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淮深碑》作者再议——兼及写本制作考述

《张淮深碑》为敦煌遗书中系统记述张氏归义军家族事迹的仅有文献,亦是研究归义军初期历史的宝贵资料,原石已不知所在,敦煌写本P.2762+S.6973+S.3329+S.6161B+S.11564+S.6161A保存了此碑文。文章考证《张淮深碑》的作者当为悟真,撰于中和二年(882);写本背面的诗则是不同时期作品的汇集,最早的当写于归义军初期,最晚的写于金山国后期,这组诗的最后编定,当在914年左右。结合写卷字迹可推测,这件《张淮深碑》写本当为张球抄写的张淮深纪念诗文集。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亚微米SiO_2微球的制备与改性

以正硅酸乙酯(TEOS)为硅源、氨水为催化剂、乙醇为溶剂,通过一种改进的溶胶-凝胶法制备了粒径在400—1000 nm的SiO2微球。为使其在油介质中具有良好的分散性,用三甲基氯硅烷(TMSCl)对所制备的SiO2微球表面进行改性,测定了改性SiO2微球的疏水程度、活化指数及亲水亲油性。扫描电镜及显微分析结果表明:未改性的SiO2微球具有良好的单分散性及球形度,但在润滑油中的分散效果不理想;改性SiO2微球表面疏水程度明显增强,活化指数增大,且在润滑油中分散性良好;并且改性剂三甲基氯硅烷的用量和改性时间对改性效果影响显著。

圆锥角膜的诊断与治疗

圆锥角膜是一种双侧非炎性角膜扩张性疾病,其特征主要为中央和旁中央区角膜基质变薄和呈圆锥形突起。早期圆锥角膜的诊断标准并未完全统一。现今用于诊断圆锥角膜的仪器主要有Orbscan角膜地形图、Pentacam眼前节测量分析仪、共焦显微镜、眼反应分析仪等,手术治疗方法主要有角膜移植术、基质环植入术、交联疗法等。本文综述近年来用于圆锥角膜诊断的常用仪器的优缺点及手术治疗方法,为临床上选择更适宜的检测仪器和治疗方法提供依据。

晚唐文士张球生平索隐

根据敦煌文书和敦煌古碑铭中保留的张球署名作品、从佚失作者姓名的敦煌文书中已钩稽出的部分张球著述等,首先勾勒了这位晚唐文士生平的大致轮廓,即:张球出生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原本生长于江南越州,可能是于科举落第之后入幕新成立的归义军政权,累官至总揽文辞之责的节度判官掌书记,致仕后亦留居敦煌聚徒兴学、奉佛抄经,至公元911年尚在人世,在敦煌生活了五六十年。随后探讨了张球生平作品研究的意义,指出张球的生命轨迹与作品内容关乎的不仅仅是个人传奇,更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历史,对其人其事其文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剖析当有益于敦煌地区史、晚唐文学史、中国东西部地区文化交流史等相关学科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张淮深墓志铭》与张淮深被害事件再探

本文主要根据法藏敦煌文书P.2913V《张淮深墓志铭》及从非常著名的《张淮深碑》抄件(S.6161A+S.3329+S.141564+S.6161B+S.6973+P.2762)卷背诗文中新找到的相关记述,对这些文书及其折射的归义军史诸问题进行了辨析考证。指出:《张淮深墓志铭》为葬后补写,当撰于索勋当政期间,即景福二年至乾宁元年(893—894),略晚于同是张球所撰作的《索勋纪德碑》;通过对上述文书及当时敦煌史事的分析可知,索勋掌权后曾有过迁改葬张淮深及其诸子以安抚张淮深旧属等举动,表明在张氏家族的内讧争斗中索勋的态度相对和缓,不像张淮鼎、张议潮十四女及李氏诸子那样激烈;与张淮深同时遇害的主要就是其与陈氏夫人所生六子,并无陈氏本人,张淮深其余儿子则因非陈氏所生而没有死于此难,推测张淮深当与诸嫡子政见一致,而诸庶子在此次血腥政变中的地位与作用特殊;张球撰作上述文书时非常用心,遣词用字均仔细斟酌考虑,透过其于字里行间的隐晦表述,我们既可以索解出部分研究线索,又可以感受到张球与张淮深感情之深厚与行文之老到。

