练兼施,"训"重于"练"。

论曾国藩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曾国藩虽不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但他的著作和社会活动中却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如“经世”教育，“师夷智”教育，“勤、仁、谦、立”教育，“勤敬、严绳”教育等教育思想和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孝悌为上: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根本取向

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以孝为核心,表现为把"孝道"作为立家之本,认为孝悌廉耻胜于功名,表现了与以往家庭伦理的不同。曾国藩非常重视并终身实践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意义上的孝观念,而且将传统意义上的孝观念予以扬弃,形成了既承接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孝思"。为此,在忠与孝的关系上,曾国藩提出了先孝后忠的思想,反映了他在家庭伦理方面对传统道德的改造。

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

本文从咸丰三年曾国藩与王錱失和入手,分析了其背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复杂关系。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遭遇了来自湖南官场的种种阻力与打击,处境孤立;与此同时,二度抚湘的骆秉章却通过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段,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两人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暗中较量,王錱最终脱离曾国藩投入骆秉章的帐下也是这种较量的结果。

论曾国藩“商战”思想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价值

曾国藩首倡“商战”,后发展成中国近代中叶的经济纲领,其时代内涵包括正确处理“商战”与“耕战”、“商战”与“兵战”、“商战”与“学战”三大关系,既标志着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已接近到本质的层面,又标志着中国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思路已基本弄清。

曾国藩思想源流新探

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的思想来源于传统儒学,又吸收百家之所长,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的新儒学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突出了经济思想,立足于经世致用,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以经济为主体的儒学思想始终贯穿他的一生,他始终立足于大本大源,并非有三变。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申韩法家,或是黄老道学,既是他达到经世救国的工具和途径,也是他融合诸家而创立新儒学的新鲜血液。

湖湘理学传统及其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湖湘理学属于宋明理学的独特分支。因受地域文化氛围影响,呈现出"讲性理、笃践履、重经世"的学术传统。岳麓书院作为湖湘理学的重镇,自宋代伊始便肩负起传播湖湘理学之责。时至晚清,以岳麓书院学生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深受湖湘理学传统影响的士大夫们,通过毕生道德之践履、经世之举动、倡学之实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整个晚清社会,从而部分地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与学术风气,助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论曾国藩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体系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义理为主、经世致用为辅;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西方近代文化为辅。

论曾国藩的睦邻观

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中,睦邻观是一个重要的层面。曾国藩作为晚清大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之浸润。在其丰富的家庭伦理思想中,睦邻观是重要内容之一,当代人从中或许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略论道光朝京师学者的学术交游——以魏源和曾国藩为例

道光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社会和学术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此时学者的学术交游不无影响。经世致用成为联结不同学术倾向学者的一个重要纽带,对时政的关注淡化了学者心中的派别意识,学者的学术交游在更广阔的范围展开。然而,这种变化不是对所有学者都适用。魏源和曾国藩有机会却终生没有交集,表现出道光朝京师学者交游的另一历史面貌。经世致用和汉宋调和的时代潮流并没有促成魏源和曾国藩相识相交,迥异之性情和政治立场又构成阻碍二人结交的消极因素。

曾国藩士大夫之学及其内在逻辑

曾国藩读书善识大体,是经世之学。其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归属士大夫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认识始终以"事"为中心,在礼学经世思想蕲向下,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嗜好辞章,使学术的本质转化为学术的功能,使得事功实践与知识阅读融通起来。曾氏所学不是出于著述,而是作为事功和德性开启的前提条件,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终指向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总判断。

曾国藩的家庭教化伦理思想探析

曾国藩在继承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家庭教化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把家庭作为伦理教化的基础,提出要将治家与教子合二为一,知德与意趣要兼相修养,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与刚柔并济,并且将立身与养身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