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数据的县域小学教育设施供需匹配评价——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教育设施的供需均衡性对实现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基于多源数据类型,综合人口空间化和小学可达性分析结果,对小学教育设施的供需匹配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增城区小学可达性整体水平有待提升,各镇街可达性差异较大;车行可达性自南向北圈层递减,步行可达性点状空间集聚特征显著。(2)车行出行方式下供需匹配较均衡,基本符合“核心-边缘”空间分布规律;步行出行方式下供需失衡严重且单中心集聚特征显著,增城区小学教育设施存在一定的空间错配现象。针对不同类型地区的小学教育设施供需匹配情况,应从区际均衡、校际均衡及政策保障多角度出发,采取差异化配置策略,以应对未来学龄人口就学的不同需求。

广州市增城区客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对比研究

文章以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坳头村与小楼镇竹坑村两大客家传统村落为例,深入研究了两者宏观层面的空间形态,将两大村落的整体环境、历史脉络、总体布局及古建筑群布局、风水格局等进行对比研究,以期为增城乃至整个广府地区的客家传统村落研究提供参考。

镇(街)空间绩效与镇村人口规模结构的关联效应研究——基于广州市增城区4个镇(街)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镇村人口规模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并影响着镇(街)空间绩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镇(街)空间绩效作为镇村发展质量的重要考量,理清人口规模结构与其关联效应,有助于探寻镇(街)空间绩效提升的指引方法。为此,本文利用2015—2020年广州市增城区四个代表镇(街)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人口规模结构对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维度空间绩效的影响,揭示其关联效应。研究指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能客观分析镇(街)空间绩效与镇村人口规模结构一般性的关联效应,并为制定不同维度绩效的提升策略提供依据;在镇(街)层面,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和首位度对经济绩效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城镇化率对环境绩效具有不显著负向效应,人口密度对社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此外,增大城镇人口规模和强化单中心结构能减少劳动生产成本和社会资源浪费,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镇(街)空间绩效。

近10年广州市增城区短时强降水的统计特征

利用2011-2021年增城区内41个气象观测站的小时降雨量资料,分析了增城区各镇(街)短时强降水特征以及对影响较大的强降水过程剖析降水特征。结果表明:近10年增城区共发生短时强降水事件6 126站次,年均562.2站次。2019年最多为845站次,2015年最少357站次。高频年份是2016、2017、2019和2020年。短时强降水主要集中在汛期(4-9月),6月是高频月份。午后至傍晚(12:00-20:00)是短时强降水的高峰期,最少出现夜间22:00和21:00。短时强降水总体呈南北部较多中部较少的分布特征,与增城区雨窝点分布情况完全吻合;前汛期高频中心位于中新镇,朱村最少;后汛期高频中心位于派潭镇,朱村最少;朱村是在汛期发生短时强降水最少的镇街。广州增城除暴雨持续时间以及3 h降雨量极值高于郑州,其余各指标极值均低于郑州“7·20”。增城各镇街大部分极端强降水发生在5月份,其次是6和8月;且2020年概率最高。

基于分流比法对河网水系排涝泵站规模的拟定分析——以广州市增城区十字海、百花涌、龙湖西涌泵站工程为例

为保障增城区东江北干流沿线围内洪涝水安全,应对近年极端天气增多、外江洪潮水位抬升、城市化程度加大等不利情况,同时避免排涝分区不协调、泵站规模不匹配等问题,统筹协调合理确定内河涌河网水系各排涝出口泵站规模至关重要。通过实地踏勘、资料分析等方式,合理概化河网水系并划分排涝片区,确定分流口分流比,并基于分流比最终确定排涝入流量,采用“平湖法”确定各泵站规模,可为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以广州市增城地区增江下游地区为例

