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简中的车軎

曾侯乙墓简中的“■”,应该释为“刈”,读为“軎”。此字仅两见,其后记录“鎋”和“辖”,恰好与出土实物中的两件带矛车軎相对应。“■”,可能是记录带矛车軎的专字。带矛车軎何以装配在用作战车的日常用车之上,其因待考。

民国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关系析论——以20世纪30年代的厦门为中心

大清邮政诞生后,为维护邮权不断挤压民间信局。民国时期,在国家邮政的强力扩张下,民信局和批信局采用走私方式与邮局展开竞争,邮局则以缉私来捍卫国家邮权和邮政利益。民间信局的走私和邮政的缉私斗争,反映了国家邮政与民间信局关系的一个侧面。邮政对民间信局的整合,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对全社会的控制由弱而强的一个转变。

乙二醛脱水加固定型曾侯乙墓和包山楚墓彩漆主棺

采用湖北省博物馆陈中行研究员发明的乙二醛复合液法脱水加固定型曾侯乙墓和包山楚墓出土的彩绘漆棺,漆棺脱水处理后色泽正常,保持了脱水前的色彩,未发生开裂变形,强度与脱水前相比有大幅提高。

楚王酓章钟“商商穆”试解

北宋时在湖北安陆发现的两件楚王酓章钟,纪事铭文与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所出楚王酓章镈相同,其中一件钟的正、侧鼓刻铭"商商穆"三字。楚王酓章钟应为正鼓饰有花纹,但其上光素的无枚钮钟,形制与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所出钮钟相同。两个"商"字应为重复刻写,"商"、"穆"同为阶名,二者可能为小三度音程关系。"穆"相当于传统阶名的清角,其义与"和"可以互训,都属于七声新音阶的第四级音。

《论语·侍坐》章正读——兼论《论语》的成书问题

《论语·侍坐》章历来是研究孔子思想以及孔门弟子的宝贵资料,因其记载简单,理解起来有歧义,但其实录性质不容怀疑。四子侍坐,以齿为序,各言其志,发生在孔子出仕前后。侍坐闲聊,曾皙鼓瑟不违古礼。各家注解亦皆不背离孔子思想。本文提出新的认识主要在于:(1)"春服"特指祭服,"春服既成"可以理解为一个祭服完成的暮春时节的代称。(2)"风乎舞雩"读作"讽乎舞雩",与孔子赞同"风谏"合。将"风"理解为采风、风宣其德,将政德赋于音乐等,又与孔子对乐的爱好合。《侍坐》章保留了孔子与四子言论的核心部分,编排整理没有改变其实录性质。"侍坐"章的书写情况再次验证了上博简《仲弓》篇所体现的《论语》的一种成书可能,即孔门弟子从所记繁多的孔子言论中选编删削而成。

抗战外宣的主力军与领军人:“国宣处”与董显光、曾虚白

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国宣处")是抗战时期中国对外宣传的专门机构。该处由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督早,曾虚白全面主抓。由于董显光、曾虚白与蒋介石、宋美龄的特殊关系,国宣处成了国民党内一个"小机构大使命"、"直通天庭"的"畸形机构";在深谙新闻宣传之道的董、曾指导下,国宣处采取假借外国人之口替中国讲话的宣传策略,为抗战时期对外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董、曾二人原是具有新闻理念的独立报人,后进入体制内,成为国民党政府新闻宣传官。这使他们在报人信念与党人立场发生冲突时常存纠结。纠结的结果往往是,党派的立场战胜报人信念。这就常使其对外宣传效果大打折扣,国宣处也因此身生瑕疵。

论曾国藩的睦邻观

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中,睦邻观是一个重要的层面。曾国藩作为晚清大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之浸润。在其丰富的家庭伦理思想中,睦邻观是重要内容之一,当代人从中或许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加嬭编钟与楚庄王服曾

新出春秋铜器加嬭编钟是曾侯夫人加嬭的自作用器,但铭文中自称"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人并非曾侯,而是楚庄王熊侣。器主加嬭即随仲嬭加鼎中楚王所嫁之女随仲嬭加,她依靠楚国的支持在丈夫曾侯宝去世后代执国政。编钟铭文所记是楚庄王巡省已归附楚国的曾国,加嬭代表曾国燕享楚王之事。从加嬭在楚庄王面前自称"孺小子"来看,其人应即庄王之女。如此一来,加嬭媵器随仲嬭加鼎的作器者也宜定为楚庄王。

竹简所见楚国居民里居形态初探

就目前所见的战国中晚期的楚简资料而言,作为楚地居民基层组织的邑、里及州,其内部居民间的社会关系不再依靠血缘纽带加以联系,聚落内以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为主体,家庭间没有必然的血亲关系,故其里居形态是以异姓异族同里而居为常,与其他列国的情形基本一致。

