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Xu and Naxi Culture

Zhang Xu, who has travelled to the remote city of Lijiang in Yunnan Province a dozen times or more, has been adopted by the Naxi people. Her passionate interest in Naxi culture drives her efforts to introduce it to the world. The house of Zhang Xu’s Naxi parents in Mingyintuli Village is surrounded by Jade Dragon Mountain.

信仰与欢娱:徽州忠义神崇拜的形成与发展——以汪王神、世忠庙神、双忠庙神为中心

徽州忠义神信仰是其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带有儒家价值观的神灵崇拜,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从现实人物到忠义神灵,从小范围的民间祭祀到整个徽州的信仰活动,忠义神信仰发生了量到质的蜕变,这些变化离不开民众和政府的双向推动,而徽州社会对忠义神信仰的实践也构成了其独特的民间信仰图景。

论“徐芾东渡”故事与张炜的长篇小说创作

张炜主张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向民间口头文学汲取营养,徐芾东渡故事这一民间口头文学资源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得到了独特运用。从小说发生学的意义上来看,徐芾东渡故事是张炜小说的叙事动力,是张炜小说主人公的精神支柱和研究对象,是小说情节往前推进的依据。徐芾东渡故事在张炜小说中的存在既笼罩全篇,又具体融入故事情节之中,它的存在形态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由叙述者叙述,二是在古歌中呈现,三是在其他人物的“作品”中呈现。因与现实的密切关联,徐芾东渡故事的运用使得张炜小说主题的表达具有强烈的隐喻性质。中国口头文学元素赋予张炜小说创作鲜明个性特征,充分体现出民间口头文学传统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

大革命时期台湾地区革命者的历史认识——以《不逞团关系杂件:台湾人之部》和罕见报刊为中心

大革命时期(1924—1927)旅居内地各地的台湾地区革命者是最早回顾《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地区以来的台湾地区历史的先驱群体。依据日本外务省秘密编纂的档案《不逞团关系杂件:台湾人之部》以及各种台湾地区革命者罕见报刊,可以发现大革命时期的台湾革命者因为主义信仰的不同而出现历史认识的分化。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中国台湾割让日本以来的各种暴政,却缺乏基本的历史时间感。马克思主义者以帝国主义以及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台湾史,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至于民族主义者则尝试以回顾台湾地区历史来争取内地读者的同情,甚至以此论证台湾地区革命融入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尽管他们的历史认识以及各自在内地遭遇的现实情境都不相同,他们的思考却作为重要的历史准备,成为后起的台湾地区革命者深化历史认识的阶梯。

试论许国璋的英语教材编写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英语教材是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途径。许国璋编写的英语教材知识结构系统,特别适合中国成人学习者自学。许国璋一贯要求教材要高质量、科学性、内容一流,其编写思想对我国英语教材编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英语教材的编写中应以国家战略为指导,与时俱进,要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也要注意教材的科学性与典范性。此外,在教学模式多元化的当今时代,更要关注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问题,以便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英语人才。

古代名医治疗癫狂的用药规律分析

目的:通过对古代名医治疗癫狂医案的数据挖掘分析,总结其用药规律。方法:使用古今医案云平台病案库,以关键词进行数据筛选后,建立古代名医治疗癫狂的医案数据库,利用Excel和SPSS软件进行频次统计、关联分析、聚类分析,利用Gephi进行复杂网络分析,寻找古代名医治疗癫狂的药物配伍规律。结果:共纳入223篇文献,涉及283首中药方剂,包含271味中药,高频中药为甘草、石菖蒲、茯神、人参、远志、黄连、半夏等;关联分析结果为茯神-酸枣仁、远志-石菖蒲等药物组合;聚类分析结果包含逍遥散、温胆汤、礞石滚痰丸等方剂;核心处方为十味温胆汤加减。结论:数据分析显示古代医家治疗癫狂时以治“痰”为主,明辨病机虚实,依据辨证选择理气解郁、清利肝胆、通降腑实、补益心脾、滋阴降火、重镇安神等治法,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紫芝的化学成分研究