增城区隶属于广东省广州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广州市东部,珠江三角洲东北角,是珠三角经济区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化发展迅速。本文综合考虑增城区地形地貌、地质背景、土地利用及地下水代表性和控制性等因素,在增城地区采集地下水样分析测试其化学组分含量,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通过地下水化学组分单项分析、综合分析及无机毒理成分含量分析,对增城地区地下水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结果可知:研究区内地表水系发育,农田灌溉条件较好,地表水及灌溉水对地下水元素分布有较大影响,区内水化学环境复杂,元素分布变化较大。研究区地下水污染主要指标为砷、氟化物、硝酸盐、碘化物、亚硝酸盐等无机毒理指标及铁、锰等无机一般化学指标。可为政府科学规划布局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区内地下水主要污染区分布在增城区石滩镇的旧山吓村、岗尾村、环村,荔城街的群爱村、郑村,博罗县的西浦村、白沙村,均为人口密集较密集的地区。山区地下水污染等级较低,未发现重度污染及已污染的水样。评价结论可为政府部门在未来区域工业产业规划、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及环境保护方面提供水文地质科学依据。

基于步行可达性的增城区幼儿园空间布局评价

为评价增城区幼儿园空间布局情况,为后续幼儿园布局规划提供支撑,研究基于步行可达性分析对2017—2021年增城区幼儿园的服务区覆盖效率及步行可达性进行分析计算,并对增城区幼儿园的空间布局进行评价,发现增城区幼儿园近五年的服务区覆盖效率以及步行可达性都呈上升趋势,且中南部与北部地区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根据增城区实际情况,后续规划中因地制宜地采用北部地区与中南部地区的差异化服务半径指标,保证规划的可落地性。

绿道体育与城市环境耦合模式构建探析——以广州增城为例

运用田野调查法,结合文献研究,构建绿道体育与城市建筑环境、生态环境、空间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四个方面的耦合模式,并以广州增城绿道生态休闲体育运营为例,对各个因子进行逐一剖析。研究认为:绿道体育与城市环境耦合模式的空间环境因子包括一体化、均衡化、多样性、包容性、制度化要素;人文环境因子包括公共性、休闲方式、和谐文化、教育性、空间性要素;生态环境因子包括低碳产业、共同治理、教育引导、立法保障、绿道维护要素;建筑环境因子包括规范性、生态性、符号寓意、色彩、形式内容要素。各因子以人的需求为基本导向,彼此关联、相互促进,实现各个环境因素之间的耦合发展,将资源利用的有效率最大化。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用途留白策略探讨——以广州增城区为例

当前,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提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并提高管制水平与效能的要求,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在此背景下,文章结合用途管制的演变与发展趋势,从克制发展视角出发,提出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用途留白思路,构建"功能分区—控制单元—土地用途"的分层机制,进行战略留白、底线留白与路径留白探索。最后,结合广州市增城区国土空间规划实践进行分析,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大城市外围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提供有益借鉴。

绿道休闲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运用资料法和调查法,从绿道休闲服务的属性、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展开,提出"政府-市场-社会"复合供给机制假设,并指出根据这3类主体的不同组合可能形成不同的复合机制。随后以广州市增城区绿道的休闲供给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都市型绿道适合采用政府主导供给模式,近郊型绿道适合采用政府-市场并重供给模式,依托景区的远郊型绿道适合采取市场主导供给模式。最后,指出绿道休闲服务供给机制运行的推动力是绿道使用者的需求结构,并提出绿道休闲服务有效供给的建议:1)理清使用者的需求结构;2)分析供给者的属性特征;3)采取合适的供给模式。

土地发展权重构下的土地整备模式研究--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文章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出发,指出存量土地更新中"争地"背后的"争权"逻辑,提出一种针对存量用地更新的土地整备模式--在"规划集成"前提下,通过政府主导的土地重划机制,直接从土地产权的空间调整入手,平衡地方政府、土地权利人、社会资本方在土地增值收益与社会公共职责之间的利益博弈,保障更新过程中公益性项目、公共服务和市政设施落地。进而对以土地发展权为支撑的土地整备工作提出建议,以期使存量土地实现多元价值的共赢与分配公平。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分析——以增城区为例

快速城市化引起土地利用/覆盖的剧烈变化,从而影响区域生态环境并产生由生态环境变化引起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研究有助于减缓或改善这种影响。文章以增城区两个时相的遥感影像为基础,从数量结构、空间分布等方面,分析了增城区土地利用的变化特征。

