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杜预--论晚清今古视野下的章太炎《春秋》学

清中叶以来,随着常州今文学的复兴,今古之争再次成为学术与思想领域的焦点问题。章太炎借助其对《左传》的诠释,对康有为及保皇党人所依据的《公羊传》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上溯到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术,甚至对今文家所尊奉的孔子,亦肆意贬抑。透过这种批评,章太炎的《左传》学最后标榜回到杜预,从而背离了清初以来驳正杜预的主流倾向。不难发现,章太炎的《春秋》学,表面上通过对康有为诠释《公羊传》的批评,发挥了《左传》中的思想,其实充满了基于党派意识的门户之见。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康有为视界中的张载

在近代哲学家中,对张载予以关注并且给予较高评价的只有两人:康有为和谭嗣同。其中,最早将张载纳入近代哲学视野并且提及次数最多的则非康有为莫属。康有为将张载置于宋代学术的视域之下予以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张载与北宋诸儒之间的关系以及张载在两宋之学中的地位的考察论证了张载的学术身份和思想传承,并且勾勒了张载后学。康有为对张载的关注至关重要——既体现了他选择国学人物的独特性,又对张载思想在近代哲学中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知识分子的帝国主义论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受到明治时代日本不同派别知识分子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并深入讨论帝国主义问题。梁启超等人接受日本近代国家主义者的论述,认为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帝国主义是19世纪以降国际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中国人应该明晰世界大势,认识到中国所处的险恶的外部环境,进而思考振衰起微之道。章太炎、刘师培则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从经济层面与哲学层面剖析、批判帝国主义。而从晚清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梁启超等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虽然意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巨大危害,但缺少构想一种更为平等与公平的国际秩序的契机。

中国博物馆美育理念的萌发——基于中国近现代博物馆先驱的思想与实践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博物馆理论与形制的引入,中国人开始自建博物馆,博物馆逐渐成为国民文化生活的公共场所,博物馆教育乃至美育的理念在中国萌发。梳理中国近现代时期张謇、陈嘉庚、康有为、蔡元培及其他博物馆创办者和传播西方博物馆学的思想家、教育家等有关博物馆美育方面的思想理念,以此呈现中国博物馆美育理念的萌发历程,具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们,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推动了中国博物馆美育理念的萌发和美育职能的发挥。

张之洞策反邱菽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可以知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七年邱菽园与康有为决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的策反。张之洞通过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新加坡领事罗忠尧、两广总督陶模对邱菽园进行了劝说的工作。在张之洞通缉与劝说的两手交并使用下,邱菽园选择了纳金免灾的办法,公开登报与康有为决裂。

试论晚清国学举要书目的编撰

晚清国学举要书目的编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张之洞、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编撰了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国学举要书目,为中国近代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开启民智”之争的人力资源开发视角的思考

开启民智问题来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近代先进分子对中华民族遭遇的"亡国灭种"危机的忧思,他们认为只有"广开民智,才能抵御外侮",才能"兴民权",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本文首先评析了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的开启民智思想观点,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认清了"民愚"的根源在于专制统治、纲常名教和传统科举制度,开民智的基本对策就是废除"八股取士",兴办"西学",培养"新民"。其次,本文论述了革命派代表人物章太炎的"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思想。最后,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分析了辛亥革命前思想家关于开启民智之争的五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戊戌时期康有为、张之洞关系略论

在甲午战后国难日亟的时局之下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掀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变法运动。对康的活动 ,封疆大吏张之洞赞助甚力却又连生纠葛 ,致使康张关系扑朔迷离 ,康张关系的变化不得仅以二人政治派别的不同而予以简单化的解释。我们认为 ,康张二人学术上的分歧 。

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师法西学之异同

在 19世纪与 2 0世纪交会、中西文化冲合之际 ,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是师法西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对待西学问题上既有共同点 ,又有差异性 ,趣异而旨同。近代中国 ,西学东渐 ,由旧趋新 ,自东徂西 ,乃中国文化近代化发展之潮流。

张荫桓在维新变法时期的作为及与康有为之关系

1885～1890年,张荫桓历任驻美国、秘鲁、西班牙公使。归国后,复供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皇帝经常召见张荫桓,聆听西方政事、风情。1895年,李鸿章下野,张荫桓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处理大清国内政外交重大事情。维新变法时期,与康有为过从甚密。引康氏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荐与翁同龢等朝廷显贵相识,将康氏一步一步推到皇帝身边,成为戊戌变法领袖。

改良到革命——清末董子学研究的历史考察

清末政治风雨如晦、风云诡谲之时,是倡行改良,还是号召革命,构成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争焦点。康有为在戊戌前后"一以贯之"借董子学以推行其改良主张;章太炎则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换过程;刘师培以董子学比附现代民主之义和民族主义,并反驳改良派的理论根基公羊学,以此来驳斥改良,宣传革命。章太炎、刘师培与康有为的争论,表明上是古文经对今文经的学术论争,实际上体现的是革命与改良的政治斗争,体现了社会上改良思潮向革命思潮的一轮转换。

