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墓志所见“系羁侯王”张议潮史事稽考

张议潭、张议潮兄弟手足相扶,同声共气,偕同蕃胡汉众,开创六郡百万之家的归义军基业,每每向国输诚,可谓恭顺。然朝廷终究不放心,继张议潭先身入质后,张议潮亦在唐名帅李行素的劝诱下被“系羁”“束身归阙”,这可以被视为大唐对于西北边疆顶层运作的结果,而实际上亦是利用议潮系与议潭系的矛盾而引发的。沙州归义军建立之初,张议潭或曾以瓜州刺史的身份领归义军留后,逝后被其子张淮深宣传为沙州刺史,意在标举沙州大权原来即属议潭系所有。根据《张淮澄墓志》,张议潭早在咸通初已逝去,但敦煌文书却无一提到他的死亡,此应为先后秉持大权的张议潮和张淮深皆不愿冒风险入京以省墓,故令一道噤声搪塞而致。

晚清使臣西洋观剧再考

晚清使臣和他们的随员在西洋“看戏”,实为中国人较早接触西方文学的重要史实。因缺乏语言能力或文化基础,他们的观剧录往往成为令人费解的“天书”,因之被学界长期忽略。运用国外电子文献数据库综合考析,可知晚清使臣李凤苞所观西洋剧为《睡美人》,张荫桓所观为《迷娘》《不可告人》《科西嘉弟兄》等三部剧,张德彝所观为《地狱中的俄耳甫斯》《恶魔》《新欢旧爱》《罗蕾莱》《穷汉乔纳森》《圣女贞德》《蚱蜢的报复》等七部剧。这些事实的揭出,可以补足19世纪中西文学关系史中缺位的中国人面向,富有学术价值与意义。

从《脾胃论》探讨李杲对张仲景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本研究立足于易水学派代表医家李杲著作《脾胃论》,通过梳理其引用仲景之语与仲景之方发现:首先,仲景之《伤寒论》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刊行后,在宋、金两朝广泛流行,并对李杲等北方医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次,李杲承金元医学创新之风,运用易水学派脏腑用药与随时用药思想对仲景之方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与发挥;再次,李杲运用仲景之方以临证为要进行了加减,师古不泥古。

“杖藜”事象的形成与书写——宋代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杖藜”成为诗歌用语,始于唐代,杜甫是其主要的使用者。经过杜甫诗歌的反复书写,“杖藜”具有了诗歌事象的功能,杜诗也为“杖藜”事象提供了基本的情境内涵。“杖藜”事象的凝定,则要经历宋人接受杜诗的过程才能完成,宋人诗歌中的“杖藜”事象承自杜诗,但又通过持续的书写沉淀下新的诗歌意蕴,构建出更具宋诗风貌的诗意世界。

张骏祥佚文《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考释

署名“弓马示”的书评《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曾被认为是文学批评家李长之所作,其实不然。根据笔名字面含义,查阅多种笔名录,兼以比较文章所涉专业领域等信息,研究发现真正的作者应是张骏祥。张骏祥是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理论家和导演,他的评价能够鞭辟入里,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戏剧演出和诗歌朗诵都作出一定贡献。

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以《乐记说》为中心

自《乐经》失传以来,学者对乐的理解多以礼乐文明为主,《礼记·乐记》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哲学的重要文献。张载好治经,有“诸经说”,其中,《乐记说》比较集中地阐释了音乐的哲学性见解。张载以“记”推“经”,以“说”求“理”,对音乐展开乐本、乐道、乐用、乐象四重面向的论释。乐本是礼乐结构的基本框架,乐道是穷本知变的义理心性,乐用是移人通政的治世目的,乐象是视听体验的直观表达。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与其天道观和心性论结构高度吻合,不仅解释了音乐与人的价值关系,而且解决了古乐难求的历史困局。尽管如此,张载的“地缘成因”和“反技术论”仍有可商榷之处。

张元干与李纲的交往及其影响

张元干一生交游广泛,与李纲交谊最深。二人因多重缘分相识,仕同进退,生活上相互关心,交往十六年。相识缘分使然,张元干和李刚的诗词创作受陈瓘和江西诗派的影响,后经国难归闽,彼此认同支持,诗词以归隐与忧国为主基调,作品兼具忧郁慷慨和旷达舒朗的特点。绍兴年间,张元干、李纲与居闽文人志士频繁互动,对闽中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联动影响,形成以李刚为中心,以书写中兴渴望、风物闲趣和隐逸情怀为主题的闽中文学群,推动了闽中文学发展的第一波高潮。张元干与李纲的交往是南渡初期文人士大夫关系的缩影,从中可窥见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家国理想、生活思考、人生选择,以及南渡初期文学特点之成因。

