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作为文化事件的《啼笑因缘》 ——兼论“张恨水现象”的生成

20世纪30年代,小说《啼笑因缘》的成功迅速扩展至颇具吸引力的大众传媒电影中。影视改编引发影视公司的争夺战,在社会上掀起巨大舆论风潮,爆发相关真假电影版权的“双胞案”,由此形成《啼笑因缘》在文化界引发的文化事件。这场文化事件不只是作家个人意志的产物,也是报刊编辑、作者与读者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在不同媒介的立体互动作用之下,《啼笑因缘》不断被重塑,引发讨论热潮,推进“张恨水现象”的生成。

张恨水“爱情三部曲”对传统小说的改造及其局限

张恨水的早期作品典型反映了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也由此展现了其中的种种症候。以张恨水早期的“爱情三部曲”为例,作者逐步转变传统章回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三部曲叙事重心由个人到家族再扩大到总体性的社会结构图景,主题由个人命运的悲叹到反映社会上层的腐败,再到表达市民阶层朴素的政治正义观,均显现了作者社会视野的逐渐扩张、观念的不断更新与革新旧文学的持续努力;时代转变带来的观念转化使得作品从“守旧”的旧文体逐渐向“革新”后的新文类演进。但既有的保守心态又使得这些作品无法深究矛盾的社会成因,而仍陷于半传统的小说形态。这表明文学形式的现代(化)与叙事内容的现代(性)无法割裂和分离,也对新旧文学的转化和“雅俗之辨”带来新的启示。

传统文人与现代报人之辨——论张恨水的文本差异

自晚清到“五四”再到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着从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身处转型时期的近代知识分子,在自身发展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对此,有必要研究他们的生存处境、物质精神与内在心理变化。其中,张恨水不仅能够继承中国小说创作的传统,而且善于借用现代报刊等新型媒介。他作为小说家和“报人”均有突出成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通过探索张恨水的贡献可以发现,近代与现代的差异化是张恨水自由切换于自身双重身份之间的一种写作策略。

“越轨”的女性与“滑动”的文化保守主义——从1930年代张恨水小说改编的影片说开

19311941年期间,张恨水“鸳蝴”小说被频频搬上银幕,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下焕发着与时俱进的现代性价值。伴随着中国早期电影“元叙事”的自反性探索,众多电影公司对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发起了有声片的突破性尝试,如联华影业公司推出的《银汉双星》、明星影片公司的《啼笑因缘》等。张恨水一系列小说被各电影公司导演不断改编并推向银幕,这一文学改编电影的现象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文化转型、上海“孤岛”电影时期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沦陷”时期,不断展现出通俗剧适时性价值与银幕生命力,在情爱叙事的感伤现代性下折射了女性形象的“越轨”特点。其中,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作品中的价值评判标准呈现出跟随时代而调整的适时性特点,集中体现了女性命运截然不同的走向,反馈出文化保守主义下“犹疑”的评价标准和社会转型下“滑动”的价值选择;此外,还依据不同时代的女性站位适时而变地呈现出从鼓励到规训的过程。在民族形势严峻的特殊历史时期,张恨水作品的“银幕化”现象彰显了在革命电影叙事文学背后隐藏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市民的整体风貌与广泛的社会现实。在“通俗”外衣包裹下,其作者意识与社会呼吁借用银幕得到了广泛传播,完成了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的映射。

论张恨水小说电影化“梦”的特质

张恨水把电影构建梦境的方式融进小说的创作中,使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梦”的特质。其小说电影化“梦”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通过梦的方式批判社会现实,二是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如梦似幻的背景,三是营造梦境化的氛围。张恨水小说部分细节与电影“淡入”“淡出”效果、“梦”具有相似的发生机制,光线、声音、意识流是实现小说中梦境与现实之间“淡入”“淡出”的重要媒介。融入张恨水小说的电影元素,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而且提升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双城记”与“两都赋”:张恨水笔下北京与南京的时空体

