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娥手·琼岛踪:青州偶园假山研究

以三维激光测绘数据为基础,借鉴考古类型学方法,将偶园假山分为1~4号山体,归纳为“岩壁”“山顶”“麓坡”三种类型解析其形制结构。同时,运用“文献实例互证”和“景观形式分析”方法,参照《园冶》《画荃》等园论画论,分析偶园假山的风格形式、游线组织和空间体验,阐述其营造手法和园林意匠。认为偶园假山承袭明代衡王府奇松园的植物和地形基础,较好地保存了清康熙年间全盛时期的景象风貌,反映了园主冯溥的审美取向和叠山家张南垣、张然父子的技法风格,具备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和高超的营造水准,同时见证了江南与北方园林叠山理法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

信仰与欢娱:徽州忠义神崇拜的形成与发展——以汪王神、世忠庙神、双忠庙神为中心

徽州忠义神信仰是其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带有儒家价值观的神灵崇拜,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从现实人物到忠义神灵,从小范围的民间祭祀到整个徽州的信仰活动,忠义神信仰发生了量到质的蜕变,这些变化离不开民众和政府的双向推动,而徽州社会对忠义神信仰的实践也构成了其独特的民间信仰图景。

张元干与李纲的交往及其影响

张元干一生交游广泛,与李纲交谊最深。二人因多重缘分相识,仕同进退,生活上相互关心,交往十六年。相识缘分使然,张元干和李刚的诗词创作受陈瓘和江西诗派的影响,后经国难归闽,彼此认同支持,诗词以归隐与忧国为主基调,作品兼具忧郁慷慨和旷达舒朗的特点。绍兴年间,张元干、李纲与居闽文人志士频繁互动,对闽中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联动影响,形成以李刚为中心,以书写中兴渴望、风物闲趣和隐逸情怀为主题的闽中文学群,推动了闽中文学发展的第一波高潮。张元干与李纲的交往是南渡初期文人士大夫关系的缩影,从中可窥见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家国理想、生活思考、人生选择,以及南渡初期文学特点之成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之编纂体系探析——以资料采择为中心

资料采择是文学史编纂体系研究中的重要考察方面。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为研究对象分析可知,两部文学史在资料采择方面的相同点为代表作家作品的选择、丰富翔实的注文。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资料采择特点为基准,其不同之处在于对马恩哲学经典的摘录与阐发、冷门作家与女性作家群的出现。

聚散分合之间:张謇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张謇与袁世凯结识于登州庆军军营,份属师生。张謇曾举荐袁世凯,也曾负气断交。二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复交,清末立宪运动时期通力合作,建立政治同盟,促成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极力拥护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并在1912—1915年的袁世凯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断然弃袁而去,一心从事实业、教育。二人的交往合作长达36年,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势与时移:“八厘公债案”与“二次革命”后的政局

“八厘公债案”是民初轰动一时的财政大案,涉及众多政商名流。此案主要由收购日晖呢厂和抵押借款两部分构成。此案由平政院审理后,涉及刑事犯罪部分移交大理院继续审理。大理院预审后,应德闳免于正式起诉。与以往观点不同,新开放档案表明,袁世凯并未刻意制造此案诬陷程德全和应德闳,而是利用此案以达其他政治目的。袁世凯升级此案并非只为打击程、应,而主要是为打击张謇及其江浙派。“二次革命”后,北洋派与中间派、地方势力的矛盾凸显,时势的转换促使袁世凯等人做出打击昔日盟友江浙派的决策。“二次革命”不能仅被视为“辛亥革命”失败因素累积的自然结果,其所带来的矛盾转换与势力重组,是新的革命浪潮到来的重要契机。

阴翊王度:“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传说新考

明初皇室的“异人”慕求对“张三丰”神仙信仰的成立与传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洪武后期“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一事最为重要,但学界对其内涵意义并没有认识清楚。新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蜀献王朱椿《献园睿制集》所收《与全弌老仙书》五篇、《张丰仙像赞》、《怀仙赋》,可以清楚地证明“张三丰入蜀见蜀王”实属朱椿的建构。朱椿此举是以太祖与周颠仙故事为样板,利用道教异人张三丰塑造自身贤王形象,化解岳父蓝玉谋反引发的政治危机,避免重蹈兄长潭王朱梓身死国除之覆辙。朱椿借此不仅保全了自身,而且成就了“宗室最贤”之名,“后入蜀,见蜀王”情节亦得以成功跻身张三丰传说系统,成为“三丰复生”神话的官方证明。

《张协状元》对社会文明关系重构下人性异化的书写

南戏《张协状元》从社会外部思想文化环境与人性内里两方面入手,在揭示宋代婚变问题社会原因的同时,又就社会文明结构重构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震动和新兴贵族阶级被迫异化的“人性”予以关注。张协与王德用都在世俗世界的摸爬滚打中,在自我不断被“异化”的过程里,最终以主动纳受“利益婚”的形式完成了自己人格的置换。《张协状元》为“婚变剧”内蕴的表达扩展了空间和维度,张协“换汤不换药”的两次婚姻,既是异化的人性所致,也是他在世俗世界中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张珪在元朝中期的政治斗争