目的：研究紫芝子实体的化学成分。方法：采用硅胶、凝胶色谱法进行分离纯化，波谱法进行结构鉴定。结果：从紫芝乙醇提取物的氯仿部分分离得到6个甾醇，1个脂肪酸和1个哌嗪二酮衍生物。结构鉴定为：麦角甾-7，22-二烯-3β-醇（1），麦角甾醇（2），6,9-环氧麦角甾-7，22-二烯-3β-醇（3），过氧麦角甾醇（4），麦角甾-7，22-二烯-3-酮（5），β-谷甾醇（6），α-羟基-二十四烷酸（7），cyclo（D-Pro-D-Val）（8）。结论：化合物1—8均为首次从紫芝子实体中分离得到。

紫芝液体深层发酵液的抗肿瘤活性部位研究

目的寻找紫芝液体深层发酵液的最佳抗肿瘤活性方法。方法采用液体深层发酵得到菌丝体,利用小鼠移植肿瘤模型追踪测试抗肿瘤活性,导向得到最佳抗肿瘤活性部位,并用苯酚-硫酸法测得其总多糖质量分数;3,5-二硝基水杨酸(DNS)法测定其还原糖质量分数,并对活性部位进行体外的细胞毒试验。结果紫芝液体深层发酵液的最佳抗肿瘤活性部位为胞内水提醇沉得到沉淀的水溶部分(样品B)含多糖88.4%,含还原糖3.15%,该部分不含蛋白质;在ig给药剂量为40.5mg/kg时,该活性部位对H22肝癌小鼠的抑瘤率为63.94%,对Lewis肺癌小鼠的抑瘤率为58.32%;该活性部位对A549、LoVo、CEM、QGY-7703等4种人肿瘤细胞的IC50值分别为160、29.28、45.06、37.38μg/mL。结论紫芝液体深层发酵液的最佳抗肿瘤活性部位为胞内水提醇沉物可溶于水部分,对小鼠移植肿瘤有较好的抑制作用,但体外细胞毒作用较弱。

再谈《玉台新咏》的撰录者问题

这是章培恒《<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的续篇。该文发表后,引起了较热烈的反应,赞成、反对者均有。文章通过对有关商榷意见的回答,进一步论证了《玉台新咏》并非徐陵所编,而是一位很受皇帝宠爱的妃子所“撰录”。

1943:三个人的“通俗世界”

194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具有"潮头"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赵树理、徐訏、张爱玲分别凭借自己的作品走向时代的风头浪尖,在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分别引领了通俗文学的潮流。本文拟从三人不同的"生态位"来探索各自的"通俗世界",并试图在三人"不同而并立"中探寻"三流合谋"通俗文学的历史意义。

《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宋诗吗——与李定广先生商榷

莫砺锋先生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发表了《〈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考证出《唐诗三百首》所选张旭《桃花溪》一诗,实为宋人蔡襄所作《度南涧》。2007年李定广先生撰文,分十条对莫先生提出了质疑。本文即针对李先生的质疑加以辨析,再次确认《度南涧》等三首诗歌乃蔡襄作品。

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气”哲学传统比较

在中国,元气自然论在王充以后,受魏晋玄学思辩哲学的压抑一度发展低迷,到北宋张载时走向高峰而发展为元气本体论,后又受程朱"理"论的排挤,一度衰微。300年后,王廷相、王夫之的气论又形成发展高潮。在朝鲜,确立气一元论哲学的徐敬德之后,气哲学传统就表现为主理主气之争、唯理唯气之争,最终由崔汉绮总集成。中国的气论主要作为宇宙本根论,道器、形而上、形而下等范畴始终成为诠释的中心。朝鲜的气论则更多地是对心、性、情等伦理本体的探讨,故主要围绕理气、心性、善恶等概念进行了研究。

再论《唐诗三百首》中张旭诗争议——兼答朱光立先生

唐张旭无文集传世,其诗散逸于诸书,其中《桃花溪》等三诗与宋蔡襄集中三诗基本雷同,从而产生著作权争议。而《桃花溪》又入选《唐诗三百首》。有学者极力论证三诗应属蔡襄,但论据和论证逻辑皆存在问题。本文又提供一系列新证据,结合以前全部正反证据看,《桃花溪》等三诗的著作权当归张旭。《升庵集》所载张旭的草书石刻,可视为三诗原貌。北宋文人普遍有手书、模仿、改写甚至剽窃唐诗的风气,蔡襄对其偶像张旭的诗帖有收藏、临摹、题写等行为,遂致《桃花溪》等三诗"误入"蔡襄文集。

