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钰批校本《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考述

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曹培廉城书室刻光绪八年(1882)洞庭杨氏重修本《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十卷,《外集》一卷,《续集》一卷,曾经清代藏书家章钰通篇校读。章钰从群碧楼主人邓邦述处借其所藏元本(实为明初刻本)进行对校,对两个版本的行款版式加以比较,并对篇章字句进行了校正,且利用多种校勘符号进行批校。此批校本在充实《松雪斋集》的版本研究方面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通过孤本《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现存四卷与通行苏诗百家注的对比,总结以赵次公为代表的早期苏诗注家在总结用典之法、释词、阐释诗意及评论等方面的成就,揭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召公与周初政治

周初政局 ,内忧外患。文王之子召公在周公的劝说下 ,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同周公一起 ,平灭三监叛乱 ,挽救了即将倾覆的周王朝 ;南征江汉 ,经营了周的南国 ;负责营建东都洛邑 ;提出了“敬德”“殷鉴”思想 ;扶立康王继位。召公是周初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

厉鬼·瘟鬼·财神——论赵公明神格演变的轨迹

东汉人即认为春秋时晋景公所梦大厉是赵公明之鬼,晋时其神格由厉鬼演变为瘟鬼,蒙元时则一分为二,并以赵元帅之职强调其善神神格。至有明中期,由于宗教进一步世俗化、三教融合、宗教徒成为职业宗教者及与之相关通俗文学的盛行,赵元帅公明最终定位于财神而广为人们信奉。

论赵次公的典故注释

赵次公在其诗歌注释中归纳了杜甫、苏轼等诗人用典的方法与规律,由此建立了完整的典故分类体系,并指出了注典必须兼顾祖孙的原则,对后世有重要的启发与影响。

《汉宫秋》对“昭君和番”母题的突破和创新

《汉宫秋》对“昭君和番”母题的突破和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 :把个人悲剧深化为时代悲剧 ;塑造了具有悲壮美和崇高感的王昭君的悲剧形象 ;把抒情诗的手法运用到戏剧中 ,使《汉宫秋》

王灼与晁公武的交往——李清照研究中一桩不为人知的史实

虽然有关王灼、晁公武各自的研究已颇为可观,但二人的交往至今尚不见有人提及,而此事直接关乎《碧鸡漫志》、《郡斋读书志》二书对李清照生平事迹的载录,并连带影响到后人对李清照再嫁一事的评价。考辨可知,南宋高宗绍兴十四至十五年间,同在四川遂宁的王灼、晁公武有过较密切的接触,王灼《颐堂先生文集》卷五所收《次韵晁子与》五首实为与晁公武唱和之作,"子与"乃"子止(公武字)"之讹。晁公武的特殊身份及经历使之有可能知晓李清照早年情况,并对《词论》内容有所耳闻。王灼《碧鸡漫志》所记清照事当得自晁公武口述,其评苏词之言"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可证《词论》作于清照婚前。

赵纪彬“权说”研究述评——为纪念赵先生逝世30周年而作

权变学说是儒家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研究颇多的问题。其中,著名哲学家和史学家赵纪彬先生的研究最具突破性。他不仅对"权"字的历史起源及其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作了缜密考释,而且对朱熹《论语集注.子罕》"可与共学"章的错简断章、孔子权说的特点、明代高拱权说的得失以及"权说"发展的规律性等问题也有着精湛阐发,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观点。可以说,赵先生在"权说"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实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权范畴研究之先河。

“■工”试解

论文分析了关于明公簋＂[口卜]工＂的已有说法,如优功说、人名说、地名说、大功说等,均有可以商榷之处。论文认为＂田工＂应与《诗经》及金文中常见的＂戎工＂结构类似,表示卜兆之功。与此类似,鸣士卿尊的＂[口卜]工＂、京师畯尊的＂[口卜]工＂分别表示裸祭时的营酒之功和获大兕之功。

《憩真观记》作者之曾巩或曾肇说献疑

《憩真观记》一文,在清代欧阳桂的《西山志》中署名为曾巩,在民国魏元旷的《西山志略》中又署名为曾肇。从《憩真观记》的内容入手,结合相关史料考察后,认为其作者既非曾巩,亦非曾肇。

中医视野里的瘟疫与曾巩的救灾实践

本文从中医视野,以东汉、宋朝的史事为重点,论证中医药与灾疫的辩证关系,表彰先贤“有志于民”之举。东汉末大瘟疫的苦痛,引发对人生追求的终极思考。几千年与疾病抗争的磨难,促使医家反复探索病源,不断识别药物,形成辨症施治理念,筛选出疗效明确的验方,贡献出《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系列论著,扩大了医药成就,改善了人们健康状况。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官为救治灾疫卓有成效。宋朝设置医疗官署,配备军医,颁行《救荒活民书》。赵抃在越州赈灾治疫勇于担当,事前进行全面调查,措施具体落实,收效明显。曾巩向朝廷提出深思远虑的救灾建议;在越州救灾预防诱发瘟疫,贷给粮种助春耕;在洪州治瘟疫,要各地“皆储药以授病者”,设官舍病房治疗贫苦下层,有“人赖以生”的成效。他俩心忧国计民隐的作为,都有普遍性的参考价值。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赵仁珪先生的学术道路