基于改进CLUE-S模型的土地利用变化动态模拟与分析——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利用广州市增城区200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通过对比Logistic回归、人工神经网络(ANN)、Autologistic回归等3种模型分析土地利用类型与其驱动因子之间的关系,选用最佳拟合优度模型结合CLUE-S模型对该区土地利用格局进行模拟,通过与增城区2009年实际土地利用数据对比验证表明模拟结果较为理想,Kappa指数高达0.863 7.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自然增长模式和地方政府土地利用优化战略模式,模拟增城区2025年的土地利用格局,为该区域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和今后城市规划布局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依据.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辨识与模型构建: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生态基础设施是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不可触碰的刚性底限,也是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和为居民提供持续生态服务的基本保障。生态基础设施空间格局对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因此对生态基础设施空间格局进行辨识很有必要。以此为切入点,基于生态服务功能大小,运用"3S"空间信息技术构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空间格局的辨识模型。并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结合实地调研数据进行案例研究,辨识出高强度、中等强度、低强度生态基础设施和非生态基础设施共四种生态基础设施类型。结果表明:增城区生态基础设施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北部和东部较高、西部和南部较低的特点,中部生态基础设施分布孤岛现象明显;高强度、中等强度生态基础设施面积达到769.38 km2,约占总面积的47.6%;通过景观格局分析总结出上述四种生态基础设施类型的分布特点,为研究区未来的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大都市郊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路和策略探讨——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继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后应对“三农”问题的又一创新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本文在分析当前乡村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对增城区实现乡村“五大”振兴的策略进行系统总结,以期为新时代的大都市郊区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借鉴。

城镇建设管理中的电子地图更新方法及应用探讨

电子地图为城镇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的空间底图,承载了城镇的地理、经济活动等空间信息。随着城镇建设管理的不断发展,各项空间地理数据正大量生产,为保证电子地图服务的可靠性,地图更新迫在眉睫。本文立足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生产实际,充分利用国土规划、民政、公安三大部门6类业务生产空间数据成果,重点探讨道路、水系、POI、高程信息四类数据的更新策略,有效整合多源数据,实现电子地图的数据更新;同时对电子地图的符号设计、配色方案等方面进行优化处理,实现增城政务电子地图的制图更新。

2008—2018：广州增城区绿道规划建设实践与探索

绿道是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西方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广泛开展绿道的规划建设运动,而国内的绿道规划及建设实践活动起步于广东增城。本文旨在通过对近十余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绿道建设实践进行总结,梳理各时期绿道规划建设的不同特征,探讨新时代绿道规划建设的策略。

美丽乡村建设的规划统筹模式——基于广州市增城区的实践

本文基于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阐述了规划统筹的表现与策略,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研究提供一个分析视角。增城规划统筹模式的核心是以土地利用规划为空间框架,以乡村体系规划、乡村群规划、村庄规划等自上而下的规划为引领,结合村庄发展定位和现实需求,以政策资源为导向,以民主议事机制为保障,建立稳定的项目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该模式突出上层次对下层次规划的指导作用,强调规划与实施的衔接、部门资金的协调与整合,对解决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2015年—2017年增城区肺结核流行特征分析

目的:探讨肺结核流行趋势及其特征。方法:收集2015年—2017年增城区人民医院结核门诊所有的肺结核存档患者详细资料,进行回顾性统计,统计其相关的流行病学相关特征并加以分析。结果:增城区人民医院2015年—2017年共收治肺结核患者2410例,高发人群以20～60岁的青中年人为主(70.3%),职业以农民为主(34%)。该病在本地区以新塘镇发病率最高(34.2%)。临床特点:菌阴(56.8%),菌阳(39.1%)。结论:2016年及2017年增城区肺结核发病较2015年呈下降趋势,具有独特的发病群体和地区特点,4～6月为相对发病高峰,男性发病率较女性高,分职业发病数构成比中居前6位的是农民、家务及待业、离退人员、工人、民工、学生,总报告发病率最高是新塘镇。

共享单车需求预测与停放点布局策略研究--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在共享经济的大背景下,共享单车逐渐成为现代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影响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的同时,对城市管理构成新的挑战。如何根据地方发展需求精准预测共享单车需求量,合理布局停放点,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文章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基于共享单车出行数据,分析共享单车发展的时空间特征,并提出共享单车需求预测的思路、流程与停放点布局的策略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共享单车管理模式建议,为合理控制共享单车规模、优化共享单车布点规划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