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以《乐记说》为中心

自《乐经》失传以来,学者对乐的理解多以礼乐文明为主,《礼记·乐记》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哲学的重要文献。张载好治经,有“诸经说”,其中,《乐记说》比较集中地阐释了音乐的哲学性见解。张载以“记”推“经”,以“说”求“理”,对音乐展开乐本、乐道、乐用、乐象四重面向的论释。乐本是礼乐结构的基本框架,乐道是穷本知变的义理心性,乐用是移人通政的治世目的,乐象是视听体验的直观表达。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与其天道观和心性论结构高度吻合,不仅解释了音乐与人的价值关系,而且解决了古乐难求的历史困局。尽管如此,张载的“地缘成因”和“反技术论”仍有可商榷之处。

左思《三都赋》及其序注综考

《三都赋》的撰写和修订是左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他大约从移家洛阳就正式开始这一工作,先从事《蜀都赋》和《吴都赋》,到太康元年(2 80年)西晋平吴时又匆匆加上《魏都赋》,形成完整的初稿。他请名士皇甫谧为之作序。此后他又花十多年的时间加意修改,他拜访张载和陆机,又求为秘书郎,都是为了进一步搜集信息,帮助修订。到元康六年(2 96年)告一段落,得到张华的高度评价,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洛阳为之纸贵。于是先后有张载、刘逵、卫权等人为赋作注。这些序、注曾经有人认为完全是左思本人的炒作手段。

张载礼学三论

完整地看,张载礼学是由两套系统构成的:一套是关于礼的基本观念和礼学结构功能的学理系统,一套是突出礼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的实践系统。以《张载集》以及集外佚书《礼记说》辑本为文献基础,以张载礼学的学理系统和实践系统及其关系作为整体把握的着眼点,从礼之多重根源和体系定位、礼学结构功能、"以礼为教"的教学主题等三个方面辨析张载礼学及其特征。

朱熹作过《〈横渠集〉校补》吗?——束景南“朱熹有《〈横渠集〉校补》并刻版”说献疑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横渠集》的校补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从他对张载《文集》遗文的搜集、版本的比较研究、刊刻的具体思路和做法,以及对吕祖谦刊本的肯定和批评来看,他确实对《横渠集》下过一番整理的工夫,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笔者却很难赞同束景南先生"朱熹有《〈横渠集〉校补》并刻版"的结论。可以说,朱熹之于张载《横渠集》,是有"校补",但不一定有"《校补》",更难说有过"刻版"。但不管怎么说,对《横渠集》校补的关注和投入,的确是朱熹全面理解张载思想的重要步骤。

李文炤《正蒙集解》对张载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

李文炤是清初湖湘地区著名的程朱理学家,他对北宋五子之一张载的哲学思想高度认同。李文炤认同张载的《东铭》《西铭》所阐发的哲学理念,并对张载的《西铭》《正蒙》等著作做了注释。李文炤在《正蒙集解》中既体现出对张载哲学思想的继承,也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对张载的《正蒙》中的某些观点有所修正和发展。

华希闵《正蒙辑释》对张载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清初江南无锡儒者华希闵所撰的《正蒙辑释》,是站在朱子哲学的立场上,对张载《正蒙》一书的注释。从该书可见华希闵对张载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张载关学在清初江南地区的跨地域影响。在本体论上,华希闵主张"气有聚散,而太虚之体无聚散",清晰地区分了太虚与气这两个概念。在人性论上,主张通过变化气质的工夫,使纯善的天地之性在人身上彰显出来。在工夫论上,认为自我反省和去除恶念是培养德性的先决条件。

浅析张载的人性修养论

张载作为宋明气学之鼻祖,提出了“太虚即气”的“气一元论”思想。他从“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出发,对人性进行解释,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气所构成的,因此人也是由气之凝聚而成的,人的善恶都是由气质的清浊杂驳所决定。张载从气质之性决定人之善恶的人性论出发,阐述其“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认为人的道德修养需要“通蔽开塞”,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道德实践,培养自身的道德自觉性来进行道德修养从而“变化气质”,达到自己的理想“成圣”目标。文章对张载的人性论和道德修养工夫进行分析,阐述张载提升道德修养的途径和具体方法。

“他山之石”:张载“太虚即气”命题的天文学初诠

张载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关学学派的创立者,其思想体系蔚为大观,然而其独特的天文思想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太虚即气"这一重要命题的具体内涵长久以来未有定论。从宇宙结构、宇宙运动以及宇宙动因三个方面探讨张载的天文学思想并且明确"太虚"与"气"在天文学中的具体内涵和关系,能够对理解张载"太虚即气"命题的内涵和成因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此外,通过分析《尚书·考灵曜》"双重天球"模式和"地动说"对张载天文思想的影响,是对张载天文思想研究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