赵仁珪先生的学术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集中在宋代文学和禅学方面,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转向启功研究,近年来则主要在古体诗文以及书法创作方面。赵仁珪是当前学术界少数能够将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他以深厚的学养与儒雅的风范践行了艺术化的学术之路。

绍兴文戏时期[四工调]的创始与形成

越剧的艺术青春经历了[呤哦调]、[丝弦正调]、[四工调]和[尺调]的孕育、初萌与成长的过程。在音乐风格上,从"初为浑朴"到"变之婉媚";在规模上,从农村稻桶搭台到城市小舞台及小型、大型剧场,乃至走向全国,香飘国外。越剧是在因时而变、因情而迁、新陈代谢以及代变更新的演变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四工调]是早期越剧音乐,在从"小歌班"男班到女子越剧声腔的变革中,经过不断探索,努力求新,于1928年基本形成,虽幅度不大,品种不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但对越剧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元时期的常熟文学

宋代常熟文人著述颇富,尤以诗歌、政论文写作及学术研究见长。赵公豫诗以名胜题咏和咏史怀古为主,庄绰的笔记不乏史料价值。元代常熟文人瞿孝祯、时太初等诗文俱佳,与文学大家杨维桢、张伯雨、顾阿瑛有交游。大画家黄公望善作题画、咏画诗,诗僧清珙多写隐居生活和山水景致。

元代汪古史事钩沉

学界对汪古部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现存历史文献中,尚有一部分前人未能充分利用的汪古部史料。研究这部分史料有助于深入探究元代汪古人的历史。经研究发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高唐王阔里吉思发钧旨护持道教和佛教,赵王王傅横科扰民,汪元昌拥有司徒名爵,《中堂事记》中的马月忽乃就是汪古人月合乃,(黑旦)公在金代是女真人。

辨《甘棠》召伯之伯

《诗经·甘棠》历来被认为是一篇美召伯之德的诗作,对于其"伯"有三种理解:文王时,召公是"一州一牧二伯"的伯爵之伯,实是受文王之命佐治雍州;武王时,召公居上公与周公一起分陕,为东西二伯分治天下;成王时,召公位列三公尊为"太保"与周公一同执斧钺辅佐成王,亦是二伯。《甘棠》所记当是文王时召公与周公并分岐邦之事,而非武王分陕之事。诗云"召伯"正是以"二伯"身份来称颂召公当年在召南之地的德政功绩。

《诗经·甘棠》与召公之德

《诗经·甘棠》历来都被认为是一首赞美召公之德的诗作。关于甘棠故事的解读,从西汉初期的"巡行乡邑"在甘棠树下"决狱政事",到西汉中期的不妨农事、"为民爱力",再到东汉时期的"听男女之讼",历代经学家的注疏存在着历史的层累叠加。总的来看,"召公之德"包括三方面:首先是他为二伯能居上下位,与民众直接交流并深得民心;其次是他施善政,"巡行乡邑"使民得以乐业、使官得以行法、使"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最后是他"为民爱力"、不妨农事、爱民如子。这些都是召公行文王之德,教化南国的体现。

春秋灾异与政治张力——以晏子“论祝史荐信”为考察对象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生病,祝固、史嚣祝祷鬼神逾年而不愈,梁丘据与裔款向齐景公进谗欲诛祝、史之事。晏子以“祝史荐信”为切入点,论述鬼神祭祀与现实政治行为间的关系,劝谏齐景公改正齐国现实行政中的过失,吸取夏商灭亡之教训。晏子关于“祝史荐信”系统的论述,其核心是劝谏君主注意天人关系维度中,天之意志即民之意愿,要重视民众意见与现实政治作为,以民为本,行修德政。

浅析金仙裕公和尚道行碑诞生的时代背景

宋末元初北方地区的道佛之争,为广裕法师从山西走向大都提供了便利。广裕法师佛学修为精深,口才弘辩,一心弘扬佛法,不恋俗世繁荣,对于佛教的传播兴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元世祖忽必烈特赐封其为"弘辩兴教大法师"。因其声名远播,所以其圆寂之后,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才肯为其道行碑撰文书篆。也因为主人公及属文者的特殊性,此碑具有极高的宗教价值、历史价值、书法价值、文化价值,堪称国宝。

赵之谦艺术创作中儒家思想初探

赵之谦的艺术创作中,始终伴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独具特色的博古图、新年伊始创作的岁朝清供图等题材,题款中倚装作的无奈与进取,都是他真情的流露,也是赵之谦在经历了诸多艰难困苦后,依然积极面对生活的蓬勃的生命气息与积极用世之志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