康有为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阐发

康有为将孔子奉为中国的教主,孔教的称谓既表明孔子是宗教家,又表明孔子是教育家。在这个前提下,他对孔子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宗旨予以探究,从不同角度共同展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康有为来说,正如教育家是孔子是教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样,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认定孔子是教育家并阐发孔子教育思想者并非康有为一人,在孔子是教主的前提下发掘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康有为的显著特征,也正是这一点拉开了康有为与同样认定孔子是教育家的梁启超、章炳麟等其他近代哲学家之间的距离。

让儒学回归人文化成

儒学与儒家的定位问题,肇始于康有为19世纪90年代对儒学及儒家作了几乎全盘否定的评价,他要利用原始儒家和原始儒学的若干资源,建立一个新的信仰共同体。而用宣称两千年来儒学、儒家所奉行的都是"伪经"的方式作为前提和基点,用虚构出来的全知全能的"孔圣人"作为建立的唯一支柱,强行置客观历史实际于不顾,无法令长期接受清代朴学熏陶和训练的士人们信服,这是康有为立论的致命弱点。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主要利用宋明理学和心学的思想资源,努力使儒学和近代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相黏合,试图将儒学与儒家定格为所谓道德宗教。章太炎则主张应继续保持传统的人文主义共同体,继续坚持现实的人、现实的世界、现实的社会的普遍化的责任伦理。而儒学的最大功效是通过制礼作乐推动社会的自我治理,包括社会各个不同族群、社会全体成员的自我治理,也就是让儒学回归人文化成。

清末民初的经学与建国

在晚清民初,中国从"天下—夷夏"向"世界—民族国家"的转化过程中,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提出了不同的建国理想。古文学者章太炎认为,必须以共同的历史为基础,建立一个新国族的根基。因此,他通过对经学的改造,建立了中国古远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通向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构建。今文经师康有为则认为,在历史上,孔教是古代中国的国魂,在现实中,孔教更应该是作为民族国家的新中国之国魂,孔教必须为新成立的、统一的国家提供立国之道,作为其正当性基础,因此,孔教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

晚清民国《礼记·儒行》的再经典化及其意义诠释

宋儒提出《礼记·儒行》非圣人之言以后,宋元明清七八百年间,《儒行》受到普遍的质疑。其间虽有明末清初黄道周、李二曲等肯定《儒行》的价值,尤其是黄道周作《儒行集传》为《儒行》与“儒”正名,但质疑的声音仍占主流,随着王夫之、陆奎勋、姚际恒等人的诠释,使质疑愈演愈烈。晚清儒者对《儒行》经典的重新确立有一个内在过程,可追溯至李光坡、孔广森等对宋学的批评。晚清陈澧、文廷式、廖平等处理《儒行》与孔门七十子的关系问题,至康有为直接将《儒行》视为孔子之教理,最终恢复《儒行》的经典权威性。此后《儒行》的诠释进入两个重要阶段:由于时代的迫切需要,章太炎、林纾等极力推崇《儒行》的刚猛气节,但有失《儒行》原旨;因而有唐文治、熊十力、刘咸炘等作出批评与纠正,试图将《儒行》的诠释拉回纯正的儒家思想当中,体现了坚守儒门正旨的保守性。

论戊戌政变后围绕《清议报》的中日交涉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流亡日本。张之洞代表清政府,希望日本驱逐康、梁,查封梁启超所创办的《清议报》。日本政府认为,张之洞是日本在华不可多得的合作者,不能对他的请求全然不顾。但维新派也是中国境内一支有影响力的联日力量,且他们的思想主张和政治遭遇在日本国内得到了诸多支持和同情。最终,日本既满足了张之洞的部分请求,也让维新派部分骨干继续在日活动。张之洞以查封《清议报》为目的的外交努力终以失败而告终。

清末君主立宪思想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宪思想开始兴起,并逐渐走向高潮,成为清末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该时期出现的具有立宪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清末出现的立宪思想是伴随着国家危机,资产阶级提出的一种救亡思想,它最终并没有改变清王朝的颓势。

政学之辩:张之洞、康有为的儒学思想比较研究

张之洞与康有为作为晚清儒学的代表人物,均感于时代之艰对儒学作出了实质性的转型努力。将二人的儒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二人均重视对儒家道的阐发,强调变法的重要,关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却在选择时代危局的解决径路时,因时代解读和政治理想的不同,由寻求合作走向了最终的决裂。在比较中,可以厘清他们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问题意识,廓清二人在近代儒学转型过程中的作用,理解他们的为人为学和时代精神,也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当下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从章太炎《订孔》篇看近代康有为创“孔教会”问题

1912年建立的孔教会,是康有为回到中国近代政治中心的筹码,在其"尊孔复古"的旗号下,实则是以孔子为幌子的保皇运动。康有为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作《订孔》一文批康有为将孔子和儒学列为独尊的地位。文章介绍了孔教会建立背景和分析《订孔》篇的内容,试图还原康有为与章太炎关于孔子的激烈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