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的新中国通史撰著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质性继承

新式中国通史撰著是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成就最大的领域之一。中国现代史家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和通史编纂理论撰著新中国通史,张荫麟在这方面贡献卓著。他系统阐发新通史理论,并以之为指导撰写新中国通史《中国史纲》。他对中国传统史学和通史编纂理论做了"实质性继承",采用长编考异法、追求文史合一、重视历史人物的书写和弘扬以史经世精神。他在融合中国传统与现代史学理论撰著中国通史方面建构了新范式,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

哲学与史学:张荫麟《通史原理》的史学底蕴探析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享誉学界数十年,然其背后的通史方法论尚少全面而深切的探讨。《通史原理》是张氏晚年集编、著、译于一的重要著述,其中提出的通史选材的六种标准、综合史材的五种"秩序"以及与唯物史观的微妙联系等重要主张,体现出以哲学思维部勒通史写法的特点。惟张氏始终谨守史家的经验主义立场,于哲学取其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忽略恢弘抽象的历史哲学,反映其倾向于追求一种客观、科学、严密的通史之学。

晚清民国时期“书法批评”观念之建构(1907—1931年)——以刘师培、梁启超、张荫麟为中心

20世纪书法批评的逻辑起点应属刘师培《书法分方圆二派考》。而在某种意义上,梁启超的《书法指导》更应该被看作一篇自觉的书法批评,是20世纪书法批评的真正起点。在梁启超的基础上,张荫麟的《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结合西方美学理论将书法批评理论加以深化,力图使其成为一门严肃的学科。至此,20世纪早期书法批评得以在借鉴传统和西方两方面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初步完成了自身的合法性建设。

批判与革新:南粤史家张荫麟历史哲学管窥

张荫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历史哲学领域颇有建树,他批评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进步史观、辩证法史观、演化史观等传统历史哲学观点,试图建立一套新的、完善的历史哲学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理论建设的重大创举。发掘与总结张荫麟在历史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利于考察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理论的演变,而且对于继承先哲学术遗产、创新史学理论学科发展亦大有裨益。

张荫麟诗歌翻译的诗学解读

张荫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但其诗人和译者的身份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张荫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文言旧诗体译诗派的重要代表。张荫麟以主体诗学中固有的诗歌形式替代原诗的形式结构,采用文言译诗,这与当时占据译诗领域主流地位的白话自由体译诗派彻底抛弃中国诗学传统和文言的激进做法形成了对立,对于传承中国文化的诗学传统起到了积极作用。

南粤史家张荫麟及其史学批评——纪念张荫麟先生逝世70周年

东莞人张荫麟是著名学者、史学家。在清华求学时期,他就对某些学术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留学美国时期,重视以跨学科视角开展史学批评。总结张荫麟史学批评成就,并结合其学术生涯分析其史学批评的旨趣与动因,有利于厘清他在中国近代史学批评史上的学术地位。

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及其演变

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存在一个转变过程。1933年,他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中确实批评了唯物史观,但他批评的主要是那种认为人类历史具有普遍规律的观念,而对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历史研究视角、路径却并不反对。此后,张荫麟不仅将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诸说用以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还以“阶级斗争”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特点。和民国时期对唯物史观有所认同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多取“经济基础”说相比,张荫麟对“阶级斗争”说的认同,表明他对唯物史观的接受程度相对更高。

张荫麟的史料观今析

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以及随后由顾颉刚领头的古史辨运动等,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学科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初步建立了对史料的选择、分析和运用的基本准则,并以此来促进历史叙述和书写的进步。身处这股浪潮当中的张荫麟,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史料观念。这一过程由对疑古风气所带来的"求新好疑"的反思开始,进而发展到理想史料的择取和运用标准。而几十年前他对史料的深入分析,对于我们今日的史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由《中国史纲》管窥张荫麟治学方略