论宋代的胆铜生产

北宋仁宗时期政府曾进行过生产胆铜的试验 ,许申的建议与胆铜生产无关。胆铜生产在宋哲宗时期得到推广 ,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顶点。胆铜生产的发展表明中国古代采矿业在传统的生产方法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中国古代书画作伪揭秘——宋代书画作伪研究之三

中国古代书画发展到宋代,进入一个全新时期。书风由晋尚韵、唐尚法变为宋尚意,产生了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书法大家,影响深远。绘画全面成熟,以题材论,人物、山水、花鸟、畜兽全面繁荣;以技法论,工笔、写意、傅色、水墨样样纯熟;以队伍论,出现了皇家画院、文人画家、民间画工三足鼎立局面。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壮大,带来了书画市场的活跃,供销两旺。随之而起的是造假成风。作伪与防伪交相发展,促进了宋代书画艺术创作的进步。

张旭生平事迹考略

张旭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在当时及后世均享有盛名,被誉为"草圣"。对其书法风格,历代探讨可谓详细。而对其生平事迹,长期以来,鲜有学者论及,其中较有影响者,如闻一多、郭沫若、朱关田、方磊、阮堂明等人,考述稍嫌粗略,不够全面、深入。鉴于此,本文以相关文献为依据,着重从史实出发,对张旭的生平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着重考察了其籍贯、字号、排行、家世、仕宦、足迹、师承等问题,以期能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作出些微贡献。

张旭卒年考辨

张旭卒年 ,史无确载。由于对相关资料理解、认识上的分歧 ,学界围绕这一问题自来颇多异说。我们认为 ,在纠缠于资料而难以确证的情况下 ,考察张旭之仕履经过 ,就成为确定其卒年的惟一可行的方法。由李颀的江东之行可知 ,张旭在开元二十三、二十四年 (735年、736年 )之际结束常熟尉之职而赴京 ,其任左率府长史 ,约在此后不久。约在开元末年 ,而任金吾长史。其天宝五载 (74 6 )退居洛阳时 ,年初逾六旬。由此 ,结合李白《猛虎行》所叙与张旭天宝十五载 (75 6 )三月在溧阳酒楼会晤之事 ,和他《草书歌行》诗中“张颠老死不足数” ,我们认为 ,张旭卒年应以乾元二年 (75 9)为是。张旭《千文》末“乾元二年二月八日”之注 ,应是张旭所书。

孔子作《左传》说源流考

孔子作《左传》说当首先缘起于清康熙年间张沐的《春秋疏略》。清人许伯政《春秋深》承绪张沐之说并恢扩之。近世顾路柏《中国文学史》、章太炎《检论》卷二《春秋故言》及毛起《春秋总论初稿》等并有流衍。

张君劢好心的意外结果——关于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的新一种解释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研究其生平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历来几乎所有的徐志摩传记作者及其研究者都认为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是由于林徽因的出现,使徐志摩做出了与张幼仪离婚的决定。而恰恰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即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正是张君劢的好心,催促帮助张幼仪出国与徐志摩团聚,才导致了出乎张君劢意外的结果,即徐志摩与其妹的离婚。而根本原因则是徐志摩对封建包办婚姻不满,要有"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的"挑战""传统习俗"的叛逆思想。

1919年外蒙撤治事:功过孰论?——《独立评论》关于“外蒙撤治”的一场论争

1936年4月至7月,民国外交史专家张忠绂先生与徐树铮之长子徐道邻先生以《独立评论》杂志为平台,围绕1919年外蒙撤治事展开了持久的论争。双方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了辩论:一是外蒙撤治中究竟谁系主动?二是关于徐树铮在撤治事的功过问题。透过这一论争,我们能够发现一些颇有价值的历史细节,这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理解外蒙撤治事,尤其是此期中央政府在外蒙撤治进程中的立场和地位。通过对这场论争的解读,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历史的进程并非沿着直线演进;对历史人物的是非评价,亦并非是黑白分明、昭然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