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协状元》与《两地书》的“添”

南戏《张协状元》与鲁迅的《两地书》中有“V添”,这“添”是实义动词,还是后置副词,学界有不同看法。其实,《张协状元》第18出“宛转些添”的“添”不是后置副词,此句前面还有“钱谁与添?”两个“添”都是动词,义为“增加;增补”,在句中义为“借(钱)”。据目前收集的材料可知,“添”作后置副词在清末传教士的文献中才有。根据宋、明、清、民国等一些用例来看,《两地书》中的“添”应是“添置”义,与“买(购买)”组成并列式合成词“买添”,与之同义的还有“添买”一词,古代文献也较为常见。“买添”与作为后置状语的“V添”有区别:形式上,后置状语“V添”中的“V”后面一般不能直接加“添”,而是中间要加量词或数量词;语义上,“V添”表示“动作继续进行或动作行为的重复,数量继续追加”,“买添”无此形式,也无此语义。因此,《两地书》中的“添”也是动词,不是后置副词。同时,绍兴山区仍有“V添”的说法,至于市区,“新派”不说了,但“老派”仍有一些人在说。

《文心雕龙》对张怀瓘的影响——以《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的比较为中心

唐代集大成的书论家张怀瓘,对于唐代书论体系的建立厥功至伟。张怀瓘书论体系的建立主要受前代文学理论著作的影响,其中主要来自齐梁之际以体系完备著称于世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对比《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可发现,二者在创作动机、体系建构、评论方法、论述逻辑、语言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谢晓钟《新疆游记》记张怀寂墓被盗掘事

吐鲁番唐张怀寂墓,清宣统二年(1910)十月被盗,次年(1911)《新疆图志·金石志》即有记载,但存在为地方官员回护问题。谢晓钟1916年受北洋政府财政部委派,赴新疆及阿尔泰特别区调查财政,1917年3月经过吐鲁番,归著《新疆游记》,披露了张怀寂墓是被吐鲁番的巡检司和直隶厅的官员勾结盗掘的真相,十分可贵。

《张协状元》对社会文明关系重构下人性异化的书写

南戏《张协状元》从社会外部思想文化环境与人性内里两方面入手,在揭示宋代婚变问题社会原因的同时,又就社会文明结构重构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震动和新兴贵族阶级被迫异化的“人性”予以关注。张协与王德用都在世俗世界的摸爬滚打中,在自我不断被“异化”的过程里,最终以主动纳受“利益婚”的形式完成了自己人格的置换。《张协状元》为“婚变剧”内蕴的表达扩展了空间和维度,张协“换汤不换药”的两次婚姻,既是异化的人性所致,也是他在世俗世界中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

聚红榭唱和考论

本文详细地考索了聚红榭的活动时间、社名缘起、活动情况和著述内容,并尽可能准确地勾勒16位社员的生平事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聚红榭的创作,认为聚红榭唱和提高了闽人治词的自信心,较大规模地描写闽地风物,词的创作具有词史意义。

张燮《霏云居续集》涉台史料钩沉

台湾早期历史资料向来十分缺乏,挖掘有价值史料成为一大课题。经过笔者不懈努力,《东西洋考》作者张燮疑为轶失的文集《霏云居续集》近期浮出水面,其中有关台湾及两岸关系的资料,揭示了早期中国官方对台湾本岛的经营和有效管理,而赤勘(即赤嵌)地名的首次出现,亦颇值得关注。

南戏《张协状元》的编剧时代——对《〈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新证》的商榷

杨栋《〈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新证》一文,认为《张协状元》剧编写于元代杭州。针对杨文中提出的十个问题,逐一解读剖析,可以推断《张协状元》为南宋中期戏文且只能产生在南戏故乡温州。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校补三十例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是南戏早期作品最早的校注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南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不断出现的语言研究成果表明其中亦存在失校、误校、误注、释义不确等问题。文章从其中的《张协状元》戏文校注中拾录三十例补之,以期其臻于完善,从而在南戏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史籍考》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

《史籍考》的编纂,是清代史学史的一件要事,备受关注,但仍颇有尚未厘清的问题。经考析,周震荣才是《史籍考》的首倡者,他将此设想提供于毕沅,并且推荐章学诚编纂。而章学诚因家累之大,常需另有兼任方可解决生计,未能专力于此,影响了编纂进度。后谢启昆攘得《史籍考》原稿,挤章学诚出局,但又迫于舆论压力,废弃纂修。此番风波,影响深重,最终导致《史籍考》失去成书和传世之机。

张燮与《东西洋考》

张燮为漳州明代著名学者,所著的《东西洋考》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张燮的生平和著作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漳州明代月港的兴盛。