张恨水小说中的北京与南京所形成的“双城记”,展现了两座古城不同的城市面貌与社会空间,勾勒了“城与人”的独特联系。通过以《两都赋》为代表的散文,张恨水发掘了北京与南京的美学与人文特征,营建了“两都”的文化空间,显示出“两都”远离都市现代性的乡土气息、艺术风格与人文气质。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张恨水的创作处境、外部环境,可将张恨水作品中的北京与南京视为一个完整的时空体。张恨水笔下北京与南京的时空体,暗含着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转型与变迁。

论张恨水小说中的女性困境

张恨水在小说中塑造了形色各异的女性人物,这些女性尽管出身背景、教育程度以及职业选择不同,但都共同面临着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张恨水虽然在小说中没有为困境的解决提出可行的办法,但困境的呈现让人了解到那个年代女性真实的生存境遇、婚姻生活和价值观念,从而给当代女性以启发,促进当代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论张恨水小说的文体现代性

从叙事学的角度 ,探索张恨水现代章回小说的现代性 ,认为张恨水对章回体进行了整体性“改写” ,使之精致化和深度化 ,成为一种富有现代感的新文体 。

现代都市小说中的北京想象——以老舍、沈从文、张恨水的创作为中心

北京以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现代作家在其各自的都市小说中以各自的叙事和言说方式赋予文本以各自的都市想象和文化记忆。对北京无比眷恋的老舍,强烈的爱中掺杂着一丝怨恨,产生复杂的情感体验;对北京感到无所适从的沈从文,营造出梦幻般的湘西作为精神的依托,同时对都市人的揭露使其作品形成鲜明的城乡对立;对北京观察细致的张恨水,情感上的倾向造成了小说中雅俗错位的现象。他们的北京想象各有各的优长,也各有各的局限。

垃圾堆上放风筝——张恨水小说中的北京城市贫困空间

张恨水在其以民国北京城市贫民生活为题材的系列作品中,展示了一个独特的城市意象:垃圾堆上的北京。他的贫民故事反映了民国北京贫民生活的真实日常场景,也演化出"贫民沉沦"的情节模式。张恨水力图借助这类故事实现对读者的"安慰与警戒",同时,这类作品也反映了他"往低处看"的写作姿态。

张恨水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现代化是 2 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与陈独秀、鲁迅等人不同 ,张恨水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及其路径 ,有其独特的理解 ,他更加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生成的合理性意义和支撑作用。他的独具特色的现代通俗小说创作 ,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富有意味的“典型”。

张恨水《啼笑因缘》与20世纪30年代武侠电影叙事模式的嬗变

张恨水在《啼笑因缘》中尝试加入了武侠叙事,形成了“言情+武侠”的别致风貌。与同时代的武侠小说相比,该小说体现了独特的武侠人物塑造理念和全新的侠义情节构成模式,从中可见一种较新的武侠叙事模式。《啼笑因缘》历经多次电影改编,先后被张石川、李晨风、王天林、关山、楚原等人导演成电影。该系列电影表现出与中国现代影坛上风行一时的《火烧红莲寺》《儿女英雄》《荒江女侠》等武侠电影相异的叙事模式和理念,在中国电影史上也影响巨大,促进了中国现代言情武侠电影的发展。

论陪都语境下张恨水的重庆书写

张恨水四十年代的创作与陪都重庆息息相关,多部长篇小说以陪都重庆作为时空背景。本文把张恨水的重庆书写置于陪都语境下来考察,着眼于张恨水的小说创作与陪都读者心理的内在呼应,阐明重庆题材小说的审美文化特征。陪都语境与张恨水重庆题材小说的联络表现在:小说叙事风格转向平白直捷,载负着重庆下江人的战时乡愁,偏重于讲述公教人员的生活故事,维护了战时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胜。

