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芬楼烬余书录》研究回顾与文献综述

《涵芬楼烬余书录》是张元济为幸免于“一·二八”之难的500余部涵芬楼烬余善本所编写的藏书目录,因其在我国近代藏书史和版本目录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极具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关于《书录》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涵芬楼藏书史事研究、《书录》内容整理与补正、《书录》体例和价值研究三类,其中以藏书史事的资料辑录与整理最为突出。后续研究应围绕“烬余书”本身和《书录》文本,结合一手史料,进行相关文献的比较分析。

同乡、同事、同年、同道:《东方杂志》早期编辑作者群聚合途径考察(1904—1910)

近代报刊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表现之一。聚集在报刊背后的编辑作者群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士人到职业报人的转变。《东方杂志》是近代中国的大型综合性刊物,其初创阶段(1904—1910)的人才聚集以同乡、同年之谊为核心,又有同事关系的影响,这是中国传统人情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政治取向的共同性也不容忽视。

涵芬楼“目外书”辑考

1932年2月1日,庋藏大批善本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毁于日军侵略战火,为我国近代一大文化浩劫。涵芬楼的主持者张元济先生为劫后幸存诸书各撰解题,编成《涵芬楼烬余书录》,共计收书538部。除了《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之书外,尚有数部涵芬楼善本存世,即为“目外书”。对这类书籍,前人已有所发现,但并未进行深入探究。文章将梳理“目外书”的发现过程,介绍笔者知见的数种“目外书”,探析其产生原因,以供学者参考。

藉言存人:张元济、金兆蕃与续辑《槜李文系》——以上海图书馆藏《续辑〈槜李文系〉》稿本为中心

续辑《槜李文系》的编纂活动由张元济、金兆蕃及葛嗣浵发起,历时14年,是嘉兴地方文献的集大成之作。通过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中保留的批校信息,结合张元济、金兆蕃的相关信札,能够大致还原续辑《槜李文系》的过程,并揭橥诸人保存乡贤文献时的编纂思想。虽然张元济与金兆蕃最后未能如愿将该稿本付梓,不过他们“藉言存人”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成,他们的编纂和讨论过程也是研究地方文献时的重要借鉴。

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张元济与王云五

商务印书馆(1897—1949年)的两位重要主持者张元济和王云五,在文化理想、出版理念上体现了两代出版人共同的事业追求和社会担当,因时代和个性差异他们有迥异的管理风格,反映了两种类型管理者的思想和特征。张王二人为推动国家文化发展所做的不懈努力,昭示出前辈出版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展现了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中曲折多姿的一幕。

《追溯四十九年前今日之交通大学》校读记

《追溯四十九年前今日之交通大学》是张元济于1949年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该文刊于1949年4月8日《交大周刊》,先后被编入《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张元济全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文章对上述三种文本进行校读,发现存有不少讹误,现逐一加注说明,读者若有所需,可据以使用,以免以讹传讹。

上海图书馆藏《溃痈流毒》考

上海图书馆藏《溃痈流毒》钞本,为内藤湖南以京都府立图书馆所藏底本抄录后,寄赠张元济者,扉页有内藤湖南及张元济手书题识。来新夏先生在《关于〈溃痈流毒〉的几点考证》中,得出上图本《溃痈流毒》为“选钞本”“篇幅不全”“内藤虎于此又施其狡狯矣”等结论。本文比对《溃痈流毒》现存各钞本,认为上图藏《溃痈流毒》钞本内容完整,并不存在“篇幅不全”的情况,并考订内藤湖南与张元济的交游,及《溃痈流毒》钞本赠书始末。

张元济与潘承厚潘承弼兄弟交游考——以古籍影印合作为中心

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古籍影印事业是现代出版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影印工作的具体过程,体现着传统士人向现代转型的内在特征。本文以张元济与苏州潘承厚、潘承弼兄弟的古籍影印合作为中心,依托双方往来书信、日记等文献,梳理和考证了其主要步骤:重叙旧谊、洽谈借印、草拟合同、借印善本、出版报偿,并揭示了双方交游的其他内容。此外,本文还推考了民国年间滂喜斋藏书的面世过程。

张元济与《古本戏曲丛刊》出版

张元济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史诗级的工作。《古本戏曲丛刊》自1954年由郑振铎发起出版,至2021年历时六十余载完成全部出版。张元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十分关心《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工作,并曾校阅《古本戏曲丛刊》部分样章、补充若干珍稀版本。本文就张元济与《古本戏曲丛刊》,系统爬梳、整理相关书信及其他史料,做初步研究,力图对张元济研究能有所补充。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编审制度的变迁述论

