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古求新变:张说碑志文新探

受唐代文体革新的时代风气的影响,针对六朝碑志文写作的弊端,张说开始了以复古求新变的碑志文变革实践。他引史传写法入碑志,淡化宗族世系、重视人物性习,语体形式上骈散交融,风格上追求典雅,这些变革既体现了向蔡邕开创的碑文写作范式的复归,又为碑志文写作范式的变革开启了法门。张说的碑志文中交织着新旧范式变革阶段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阶段性特点,成为从“蔡邕体”走向“韩愈体”的津梁,是碑志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上海图书馆藏《溃痈流毒》考

上海图书馆藏《溃痈流毒》钞本,为内藤湖南以京都府立图书馆所藏底本抄录后,寄赠张元济者,扉页有内藤湖南及张元济手书题识。来新夏先生在《关于〈溃痈流毒〉的几点考证》中,得出上图本《溃痈流毒》为“选钞本”“篇幅不全”“内藤虎于此又施其狡狯矣”等结论。本文比对《溃痈流毒》现存各钞本,认为上图藏《溃痈流毒》钞本内容完整,并不存在“篇幅不全”的情况,并考订内藤湖南与张元济的交游,及《溃痈流毒》钞本赠书始末。

发展性教学评价在护理本科学生实习前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发展性教学评价在护理本科生实习前技能操作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2008级103名护理本科生作为试验组,2007级105名护理本科生作为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教学评价,试验组采用发展性教学评价。比较两组学生的操作考试成绩,并对试验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试验组、对照组学生操作考试成绩分别为(86.39±5.91)分和(83.08±6.4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发展性教学评价有助于调动护理本科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综合能力。

全息谱技术在便携式动平衡仪中的应用

针对目前便携式动平衡仪存在的对诊断信息不能充分利用和动平衡的准确性不高的问题,探讨了频谱分析法在现场动平衡检测中的优缺点,运用全息谱技术原理及方法设计了基于MATLAB的虚拟动平衡仪,通过用二维全息谱技术对现场采集故障信号的分析和处理及对转子进行单面动平衡,证明全息谱技术将成为便携式动平衡仪的有力工具。

综合创新论与“马魂、中体、西用”——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探讨

李毅、寇清杰认为,方克立长期关注中国新文化的体用问题,20多年来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方克立是其最有力的支持者、阐释者和发挥者之一。"马魂、中体、西用"一方面是对近代中国体用之争进行历史反思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是运用张岱年综合创新论考察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际的新收获。张允熠认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是直接对张岱年运用体用观念阐述"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或文化价值论的一种细化和发展,也是对张岱年"文化的综合创新"论在时代高度上的一次重新解读和提升,"综合创新"系综合命题,"马魂、中体、西用"论为分析命题。但这种表述方法也有需进一步推敲和完善其论证之处。刘仲林认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厘定马、中、西的价值定位,还要关注哲学创新所需具备的要素。张岱年也将文化的综合创新称之为"文化创造主义",并阐明了融会中西、激励精神、创发原则、应用科学四要素,这四要素皆可归结于创造精神。陈卫平认为,"马魂、中体、西用"是受到张岱年"综合创新"论的启发,是对其"对理法"的发挥结果。"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对"综合创新"论的继承和发展,深得"对理法"真髓,不仅指出了三者在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各自的价值定位,也有见于三者既有长短又能互补的辩证关系。

“灋”义研究的中国语境——《“灋”义》及相关论著述评

当代学者对古代“灋”字含义的研究,是以《说文解字》为基础,不断批判和继承,并且添加新诠释,进行新论证的过程。蔡枢衡提出了对《说文解字》的质疑,胡大展、武树臣、张永和先后给出了既不同于《说文解字》,也不同于蔡枢衡的新解读。当代学者在论证方法上的贡献是,一方面追求多种论证角度和多重证据,另一方面更加注意“小心求证”。研究价值问题上的失语和“古今”语言沟通问题上的随意是研究的缺憾之处。针对前者,要重视对“灋”字的价值阐释,并对理论预设进行反思。针对后者,研究者要站在古今融合论的立场,对语言表述和研究方法保持一种反省。

准噶尔盆地南缘区域羊鼻蝇的发生世代调查

以新疆准噶尔盆地南缘区域为调查点，应用昆虫系统调查法进行羊鼻蝇生活史调查，并对其各虫态期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发现：羊鼻蝇幼虫的百分比曲线呈不等称双峰型，发育速率时快时慢，冬季有滞育现象；该地区羊鼻蝇的发生世代为１ ａ ２ 代，２ 代所用时间不等。

六朝第一皇家园林——华林园历史沿革考

华林园历代更造,前后延续300余年,与整个六朝相始终,堪称六朝第一皇家园林。六朝华林园前身为三国吴宫苑,东晋时经过修葺后,始定名为"华林园";刘宋元嘉和大明时2次大规模改扩建,经著名造园家张永之手,其格局基本成型,成为一座著名的皇家园林;后经萧齐、萧梁时期的增修,变得更加繁华、精美;梁末侯景之乱,遭到严重破坏,陈朝建立后得以一定程度的复建。589年隋灭陈时,六朝华林园彻底被毁。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当代效度和限度——以“张院长新政”为考察对象

