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中的教育技术——以曾仕强讲解《易经的奥秘》为例

《百家讲坛》是一档将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的教育类电视节目。文章以曾仕强主讲的《易经的奥秘》为样本,将第一集《何为易经》进行"逆向工程"式的分解,从传播学、教学设计、多媒体集成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从中获得的有益启示可有助于更好地制作电视教材和视频课件。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

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下田歌子《家政学》在中国

从1902年5月到1903年5月,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的《家政学》在中国至少出现了三个译本。通过单士厘、汤钊、曾纪芬的译介,最初作为日本女子学校教科书的《家政学》闯入中国人的视线,并很快成为教育界的官方推荐书目。这一传播过程,彰显了知识界对女性进行现代家政学、现代科学启蒙的热情,也展示了现代女子教育起步的一个侧面。单士厘和曾纪芬的女性身份,则具有鲜明的先锋色彩和象征意义。

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

曾巩和王安石都尊经重道,注重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提倡通经致用,二者的经学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曾巩是位纯正的儒家,他的经学思想是以教化为中心的,重在继承;王安石博采众长,他的经学思想是以变革为中心的,重在创新。

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理”与“势、欲、气”的关系

理学在晚清虽已式微,但虔诚信仰者不乏其人。清代名臣曾国藩治学博采众长,但以理学为宗。其论理势承袭王夫之,讲究理势合一,明理因势;其论理欲追随程朱,强调存理去欲,循礼治欲;其论理气则兼收程朱、张载、王夫之思想,主张气以理宗,理因气丽。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宋人曾孝广事迹考略

曾孝广是名相之后,以恩荫入仕。他为政务实,长于治水。曾对江南漕运力图革新,但最后失败。与苏轼等宋代文人交往,提升了自己的声誉。理学兴起之时,他也受到渲染。

经学潜流:夏曾佑、刘师培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学源探析

清代道咸以降,学术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学相对于乾嘉时期总体上渐趋式微,而史学有所更新和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民国的经学不仅论著繁多,而且对史学、子学乃至文学领域的影响并未消退。夏曾佑、刘师培是清末“新史学”的主要实践者,而经学渊源不同,史学观点也多差异。其所撰历史教科书尤为典型地体现了经学传统的深层影响,反映了清末经、史之学的复杂关联。

曾布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再议

曾布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引发了北宋新党内部的第一次分裂。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这一角度来剖析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宋神宗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曾布之所为,很大部分是在迎合宋神宗的意愿。而根究市易务违法案作为新党内部的第一次公开分裂,充分暴露了新党内部的固有的矛盾。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穉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曾国荃致翁同龢信札考释

国家图书馆与故宫博物院藏有曾国荃致翁同龢信札4通,是研究曾国荃与翁同龢关系的重要材料。这4通信札,从时间上看,主要作于曾国荃任职两江总督期间;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曾纪泽后事的处理、陈湜复出的运作,江南地方事务的通报等;从文献价值上看,对研究湘乡曾氏与常熟翁氏的关系,地方督抚与京官要员的往来,丰富《曾国荃全集》等,均有一定的意义。

论王安石与曾谢二氏的世家之交

王安石在北宋中后期居于士大夫文人的核心,交游极广,关系也很复杂。他与父亲的朋友及其子孙的世交之谊,为他在思想、文学以及政事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研究王安石交游关系及其形成方式,有助于更进一步了解王安石及其新学学派的思想作风和历史意义。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出处考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极为著名的励志格言,广为人们传诵引用。论其性质,多称古诗、古联、古谚;举其出处,多言《警世贤文》,因而也有以为出于古人《增广贤文》的。然《增广贤文》未见此两句,所谓《警世贤文》乃由今人选辑《增广贤文》条文并掺合少量当今流行谚语格言而成,其中即有此联。此联不是古诗古联,而是当代社会新起的时语俗谚,最初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1983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中国谚语总汇·汉族卷)俗语》权威著录。

乱离时代的历史画卷——《彭衙门行》与《赠卫八处士》的比较

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写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歌,在颠沛流离之中,他也记录自己在丧乱中的奔波,以及见到友人的不尽感慨。此二诗展开了灾难时代中的不幸,也赞美了弥足珍贵的友情,留下了那个时代的逼真的记录。

李石曾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构建与演变

李石曾是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生活四个主要方面建构了其理想中的无政府主义,他这种思想经历了正统的无政府主义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义思想时期,直至消失。

《宁调元集》勘误

杨天石、曾景忠所编《宁调元集》对宁调元一些诗文的写作时间作了考订,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其中存在一些过于宽泛或讹误的情况。现根据有关史料,对部分诗文的写作时间进行重新考订,并考订了部分未作考订的诗文的写作时间,共计 62篇,以期对广大读者正确阅读和使用《宁调元集》,以及今后宁调元文集的重新修订工作有所裨益。

汪士铎与曾国藩交游研究

晚清学者汪士铎学识渊博,尤长于舆地之学。咸丰九年(1859)因战乱投奔胡林翼之际与曾国藩相识,后入金陵书局以校书为业。汪士铎与曾国藩之间的往来,多涉及刻书之事,而二人交情之深厚,却非学术思想上的志同道合。汪士铎与曾国藩相识之初,便积极为曾国藩的军事布防出谋划策,可以说,真正支撑起二人交情的是统一战线上的同仇敌忾。

汉桓帝时期能否产生秦嘉五言《赠妇诗》三首——兼与邢培顺先生商榷

秦嘉三首五言《赠妇诗》与秦嘉、徐淑的四封书信之间存在着诸多思维逻辑的混乱与时间上的错位。《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后汉秦嘉徐淑夫妇报答书》的残卷应受敦煌唐写本《玉台新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文和变体。汉桓帝时期尚不具备产生五言诗成立的基本条件,故秦嘉三首五言诗应为伪作。

谈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

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是在双方内在利益驱动和外部环境许可下而产生的行为,主要有三条交流渠道,即政府、法国天主教和中法民间人士分别组织的教育交流,三者相互补充和促进。中法合作高校在管理体制上,基本为平等管理模式;在资金投入上,前期中法合资,中方经费困难;后期靠庚款;在教育模式上,以法国为样板。中法高等教育交流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增视丸对后巩膜加固术治疗进行性近视术后效果的影响

在接受后巩膜加固术治疗的６２例（１２０只眼）进行性近视眼患者中有３１例（６０只眼）于术后口服了增视丸，另３１例（６０只眼）作为对照组，经３个月治疗，观察１年表明，服增视丸组在视力进步和眼轴长度缩短方面疗效优于对照组，认为中药增视丸对后巩膜加固术治疗进行性近视术后效果有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