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编审制度经历了由"编著一体"向"编著分离"的变迁过程。编审制度变迁之目的在于规范编辑职业,增强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制度变迁提高企业绩效。

论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双重特质

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借鉴自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后两者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向普通方法论的演变过程。出版生活史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规模上遵循"小而美"原则;二是研究出版人群体或个案,并非单纯追求叙述的趣味性,而是要在生活细节中找寻关乎时代重大问题的答案,亦即福楼拜所说的"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既要从历史的脉络中回应时代问题,也要坚持生活史的批判传统,对压抑出版人的制度进行批判,彰显出版人的主体性。

叶德辉与《四部丛刊》

《四部丛刊》是近代著名的善本丛书，它是在张元济的盛情号召以及学术版本目录名流的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一套大型丛书。当我们在盛赞张元济对这套丛书的功劳时，往往也忽略了其他参与者为这套丛书的完成所付出的汗水，叶德辉就是其中一个被忽略的参与者。叶德辉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刻书家，与张元济的私交甚笃，故当张元济号召刊印《四部丛刊》时，叶德辉即刻响应，井积极参与了刊印的工作．撰写本文的目的，是要揭示其中一位积极参与者——叶德辉——在这项活动中的工作与贡献。

“我心头重重的黑影”——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一首艺术歌曲

"南京大屠杀"距今已经75周年了。然而反映"南京大屠杀"音乐作品,却实为罕见。作者发现在《良友》画报上,发表过一首艺术歌曲——《春恨》,正是反映"南京大屠杀"的音乐作品。本文考释了词作者罗家伦、曲作者张沅吉的身世、成就;对作品中提到的"华女士"等,也作了考证。对艺术歌曲《春恨》作了简要的艺术分析,指出该作品无疑在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较高的历史价值,值得今人珍视。

《教育杂志》创办动机考辨

关于《教育杂志》的创办动机,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商务印书馆为推销教科书而创办的。然而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和庸俗化。无论是从当时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出版发行的情况看,还是从《教育杂志》的实际内容以及期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业的地位等方面看,这种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真正理解《教育杂志》的创办动机,还要从当事人张元济和陆费逵的教育理想,特别是从商务的出版宗旨和文化追求来分析。"研究教育,改良学务"既是其办刊宗旨,也是创办《教育杂志》的直接动因。从更深层次说,践行"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诺言,开发民智,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图国家强大,才是创办《教育杂志》的真正动机。

张元济与嘉业堂主人刘承干

张元济与刘承干相知相交半个多世纪,张元济在古籍出版上得到了刘承干的无私帮助;而刘承干在成为大藏书家的过程中,张元济也时加援手。两人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张元济和我国近代最早的民办图书馆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献学家.他最早使用中文“图书馆”名称并加以实践,创办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座民办图书馆,制定了我国第一份具有开创性的图书馆章程,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创导者和实践者.

从消极到顺应:五四时期的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极重要的文化运动。作为当时重要文化机关之一的商务印书馆,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在此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从初始的消极被动,到顺应参与,反差甚大。这既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也与张元济等商务领导人及其人脉圈对时局的判断有关,更与商务本身的经济状况紧密相连。前期选择与张元济及其他领导人自身与逊清态度以及日本政商渊源密不可分;后来参与则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及商务印书馆的商业利益考量的结果。商务印书馆通过这一碰撞调整,既获得了商业利益上的巨大成功,也在学术界乃至政界赢得了很高声誉,开辟了企业梦寐以求的义利双赢的局面,在自身乃至近代文化出版史上,达到了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度。

“得尺得寸,为旱年一溉之计”——南洋公学译书院的翻译出版活动

南洋公学译书院为配合晚清军事、政治变革及公学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指导下,近六年间从西方、日本翻译并出版了大量兵书、政法类书籍及教材。尽管译书院负责人、身为洋务官僚的盛宣怀在政治上存有局限,尽管"中体西用"作为指导思想在学理上是否合理,目前学界还颇有争议,但译书院事实上为建立晚清新式陆军、推行新政运动、培养新型人才以及推进近代翻译事业做出的贡献,实不容忽视。

民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互动及影响——以出版人张元济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心考察

文章以出版人张元济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心,通过对张元济参与图书馆事业的历程以及其图书馆理念与实践的考察,窥探民国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互动及影响,最后指出,两个看似"跨界"的界别同属特殊的"文化事业"行业,需要紧密合作才能实现共赢,而至今缺乏的就是缺少张元济式的人,一个真正以"文化精神"办"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