重彰"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当下我国司法界的一个热点,各级法院都在尝试"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运用,其中以"张院长新政"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张院长新政"在重彰"马锡五审判方式"方面是不成功的,有过分机械的嫌疑。

朱子太极思想发微

陈荣捷曾与日本学者辩论太极观念对于朱子理论体系是否为不可无,本文呼应、接续了陈文。文章首先分析了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说,提出,朱子运用体用范畴来定位太极与阴阳关系,其说虽承自二程,但又有自己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体用关系有先后之分的强调上。其次,作者考察了朱子太极思想与邵雍、张载的关联,指出《易学启蒙》明显采用了邵雍之说,论文还分析了朱子关于太极是气的一条语录,指出其与张载对《易传》"参两"思想阐释的相似之处,所有这些旨在加深对于朱子太极思想来源复杂性的认识。

几副嘴脸混社会的人——王安忆《长恨歌》中长脚的人物形象分析

长脚是王安忆在长篇小说《长恨歌》中塑造的一个在都市生活中混社会的人物形象 ,他在社会上扮演多重角色 ,每天都要以不同的嘴脸在几种社会层面穿梭往返 ,小说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的时候情节设计有不周全之处 ,使这一人物形象在整体上给人一种闪烁不定、扑朔迷离的印象 。

张之洞与文学研究法

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1903年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其中“文学研究法”的课程方案反映了“文学理论”学科早期发展的情况。主要论述了章程的制定,课程的起源,“文学研究法”这门课程在1910年才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不久便被“中国文学”课取代,从中可以看出世纪之初中国“文学理论”的转变轨迹。

江山依旧,才人辈出──张恨水、金庸比较论

在中国２０世纪文学史中，张恨水和金庸是两位通俗文学的大家，一个占据了前５０年的鏊头，一个领略后５０年的风骚。他们职业的双重性和创作上的两套笔墨，表现了其对娱乐和国家意识的兼容，但在张恨水那里，“五四”的国家意识的强迫性使他的创作中的社会意识和娱乐意识是分裂的；而到了金庸，特殊的文化语境，却使他泯除这样的裂痕。时代的变化已经化解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娱乐和国家二者上的二元对立观念，从而也化解了他们在文本表达上的两难；更化解对他们的批评的二重标准。

柳永《乐章集》与北宋东京民俗

北宋词人柳永的《乐章集》里,有很丰富的民俗内容。他对北宋东京的岁时民俗的描写,对东京的歌舞声妓等乐俗文化的叙述,不仅拓宽了宋词的题材领域,而且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北宋东京的民俗现象,提供了第一手宝贵的资料。可是长期以来,研究柳词的人不关心其中的民俗,研究民俗的人则不熟悉柳同,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缺憾。

张载与邵雍的学术关系辨析

张载与邵雍虽为"学侣",但二人的学术思想、政治表现、生活方式相去甚远。张载会通中庸与易传思想而创立的义理之学,深得易传之旨,传承了儒家道统,可谓"正宗之儒学";邵雍吸取道教思想尤多,其思想与生活情调,更接近道家,可谓"歧出之儒学"。张载评说邵雍"于儒术未见所得",实乃一语中的。然而,学术思想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的学术交往,二人在交往中表现出的高尚品德,值得后人认真学习。

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

《诗经》研究向来有所谓"汉学"和"宋学"的研究方式之分庭。"汉学"强调"章句训诂","宋学"强调"义理"的发挥。朱熹的诗经研究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努力在把握《诗经》文本自身意蕴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诗经》与《易》、《礼》、《春秋》、《四书》等所不同的特殊的审美特性———这就是"《诗》可以兴"。对于《诗经》的诠释在于"讽诵涵泳",而"章句训诂"的功夫更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漳永高速某深路堑边坡滑坡治理

结合工程地质条件,对漳永高速K57＋440~K57＋600左侧高边坡变形失稳进行了相关因素分析。在边坡稳定性计算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工程现场条件,采取了＂削坡卸载＋抗滑桩＂的治理方案,实施后效果较好。

张先与柳永“情爱词”之比较

文章主要将北宋著名词人张先、柳永的情爱词作出比较,结合两位词家不同的人生际遇、审美情趣、个性资质以探讨他们在词作中分呈的不同艺术特色与风格,从而了解宋代“情爱词”的两大创作程式—“士大夫式”及“市民式”情爱词的创作手法。

谁断了“牛舌案”?——宋朝留下的一历史悬案

包拯以擅长断案而闻名,传世史书多有记载,其中巧断牛舌案便是其所断“奇案”之一。长期以来,大家对此均无异议。但史书中还有张、叶宾、穆衍断牛舌案的记载,四者几乎完全一样。经考证,原来张、叶宾、包拯和穆衍四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审理了类似的牛舌案。

刘基死因考

关于刘基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主要有被胡惟庸毒死、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和正常死亡即病故三种说法。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刘基之说,全凭主观臆测和推理,缺乏史料依据;正常死亡之说的种种论据,也都经不起推敲。细检史料,胡惟庸既有毒死刘基的明确动机,又有指使医生下毒的具体行动,实难逃毒死刘基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