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作文作诗皆受曾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氏重用。薛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曾、楚、周关系的新认识——随州枣树林墓地M169出土编钟铭文的初步研究

随州枣树林墓地M169新近出土的编钟铭文,是一篇重要的春秋史料。其内容涉及曾、楚、周之间的关系,给我们带来许多新信息和新认识。本文对铭文的关键字词、铭辞主旨、主要人物及其关系,以及制作年代等,做了详细的考释和讨论,以期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史料价值。

马寅初的抵制日货思想

五卅运动时期,马寅初严格区分经济绝交与抵制日货两大范畴,极力反对前者而鼓吹后者,认为经济绝交将引发国内金融恐慌,而抵制日货则既能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亦可借以收回关税主权。随着中日关系恶化和民族危机深化,他逐渐模糊二者边界,将经济抵制与武力反抗视为同等重要的抗日手段。抵制日货运动之持久展开,既受日本反抵制措施的约束,又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众民族意识强弱密切关联。对抵制日货功效的乐观固守与运动困境的深刻洞悉,则彰显出经济理性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纠葛。抵制日货运动固有的政治与经济两大向度之间的历史性悖论,国人至今依然难以破解。

楚音乐文化研究20年(1983-2003)

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南方文化的重要代表 ,楚音乐文化又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2 0年来楚音乐文化的研究进行分析 ,指出在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并就今后的楚音乐研究提出看法。

曾国藩与湘乡述论

曾国藩生长在湘乡,首先接受的是湘乡人的教育、湘乡人的影响。湘乡人吃苦耐劳、敢当道义等独特地域文化精神,促成了曾国藩的显赫功业;曾国藩的地位和影响,对湘乡人的扶持帮助,成全了湘乡籍湘军将领的功名富贵,孕发了湘乡在晚清时期文治武功的发达。曾国藩对湘乡文教事业的重视,促发近现代湘乡人才群体的形成。

“行针布线”:韩驹、储光羲诗的相似处

苏辙曾在《题韩驹秀才诗卷一绝》中评韩驹诗说:"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重见储光羲。"对苏辙的这句评价,曾有学者不以为然。其实苏辙的评价还是能够成立的。韩驹诗与储光羲诗在"行针布线"——诗意的处理、安排上的确存在一定的相似处:不仅都注重诗意的流畅连贯,且都曾运用对比式描述。

乱离时代的历史画卷——《彭衙门行》与《赠卫八处士》的比较

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写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歌,在颠沛流离之中,他也记录自己在丧乱中的奔波,以及见到友人的不尽感慨。此二诗展开了灾难时代中的不幸,也赞美了弥足珍贵的友情,留下了那个时代的逼真的记录。

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间的形体及数量对应关系

除了语音方面有联系,通假字和本字在形体和数量对应方面也有联系。在楚竹书文献中,与本字有形体联系的通假字多于无形体联系者,有声符联系者多于有形符联系者,说明竹书书写者选用通假字时倾向于选择形体上有关联的,且主要留意其起示音作用的声符,而不太关注其形符;通假字与本字字形相关与否与本字的存现或后起没有直接关系。大多数字在借为他字时趋向比较单一,活跃度不高;在借用他字来表示时趋向也比较单一,灵活性不强。

试论曾巩的文道观

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古文家、道学家和时文家之间的重要分野。作为一名古文家,曾巩对于文道关系有着自己的独到阐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浅深徐急说,二是文章兼胜说,三是文须当理说。总体上,曾巩认为道德修养比文章修养更重要,但同时又文道兼顾,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曾巩对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对欧阳修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构成。

楚国联姻考述

楚国与其他诸侯国的联姻是楚国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不仅反映了楚国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化,也有助于了解东周时期复杂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楚国联姻与其国策密切相关,春秋早期为求发展多与周边小国如郧、邓等进行联姻,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初期,争霸使其与其他大国如秦、晋等联姻频繁,战国中晚期楚国由盛而衰,联姻已失去其政治意义。由于文化差异及地理位置关系,楚国无固定的联姻国,与东周王室也无联姻关系。

金安清盐政思想研究

金安清是晚清一位经世派知识分子。作为曾国藩幕府成员,他参与了整个饷盐制改革的过程,并发挥了直接影响。他积极倡行票盐制改革,主张官运与商运并行,主张保护盐商利益,提议允许外商加入盐运,强调要加强对四川私盐的管理。对金安清盐政思想的考察有助于回溯盐政改革的原貌,也利于全面了解曾国藩的盐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