张荫麟先生自觉以新史观为指导写作通史,以新异性、实效、文化价值、训诲功用、现状渊源五个标准和因果、定向、演化、矛盾四个范畴选择和统贯东汉前的中国史实,融会前人研究和己身感悟,围绕中国黎明时期的大势、周代的封建社会、霸国与霸业、孔子及其时世、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战国时代的思潮、秦始皇与秦帝国、秦汉之际、大汉帝国的发展、汉初的学术与政治、改制与"革命"十一个主题,慎重安排所选史实的详略,以自身学养把繁杂深奥的历史资料化开,用讲故事的方式透彻叙述"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才情洋溢而不恣肆。

1949年前张其昀的人际网络

张其昀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他一生中与众多知识分子交往密切。柳诒徵是张其昀的良师益友,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钱穆、张荫麟是张其昀一生的挚友,他们志同道合,共同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任美鄂是张其昀的学生,二人经常一起出去考察,一起切磋学问,关系深厚。纵观张其昀1949年前的人际网络,他的好友均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共同的志趣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张荫麟问题看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旨

"格物致知"是朱熹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历来研究者们对之训解颇多。上世纪30年代,史学家张荫麟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下卷)的评论中,从为学方法论角度,质疑朱熹的"格物致知补传"思想之合理性。而实则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本身是与其理学本体论相呼应的,其所要格之"物"主要是"日用间应事处",即是人伦日用之事物;致知之"知"主要是对"至善"之所在的认识,即是明乎先天已存在于己的儒家的道德之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工夫最终所要达到目标仍是为人寻到先天存在的道德伦理价值,以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准则。从而认识论工夫与修养工夫两者在目标上是统一的。

“子道治子身”:张荫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

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是张荫麟早年治学历程中倾注心力最多的学术领域,他最初在学界崭露头角,得力于在这方面的长期积累,其研究契机缘于梁启超的影响。他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关怀下进行清学史的研究,追寻近三百年学术人物的时代意义,表现出敏锐的史感、广博的视野,此中充满对时代、民族的关切。对张荫麟学术史研究的考察,不仅使我们获知清代学术对张荫麟学术生涯多方面、础石般的积极意义,也有裨于更准确地把握张氏治史风貌及其转向轨迹。

新发见的张荫麟佚文五篇考论

新发见的张荫麟佚文五篇,体现了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通过对明末抗清女杰刘淑英心期志业、文学审美和人格精神的发微,与其他篇什一同构建了张荫麟对晚明以降女性文史研究的互文关系,凸显了他“颂红妆”的独特研究视角,以及对历史上“奇女子”的着意与同情;二是补充了他在抗战时期密切关注现实和议政的一些基本文献;三是《关于中国科学史论文集录》一文不仅可以见出他对于科技史研究的史料储备,还隐现了他的传统医学、音律学等未及展开的科技史研究维度。

再评张荫麟主张的“默证之适用限度”及相关问题——兼评周书灿《“默证法”与古史研究》一文

张荫麟提出了所谓"默证之适用限度",规定使用默证法的条件是"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完未失而后可",甚至宣称"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这不仅是要扼杀默证法的运用,而且将所有历史研究虚无化。因此,乔治忠著文对其批判。近时周书灿发表文章,一方面极力回护张荫麟之说,但又声称默证法可以按张荫麟的"适用限度"来使用,这就使其文章形成了严重的自相冲突。周氏之文欲回护张荫麟,但并未分析其主张究竟有哪些合理的议论;反对别人对张文的批评,却回避对方的具体论证,仅仅一味施加攻讦,其做法缺乏学术理性。

张荫麟的史学艺术论及其思想来源与特征

张荫麟为了纠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唯科学主义弊病,提出史学兼为科学和艺术,并从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价值论和历史编纂的角度较为系统和深入地阐发了史学艺术性问题。其史学艺术论直接吸取了柏格森、斯宾格勒、克罗齐、摩尔和斯密士等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哲学家和史学家的相关思想。其史学艺术论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和价值,在中国现代史家中,他最早从现代学科属性阐发史学艺术论,主张史学艺术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将现代理论与传统思想相融合。张荫麟的史学艺术论及其实践为推动传统史学艺术论的现代转型和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