张爱玲的魂兮归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

论文从张爱玲入史的个案来探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的两种不同生成环境。前者倾向于研究型文学史,后者大部分是教科书文学史,这不同的书写取向是如何导致书写范式的两种不同选择:风格史和精神史的对立。论文先从新世纪夏志清和刘再复对张爱玲的有关争论,回顾了建国前后中国大陆对张爱玲的接受史,是后来如何围绕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争论和影响中展开。最后对《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新时期以来数十部现代文学史的张爱玲论述,做出了比较、分析和检讨,并指出了精神史的书写范式是如何紧附着意识形态的幽灵,始终跟随着新时期的张爱玲论述,它在大陆史家的心眼上划上了一道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甚至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几则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在论述张爱玲的几条“金科玉律”,而这些至今都在无形中导致了大陆文学史写作以很暧昧的态度欲迎还拒着张爱玲幽魂的海外归来。

南戏《张协状元》新论

南戏《张协状元》成于元代,其主旨则是根据宋元理学的"名利观",通过"求名"与"守己"观念对立与统一的婚变故事,揭露"伪儒"的忘恩负义。

谢章铤词学思想新论

晚清学者谢章铤的词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词量说是谢氏独具开创性并极具批评意义的词学理论,其意义不低于晚清词坛盛行的寄托说、沉郁说、重拙大说。其二,谢氏对张惠言词学阐释观多持批评态度,主要原因是张氏用比附说词的方式容易导致对词作本意的偏离,或为寻求词中寄托而不惜曲解词作。受谭献影响,谢氏提出"以有托之心读之则有托"的阐释观,接近现代阐释学的思路。其三,谢氏有浓厚的地域词学的建构意识,这在晚清无人能出其右。

张燮著述考

张燮一生著述近千卷,而《龙溪县志》(康熙版)著录疏漏甚多,《漳州府志》(光绪版)稍有纠正,然亦有所失,又未记卷数。除《东西洋考》,张燮其余著述传世极少,今人描述时甚至错讹颠倒。因此不能不加详考。张燮本人的诗文集主要有《北游稿》、《藏真馆集》(未见)、《霏云居集》、《霏云居续集》及可能已编竣而未刊刻的《霏云居三集》。

补证《张协状元》编成于元代——从【红绣鞋】曲牌入手

《张协状元》的编成年代是学术界历来争论不断的问题。这一公案不仅关系到《张》剧是产生于宋代还是元代的断代,更关乎到南北曲"孰先成熟"。对《张》剧的研究,不仅要立足历史,更要立足文本。《张》剧所使用的曲牌可以从一个侧面为《张》剧的产生年代提供新的证据。【红绣鞋】作为古代戏曲中常见的曲牌之一,在《张》剧中也有使用,然而它的价值却被长期忽视。通过对【红绣鞋】曲牌的产生、发展的研究,可以为《张协状元》编成于元代提供新的证据。

谢章铤为台湾府教谕刘家谋所作序跋传记祭文之讨论——兼论谢章铤的古文

长乐谢章铤诗词古文兼工,古文最著。道光末,谢章铤与侯官刘家谋定交,诗词多有倡酬。刘家谋往台湾府任教谕,同治初卒于任上。刘家谋卒后,谢章铤为作序、跋、传记、祭文多篇。这些古文表达两人的情谊,以及谢氏对闽海时政的关注。谢章铤这些古文固然体现他的古文观,即修身养气,读书穷理,修辞立诚,而较之作者早期的古文更为务实。谢章铤十分赞赏高澍然的古文,又指出高氏古文缺少"长江大河万怪皇惑"的境界;其实谢氏的古文虽然较高氏务实,但仍然未能达到这一境界。把高澍然一派的古文推向这一境界的,似只有金门林树梅能胜其任。

《张协状元》百年研究史

《张协状元》是存世的最早南戏剧本,从1920年被叶恭绰先生带回国至今,学界对它的研究呈现出门类众多、异彩纷呈的盛况。本文对这近百年的研究成果作一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爬梳,以期为日后更科学更深入的研究指明道路与方向。已有的研究大体分五个层面:一是版本考订与文献整理;二是时代考证;三是曲调曲律曲韵考察;四是艺术体制研究;五是语言词汇研究。

从《张协状元》所用副词看《汉语大词典》的收词立义

《张协状元》作为南戏早期的作品 ,其中大量产生于宋代的口语副词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时代语言的某一侧面 ,为《汉语大词典》

从《张协状元》曲调格律看早期南戏的律化倾向

一般认为,早期民间南戏的曲调并无格律,而从《张协状元》的曲调格律分析可以看出,近三分之一的曲调基本符合格律要求,近半数的曲调在创作时具有格律意识。在唱出场引子时、有才学的脚色演唱时、抒发人物内心情感时,早期南戏往往选择有格律的曲调进行创作。这些格律范式不仅仅来自于成熟的词调谱式,也是书会文人创作时对字声规律的运用和总结,一方面体现了民间曲调在南戏中的律化倾向,一方面也为文人南戏的律化提供了基础。

《张协状元》近代口语副词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张协状元》作为南戏早期的作品,是研究宋元一代语言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本文通过对其中的口语副词的历时考察和新词新义的分析,比较深入而具体地探讨了戏文在反映一代语言面貌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