张之洞策反邱菽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可以知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七年邱菽园与康有为决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的策反。张之洞通过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新加坡领事罗忠尧、两广总督陶模对邱菽园进行了劝说的工作。在张之洞通缉与劝说的两手交并使用下,邱菽园选择了纳金免灾的办法,公开登报与康有为决裂。

印度制糖法文书重校及其独存敦煌原因新探

本文重新校录了P.3303v抄存的印度制糖法文书,着力探讨了该文书为何独存于并不出产甘蔗也非蔗糖生产加工地的敦煌这一学界一直存疑的问题。通过强调印度制糖法入华后的最初传授地为越州、越州人对甘蔗种植和蔗糖制作技法十分熟悉等事实,结合晚唐时越州文士张球因居留敦煌数十年而了解西北地区农作物等特殊情况,提出并论证了P.3303v为张球追忆故乡风物、记录早年见闻之作。认为在探讨唐五代时期敦煌科技文化来源时应考虑越州江南等地区因素,并应加强对其时中国境内文化科技传播路径的研究。

革命内外:《訄书》的写作修辞与文化政治

章太炎在《訄书》中的写作修辞和文化政治思想凸现了他对传统学术文化的发挥和自我创造。同时,他的文化政治思想因为诸多机缘影响了其他人的文化观念,其著述成为了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被不断地重述,并成为现代学术谱系中一个重要的起点。《訄书》问题看似属于革命书写的一种方式或者可归结于传统学术内部的问题,但是它所触发的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争辩将作为历史的遗产在现代思想中得到继承。这些思考始终是为了在多元的文化选择中寻找到属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豫东黄河全图》与乾隆朝河南河患治理

黄河图在清代河患治理和河政运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乾隆中期,河南段黄河出现严重河患,河臣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治理黄河,绘制呈奏黄河图,向乾隆帝、朝臣汇报河务信息,并为清廷进行黄河河政决策提供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彩绘本《豫东黄河全图》是乾隆中期河南黄河河患治理情形的集中体现,直观反映了清代黄河的管理制度和治理方略,表现了清代的河政运作和文书流转方式,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晚唐敦煌文化中的江南元素及越州文士的贡献

晚唐敦煌文化中有诸多江南元素,如以江南人口吻写成的作品、留有南方语音印迹的文书、关于江南地区文化现象与典实事物的记述等。探讨江南元素传入敦煌的缘由,尤其是传播者的时空背景、个人经历、才学贡献等,可知这些江南元素系由今知唯一一位曾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长期任职、生活并创作了大量作品的文士张球传入。张球生长于越州山阴,成年后西行,在敦煌地方政权--张氏归义军政权中担任高官,又在当地兴学课徒奉佛抄经,在敦煌居留了半个世纪,成为将江南与中原文化传播至晚唐敦煌的重要使者。

《訄书》诸本对孔子评价的变衍

在《独圣》篇中,章太炎盛赞孔子开取民智,并给予孔子很高的评价。虽然他尊孔与康有为尊孔有异,但是在行为上仍支持、同情康梁,其思想还处于改良主义阶段。《订孔》篇否定六艺为孔子所作,并极力贬低孔子删定六艺的价值。但仍然承认孔子是"良史"。此时,章氏确立了革命思想,与改良派划清界限,并走上了与之斗争的道路。《检论·订孔》篇(上下)中,章氏称赞孔子布彰六艺、保存史料之功。此时他以庄证孔,主要精力已转移到整理国故上来。