张珪作为元朝中期的汉法派官员,在成宗朝时作为地方特使整顿吏治,在仁宗朝、英宗朝、泰定帝时期都被委以重任,担任朝中要职。他曲折的仕宦经历,反映了元朝中期的官僚系统存在诸多问题。张珪在实施汉法的过程中反复受挫,是元朝中期推行“汉法”和“反汉法”斗争的一个缩影。该文拟通过《元史》《新元史》《张珪墓志铭》等基本史料,对张珪与元政府之间的关系演变进行深入探究,分析“汉法”在实施过程遇到的阻力,有助于归纳元朝中期御史台等监察机构无法完全发挥其职能作用的原因,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元朝中期政治发展路线及制度改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由当归拈痛汤管窥张元素遣方用药的思想

易水开山张元素作为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后世对其学术思想的探讨与研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他的学说在金元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乃至今天,对其学术思想的探究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归拈痛汤作为张氏所创的千古名方,拟以当归拈痛汤为载体,据方论理,以窥张氏遣方用药的学术思想。

张从正刺络放血的理论和实践

目的 介绍金元时期著名医家张从正的刺络放血理论及其应用。方法 认真分析张从正的代表著作《儒门事亲》 ,整理其中的有关记载。结论 张从正不但继承了《内经》、隋唐时代的学术思想 ,而且进一步创新和发挥 。

近代中国制宪中的“民权”与“人权”之争——以章渊若与罗隆基的一场论战为例

近代中国1930年代的民权与人权之争,发生在著名的宪政学家章渊若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罗隆基之间。这场战争以"人权"二字是否应当写入《约法》里为起因,在论争中论者就"人权"与"民权"的异同,"人权"与"天赋人权"的异同以及人权的实质等问题进行了辩论,反映了社会连带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和不同的政治文化立场。我们只有从论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拥有的思想渊源中去理解这场论争,才能真正领悟语词背后蕴含的深刻意旨或理想。

传统集成与近代滥觞:阮元方志学思想析论

嘉道之际,方志编纂呈现出普遍重视历史沿革与文献源流的重要趋向。作为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阮元兼采众说,提出"山经、地志,史家之书""人事与地理相经纬"等重要观点,这既是其不囿于学术门户,"汇汉、宋之全"的治学旨趣的体现,也是时代剧变下学风明显转捩的缩影。其所主修的《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稿》等书,既有鲜明的个人学术风格,又有突出的时代特点,既集传统方志学思想之大成,又启近代方志学之滥觞。

张志远治疗慢性胃病经验

张志远老师认为外感邪气、饮食不节、情志内伤是慢性胃病的主要发病原因,升降失常、气运不达为主要病机,气滞、湿热是关键病理因素,病位在胃,与肝、脾关系密切,病性是本虚标实、寒热错杂。张志远认为胃病患者久病伤阳、伤阴、易致瘀,治疗上遵调理升降、健脾和胃之大法,同时针对兼夹病机提出疏泄郁气,和中养胃、寒热并用,疏补同开的治疗方法。张老师认为,慢性胃病反复发作,发作期与恢复期往往交替出现,故论治胃病谨遵治脾必知其欲升,治胃必知其欲降。张老师临证用药特点:寒热兼苦辛、缓肝兼益胃、清补不壅塞、甘润益胃阴、慎用攻下药。

肝豆状核变性从胆腑论治——张志远学术经验系列(九)

介绍现代医学对肝豆状核变性(WD)的认识及2007年《柳叶刀》刊登的WD临床表现、诊断推荐及治疗的共识;简述我国及中医学对WD认识的发展,并作述评。在复习古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胆腑学说为指导,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和临床实践,提出WD的病机关键在于"胆之气液不泄,胆气逆每挟铜毒累及全身各脏腑组织",治尊《内经》"六腑以通为用"之旨,当从胆腑论治,法用疏利肝胆、解毒排铜,援立威灵仙、郁金、姜黄、大黄、黄连、金钱草、虎杖、白芍、甘草等为治疗的基本方,随证治之。

商事如政事——张元济“以政入商”下的文化运作

民元鼎革之际,中华书局以共和教科书为突破口,抢占商务教科书市场份额。面对危机,商务领导人张元济将其丰富从政经验与政治智慧导入商业模式,加之苦心经营政学商三界高端人脉有年,故得以及时调整并挽回颓势。商务也适时利用其丰沛人脉,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年代夹缝中求生存,以文化出版事业为桥梁,无分新旧左右、禹内域外,效仿科举大举储才,将各方势力活成一片,使人脉在商务这个"变相之官场"的平台上,继续在政学商界良性延展,获得了自身历史上义利双赢的黄金时代。

论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

论述了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包括张元济是合众图书馆的主要创办者、主要管理者和馆藏文献的重要捐献者,并对其教育救国等思想进行了分析。

《园冶》与《长物志》关于“掇山理水”章节比较研究

日本学者冈大路《中国宫苑园林史考》中的"文震亨可能基于对《园冶》文本所缺少的理水方面,而对其所遗漏的部分进行增补有遂著《长物志》"观点错误在于《园冶》成书在后,《长物志》成书在前。这两文本关于"掇山理水"章节编排的差异在于基于山、水两者互成的关系,《园冶》中"理水"的内容被收录到"掇山"章节中,之所以理水内容可以在掇山章节内是因为水的形态难以脱离固态的山石而单独自有,而是得形于水所在的容器——山石形态。基于此对《园冶》《长物志》及当代园林的理水分类进行对比分析展示不同作者、时代的理水观念。由此,可知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之间关联性的关注,这种异于当下西方的思考逻辑正是传统给以当代的启示。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