楼兰文书研究回顾与展望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多位探险家来到新疆探险,攫取、带走了大量在楼兰古城遗址发掘的木简、残纸,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2000年后,楼兰文书相关研究仍蓬勃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书法、历史学两方面。书法方面,学界不仅考察楼兰文书的艺术价值,更将其放置在书法史、汉字史的长时段内进行研究。历史学方面,学界注重研究楼兰文书中的“文书组”,注重研究楼兰文书与其他写本文献以及传世史籍、考古发掘间的关联。楼兰文书所展现的西域长史府的历史细节,汉晋间西域的交通情况等仍会是今后相关研究的热点所在。

“私意”与“私欲”之间:张栻、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之异同

朱熹《论语集注》解“克己复礼为仁”,将“己”解为“身之私欲”,“克己”解为克胜私欲,受到阳明后学以及不少清儒的反对。与朱熹多有交往的张栻解“克己复礼为仁”,讲“克尽己私,一由于礼”,主要就克尽私意而言,并没有直接讲克胜私欲,显示出与朱熹强调克胜私欲不一样的解读。与此同时,朱熹虽然批评胡宏讲“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而强调克胜私欲,但又与张栻一样接受胡宏所言“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并非完全拒斥人的欲望;晚年还较多把“克己”解为克尽私意,与张栻的解读多有一致。可见,朱熹的解读与张栻又是相通的,而各有侧重,其中还包括他们对于“公”“私”的不同理解,体现了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

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几个问题的历史考察

关于李大钊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的作用以及他与吴佩孚、白坚武的关系、参与罢工的张国焘等人的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人数等问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甚至盲点。经考察可知,李大钊是早期京汉铁路工人力量的重要培育者和发动者,他利用好友白坚武为吴佩孚高级幕僚的条件,与吴佩孚三次会晤,为京汉铁路工人以及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李大钊对吴佩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但未预料到大罢工的突然爆发以及吴佩孚的迅速变脸。大罢工爆发时,李大钊正在武汉;“二七”惨案后,他被迫到上海避难。李大钊强烈谴责吴佩孚的暴行,并因此与好友白坚武断交。张国焘等中共党员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成立大会,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并分别到汉口、长辛店指挥罢工斗争。

亲情表达与自我和解:以《你好,李焕英》和《再见老张》为例

亲情类喜剧小品传递着“家”对子女的羁绊情感与治愈力量。《你好,李焕英》和《再见老张》聚焦失去亲人的永恒遗憾,以各具特色的表现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父母形象,将来不及表达的爱意在穿越故事中尽情释放,既给观众带来温情与感动,也为文艺作品如何讲好亲情故事提供了借鉴启发。

“立标以明道”:张载的理本论及其张力

张载重气,程、朱对此屡有微词。现代学者因此将张载理学归为气本论,认为与程朱理本论有根本不同。这或有过度解读之嫌,既没能照顾到程、朱批评的微妙之处,也无法照应张载学说自身存在的张力。二程“立标以明道”一语,既从“明道”的角度肯定了张载思想的理本论底色,也从“立标”的角度对其做了微妙的批评。以此语为线索可以发现:张载思想在以理本论为底色的同时,由于重气之宗旨,引发了向气本论滑转的可能,为理学史中“气”的本体化留下了思想空间。

中医湿、瘴、疠邪源流合考

湿邪、瘴气、疠气是中医病因理论中三种外感邪气。湿邪属六淫之一,理论发源最早,瘴气、疠气是后世医家在六淫之外另立的特殊邪气。现代中医外感病因分为六淫和疠气两类,瘴气往往被归属于疠气,但在历史源流中,瘴气是瘟疫病因从六淫说向疠气说发展的中介。瘴气是岭南地域环境下的湿邪,疠气是突破地域限制的瘴气,吴又可所述瘟疫症状与瘴疟接近,其达原饮是由前人治瘴方常山散化裁而来。疠气因传染性、致病特异性而立名,但与“因发知受”的六淫并不对立,吴又可所面对的瘟疫应属湿疫。湿、瘴、疠邪定义角度不同,其源流相互交叉,汇通三者治法对现今瘟疫治疗仍有启示意义。

中国1950年代初地质科学发展的历史研究——李四光致章鸿钊书札整理

章鸿钊、李四光二位大师,都是中国地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新中国建立初期,为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李四光为代表的老一辈地质人,推动了新中国地质事业的艰难起步。本文收录了这一时期李四光致章鸿钊的六通书札,略做考释,个别书札附有章鸿钊回函,其中一则为其回函时所书写的底稿/草稿,更为难得。内容主要涉及建国初期地质机构设置等,可为此一时期研究提供一手珍贵历史资料。

