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使臣西洋观剧再考

晚清使臣和他们的随员在西洋“看戏”,实为中国人较早接触西方文学的重要史实。因缺乏语言能力或文化基础,他们的观剧录往往成为令人费解的“天书”,因之被学界长期忽略。运用国外电子文献数据库综合考析,可知晚清使臣李凤苞所观西洋剧为《睡美人》,张荫桓所观为《迷娘》《不可告人》《科西嘉弟兄》等三部剧,张德彝所观为《地狱中的俄耳甫斯》《恶魔》《新欢旧爱》《罗蕾莱》《穷汉乔纳森》《圣女贞德》《蚱蜢的报复》等七部剧。这些事实的揭出,可以补足19世纪中西文学关系史中缺位的中国人面向,富有学术价值与意义。

张荫桓:戊戌变法的幕后策划者

张荫桓虽由捐纳出身,却凭借其过人的才干在官场中步步高升,由驻外使节而成为朝廷重臣,并受到光绪皇帝的信赖。他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影响光绪,促使其倾向变法,并向其推荐了康有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维新派的重要密谋。维新运动高涨之际,他频繁地被光绪召见,协助其进行改革决策,并积极地推行新政,对变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免遭物议,张荫桓策划新政总是居于"幕后",但还是未能逃避杀身之祸,成为因变法而被处死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述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黄遵宪与张荫桓政治交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均曾持节出洋 ,谙熟西学 ,在维新运动中积极倡导变法 ,有过十分密切的政治合作。戊戌年春张荫桓向光绪皇帝推荐《日本国志》 ,举荐黄遵宪 ,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荫桓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张荫桓，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光绪宠臣，一代才杰，动关晚清时局。１８９６年受命与日本代表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为挽回利权，曾作个人努力。

张荫桓在维新变法时期的作为及与康有为之关系

1885～1890年,张荫桓历任驻美国、秘鲁、西班牙公使。归国后,复供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皇帝经常召见张荫桓,聆听西方政事、风情。1895年,李鸿章下野,张荫桓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处理大清国内政外交重大事情。维新变法时期,与康有为过从甚密。引康氏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荐与翁同龢等朝廷显贵相识,将康氏一步一步推到皇帝身边,成为戊戌变法领袖。

张荫桓与甲午中日战争谈判探微

张荫桓是近代著名外交家。在甲午中日战争的议和谈判中,张荫桓积极参与议和方针的策划,并被选派为议和大臣到日本谈判,日本方面以中国议和使臣"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谈判,文章从中日两方面剖析张荫桓赴日谈判被拒的原因。回国后,张荫桓继续协助李鸿章对日议和,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驻外使节的法文化观——以张荫桓《三洲日记》为视角

清臣张荫桓的事迹虽不广为人知,但他作为清季外交的实践者与戊戌变法的幕后人物,其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张氏驻外期间所撰《三洲日记》,其中种种"中眼观西"的见闻与体会深刻反映出他身处西方法律文化氛围,而心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熏陶的自我心态与认知匮乏。《三洲日记》中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认知与比较是中西法律文化冲突在国人,特若近代驻外使节身上的浓缩和体现,其所蕴含的法律文化观亦为近代中国法律转型之彰显。

翁同龢、张荫桓与戊戌康有为之进用

不论翁同龢荐康说,还是张荫桓荐康说,都失之偏颇。事实上,丁酉冬至戊戌春,翁同龢出于变法考虑,曾向朝廷举荐康有为,并引起急于变法的光绪帝重视,反复令总署进呈康有为所上条陈及所著书籍,从而为后来康之进用做好了铺垫。在此过程中,与康关系密切的张荫桓也起了支持作用,但不是主角。随着戊戌春翁因不满康所著《孔子改制考》而与康疏远,光绪帝亦因翁不愿继续呈递康书及反对外交礼仪改革等与翁产生隔阂,于是重视西学、熟谙外务的张荫桓逐渐成为光绪帝推行变法最为倚重的大臣。“百日维新”开始后,由于翁被开缺,康的主要支持者已不是翁而是张。相比较而言,张对康的支持比翁对康的支持更隐秘一些,故康、梁后来叙述戊戌变法,更多及翁而绝少及张。

孙毓汶与张荫桓书画鉴藏互动——以《孙莱山遗札》为中心

光绪朝中期,围绕权臣孙毓汶,形成了由张荫桓等朝中要员构成的京师官员书画鉴藏群体。民国时期,《艺林月刊》所连载的孙毓汶与张荫桓"商榷书画"的五十通书信—《孙莱山遗札》,是研究孙毓汶书画鉴藏活动及观念的重要文献。通过考证系年可知,这批信札写于1895年11月至1896年4月间,因甲午战败而引咎致仕的孙毓汶,居于北京城南丞相胡同,与琉璃厂相距咫尺,过着"开径悬知书画益"的退隐生活。借助孙毓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人的更唱迭和,可窥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后甲午时代的晚清官员,通过书画鉴藏,不仅达到了舒缓压力,卧游畅神之目的,同时也实现了阐扬朴学,考订经史的学术理想。

张荫桓清讼方案的提出及其效应

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七月二十日进呈的《时局艰危亟宜增修内政以戢民志而杜乱萌折》中,张荫桓提出了清理积案的法律改革方案。这一"清讼方案"与此前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的法律改革方案截然不同,故而可以视为张荫桓与康有为划清界限的重要证据。该方案后来获得清廷的认可与持续推广,并且成为州县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从袁世凯、樊增祥的个案来看,应对清讼方案的经验也是他们观察、评判其他法律改革方案的重要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