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张球崇佛活动考索

举世闻名的敦煌文书中既存有从敦煌以外地区传入的文献,又有撰于敦煌本地的文本,而后者以其独具的异常丰富真切的历史文化信息更受研究者关注。集中探讨留存此类著述最多的文人——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张球——崇佛活动的基本情况,可以为全面了解这一特殊历史人物并深入解读其作品提供些许借鉴。早在来敦煌之前,张球即信奉佛教神祇,顶戴佛教咒语;供职归义军期间与当地高僧往来密切,并曾皈依名僧,参与佛教修习;致仕后寄寓佛寺,兴办寺学,成效显著;81岁后则专心抄写佛经,在抄经题记中申诉心愿,在崇佛活动中寻求精神归宿。

敦煌写卷《张淮深碑》背后佚名诗文稽年

敦煌写本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正面所抄《张淮深碑》早为学界所知,研究已经相当充分,然对于其背所残19首诗文,学界关注度很不够,其实,这些文献都是很重要的,具有补正文献、补正历史之价值。以该文献为依据,结合张氏敦煌的人、事、物,以及对文献年代之考证,可以看出,诗文作者很可能应为敦煌著名作家张球,从某种意义上说,19首诗可谓张球一生履历的具体写照。

明清京杭运河城镇的历史变迁——基于张秋镇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的张秋镇是山东运河沿岸重要的商业城市,其依托国家漕运与便利的水路交通,实现了从沉寂到崛起,从闭塞到开放,从贫乏到繁荣的历史变革。在明清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的近五百年历史中,张秋既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与商人、商帮的青睐,同时也遭遇到了自然灾害,战乱兵燹的沉重打击。张秋镇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与运河漕运密切相关。通过对其发展与衰落的探讨,有助于加强对明清运河城市的再认识与深入研究。

借学术以论政治——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诸子学六篇解读

章太炎的名著《訄书》(重订本)是一部探索中国救亡之路的书,其中的诸子学六篇——《订孔》、《儒墨》、《儒道》、《儒法》、《儒侠》、《儒兵》,并非纯粹探讨先秦诸子学的学术论文,而是政论文,在探讨先秦学术的表象下隐含着现实政治意图,其核心政治目标是推翻满清政权和抵御外侮。这正体现了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双重身份的章太炎"借学术以论政治"的治学特色。

社会各界重视内镜与微创医学发展

许多专家、领导对我国内镜与微创医学达发展予以殷切的期待和支持,不仅参会致辞,而且为内镜与微创医学发展题词。

御批《礼记集说》释考

海南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礼记集说》,其封面封底、页眉页脚留存有朱笔、红笔、墨笔等6人笔迹,记注数千字批注、鉴定、辑考、心得、诗词、功名及治世感想。更注有"御批纲鑑辑览"、"备旨"、"钦此"等字样,并有钤印二方。文章通过释考,初认此套《礼记集说》为元至治壬戍年(1322)陈澔撰之原版;该书似经宣德皇帝御批,赐于丘濬,濬逝,其子携返海南;岳麓书院、乐陵文庙、高雄文庙等地大成门上的楹联出自宣德皇帝之手。

悲壮张太雷—常州三杰是一个整体

瞿秋白、张太雷和恽代英在始于南昌起义终于广州暴动的不凡的历史大裂变中共同参与，创造了辉煌，为“基本上是农民战争”的中国革命模式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词曲交游与李开先的曲学成就

学界以往对李开先的曲作曲论等个案关注颇多,但对其戏曲交游尚无专门系统的研究。李开先一生交游广泛,词曲交游尤多,广泛的交游不仅扩大了李开先的文坛名声,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李开先广博的曲学成就,李开先戏曲及散曲的创作、曲学理论的形成与深化、元明曲选的整理辑录、相关作品的刊刻传播等都与其广泛的词曲交游活动密切相关。词曲交游不仅对李开先本人有重要影响,对整个明代戏曲文化史而言亦意义重大。嘉靖年间以李开先为代表的曲家彼此往来,互相切磋,活跃了曲坛氛围,在"创作—批评"的良性循环中,明中叶曲坛渐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