永奠海南:张之洞治黎的实践策略及思想内涵

海南自光绪五年爆发“黎乱”危机后,长期未能平息。光绪九年,中法战启,次年张之洞督粤,全力组织抗法战争,尚不能顾及处理海南“黎乱”。光绪十一年,客民、黎民联合起义,海南深陷内忧外患之局。此时抗法战争接近尾声,张之洞即遣冯子材赴琼平息叛乱,于年底基本平定“黎乱”,随即着手实施治黎政策,内容包括:抚黎编户稳定社会秩序、设抚黎局强化政府管理、开通山路便利交通、移民垦田发展农业、开矿设墟兴办商业、改造文化促进汉黎两族文化交流、置炮固港加强海防等,取得显著成效。张之洞治黎的思想围绕“永奠海南”展开,立足于海南的长远发展,从经济、文化、社会治安等方面促进汉黎两族和平发展,并将海南纳入两广地区乃至全国的战略部署之中,以此保障海南及两广地区的海疆安全。这些实践及思想对当下国家治理少数民族聚居区、加强地方管理、促进民族间和谐共处、维护海疆安全等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仲景东垣学说探讨建中理论

张仲景临证重视顾护脾胃,创建中法原为虚劳所设,常用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建中兼调阴阳,大建中汤则主治虚劳土衰而寒象明显者,既可建中又有温阳之力。李东垣继承并发展了建中思想,把握“脾气宜升”“脾喜燥恶湿”特点,创升阳益胃汤、补中益气汤及升阳除湿汤,善用风药升阳除湿。土健则气血阴阳化生有源,建中法可应用于临床各科虚损之病,建中理论内涵与运用值得探讨。

李传芬运用柴胡桂枝汤治疗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经验

李传芬教授认为,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的发生与正气不足、外邪侵袭、情志不畅密切相关。柴胡桂枝汤既作用于肌肤腠理,调和营卫,祛邪扶正,又作用于半表半里,和解少阳之枢机,畅达情志,并且气血同调,痰饮兼治,契合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体虚受风”“枢机不利”病机。气虚者,加黄芪、白术益气固表;阴血亏虚者,重用芍药,加当归、熟地黄、何首乌、鸡血藤等滋阴养血;阳虚者,加附子、肉桂、补骨脂、蛇床子等;兼风寒者,去黄芩,加麻黄、桂枝、防风,或合用桂枝麻黄各半汤;兼风热者,加金银花、菊花、连翘、牛蒡子;兼风湿者,加薏苡仁、地肤子、白鲜皮祛风除湿;风邪入络、瘙痒剧烈者,加全蝎、乌梢蛇熄风通络。

《全宋文》正误九则

《全宋文》的出版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于宋文的利用广度与深度,但由于篇幅庞大,难以兼顾,致使该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所收苗傅书信所标出处并非最原始者,张守部分中有两篇文章非其所作,苗傅、刘正彦拜节度使的制书也并非全文,唐重、王蔺和蔡元定的文章则存在重复收录的现象,《〈庆元党禁〉序》因所据版本并非善本而存在作者名字错误的问题。我们只有不断补正,才能推动该书不断完善。

一场夹缝于新旧文学之中的文化博弈——黎烈文“腰斩”张资平事因新考

黎烈文“腰斩”张资平的《时代与爱的歧路》是现代文学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黎烈文之所以如此,学界一般认为是顺应读者要求所致。但结合当时的文坛现状来看,黎烈文“腰斩”张资平的小说并非是读者之故,而是新旧文坛明争暗斗下的必然之举。黎烈文替换周瘦鹃担纲《自由谈》新主编,触及了旧派文人的利益并引发他们的攻讦。而周瘦鹃重新拥有新的发声阵地《春秋》后与《自由谈》展开了争夺读者地盘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黎烈文约请的《时代与爱的歧路》成为了旧派文人的众矢之的。彼时,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正走下坡路,新文学作家亦对其创作表示不满。于是,身处夹缝之中的黎烈文迫于压力,只得“腰斩”《时代与爱的歧路》以平息纷争。

人物评价认知背后的亲缘派系网络小议

从文本解读来探究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其局限在于文本研究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语境,因为亲缘派系网络往往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如《忘山庐日记》中孙宝瑄对李鸿章在对日主和、联俄两大问题上的认同,并不能使我们得出孙乃主和人物。当然,历史是复杂的,亲缘派系网络亦并非可以套用解释所有问题,这可以从孙宝瑄与陈璧的矛盾关系等例子中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