张恨水《春明外史》的情爱意识建构

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在杨杏园与妓女梨云恋爱故事的抒写中,充分渲染了才子多情的感人力量,又暗暗默认了男性节情自保的社会戒律;在杨杏园与才女李冬青的苦情抒写中,建构了两性心灵相知的情爱境界,又流露出忽视婚姻中的爱情单一性、默认男性滥情这一价值缺失。《春明外史》的情爱立场复杂多重,正昭示了前现代才子文化开始向现代爱情观念转变时期的文化驳杂现象。

论视觉消费文化语境下张恨水小说的电视剧改编

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视觉消费文化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商品性与艺术性的矛盾成为文学经典的电视剧改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张恨水小说的电视剧改编就是在忠实性与当下性、艺术追求与商业追求的矛盾与分歧中进行的。新世纪以来张恨水小说的电视剧改编呈现两种路向:以青春偶像剧演绎民国爱情故事和以社会写实剧再现民国社会生活。两种路向各有侧重,但改编者都在努力发掘张恨水小说与当下文化语境的契合点,采用相应的改编策略实现理性概念文化向感性视觉文化的转换。

批判与缅怀:疗救“乡土中国”的思考与实践

鲁迅和张恨水对于乡村与城市、农民和市民的认知有抽象和精准之别。鲁迅的认知相对宏阔,在其小说中,农村、农民大多是抽象化的场景和群体,其重点是在拷问农民灵魂的麻木和愚昧。与之相对,张恨水的认知则比较精确,张恨水的小说虽然也含有对乡村、都市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但是他更多的是如实反映乡村大环境中的农民个体和农民生活实况,甚至兼及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心理的变迁,细致而入微,虽然并未触及灵魂本质,但也提出了城乡对峙等值得探讨的严肃问题。

文言语体和冲淡风格:《山窗小品》论

张恨水的散文代表作《山窗小品》自出版以来长期受到批评家的忽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明显。《山窗小品》给评论家最大的难题是它以文言语体写成,有别于现代作家所惯用的白话语体。张恨水所使用的是一种浅易文言,接近白话文,能使作品在遣词造句上更有灵活性,加强写景的真实感及抒情的生动性。张恨水在《山窗小品》中塑造一种冲淡的风格,显示他如何继承传统文学,其艺术风格值得批评家予以重新评价。

论张恨水小说的戏曲叙事

张恨水将戏曲元素融入小说创作中,形成多元的戏曲叙事,具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戏曲文本内容介入小说叙事,如戏曲穿插,即类似"戏中戏"的结构来暗示情节发展及人物命运,运用戏曲唱词来揭示人物性格及心理;二是借鉴戏曲文本创作的某些技巧,如运用巧合、误会以及"自报家门""余韵"等来组织小说;三是借鉴戏曲舞台的演出特征,如运用表演及舞台的写意性来虚写情节,运用道具、小动作来揭示人物情感及心理。戏曲叙事不仅使张恨水小说充满浓郁的戏曲文化魅力,同时也为现代小说融合、转换传统戏曲资源提供了一种借鉴。

何以不“团圆”——论鲁迅、张恨水小说的悲剧结局

结局是整体艺术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作者思想的凝聚,是探索作家创作意图和衡量作家艺术功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总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结局。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主人公常常依赖偶然的因素获得悲喜逆转的大团圆结局,鲁迅和张恨水对于小说结局的处理抛弃了这种大团圆模式,热衷于以悲剧收场。他们认为,作品应该扎根于真实的土壤之中,结局要符合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客观逻辑,大团圆结局并不是真实的人生体验。而悲剧因为更能调动情绪所以更易震撼人心。虽然二人都摒弃了大团圆结局,但背后的思考却有殊异:鲁迅在对结局的思考中纳入了对于"瞒与骗"、喜好大团圆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个人"走"的生命哲学,而张恨水则更多的是从现实人生和读者的猎奇心理入手,从精妙的艺术情节的构思中对结局进行布局。无论如何,二人的艺术构思及对结局的处理都在无形中对读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