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

在中国文化遗存中留下深刻历史记忆的王昭君事迹不仅对于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和理解有重要意义,也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课题之一。王昭君入长安的路线,以经武关道进入关中的可能性最大。在进入丹江流域之前,应主要利用水路交通条件。秦及西汉前期的简牍资料有值得参考的信息。考论王昭君自长安北上的路线,应当重视呼韩邪单于庭的地理方位,长安至呼韩邪单于庭最便捷的道路选择。也有必要参考呼韩邪时代汉匈交往与匈奴单于"来朝""出塞"路线。进行这样的工作,可以参考后世传说保存在方志中的资料,但是应当进行比对分析和认真的甄别,做出清醒的判断。

古代昭君题材的历史流变

汉乐府《昭君怨》到《后汉书.南匈奴传》的一系列作品从各个角度逐渐完善了昭君的故事,并形成“昭君怨”的基调,奠定了昭君题材的文学母题;从南北朝到唐宋,文人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阐释和创作,扩充和发展了“昭君怨”这一母题的内涵;元代的马致远则创造性地接受了前代的影响,创作出杂剧《汉宫秋》,奇妙地兼容和深化了昭君题材的丰富意蕴,成为经典原型之作,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创作。

《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

杨兆鋆“平圆容切”问题研究

目的对京师同文馆毕业生杨兆鋆(1854—?)的数学成就做出评价。方法历史文献考证和分析。结果杨兆鋆在“平圆容切”方面的工作,是在吸收和消化《几何原本》中相关知识的情况下,以欧氏几何做图方法研究圆之间相切问题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工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杨氏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数学传入后对当时中国数学界的一些影响。

对杨兆鋆关于“双曲线焦点位置作图问题”的研究

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在清末数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客观评价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离不开对其学生的考察.为此,探讨了其培养出的学生杨兆鋆在双曲线焦点位置作图问题方面的工作,指出杨氏在此方面的工作是以清末中算家李善兰为代表的对圆锥曲线研究重要方向的继承和发展.杨氏此方面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数学传入后对当时中国数学界的一些影响.

隋唐时期河北地区赵郡李氏活动略论

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实行,促使士族逐渐出现了官僚化和中央化的倾向。然而士族在官僚化和中央化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个地方化的过程。对隋唐时期有关居于乡里的赵郡李氏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考察,可以发现隋唐时期士族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主导权,而这正是造成唐代河北地区与中央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论唐宋诗人的昭君诗

在唐宋诗人的咏史诗中 ,对于相同历史题材的吟咏不乏其作。汉元帝时王昭君出塞和亲的著名史实 ,也曾一再被唐宋诗人所吟咏。围绕着传统儒家“怨而不怒”的主旋律 ,唐宋诗人从不同角度 。

民间歌谣与昭君传说的交融与整合

王昭君的传说经过近二千年的流传,已成为故事化的民间文学题材。以此为题材的同一文学样式有多个版本,以此为题材的不同文学样式又有许多种。在昭君故里的湖北省南郡秭归县(今隶属兴山县),却以一种别样的民间文学样式——民间歌谣,流传着"昭君文化"。民间文学中异文现象与异形现象整合的传播,有效促进了南方巴楚文化与北方华夏文化的交融,这对研究巴楚文化、民族精神、民俗风情具有借鉴作用,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构建和谐边疆、沟通南北经济、持续融合民族友好团结,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人文意义。

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

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夷夏之辨不仅反映于上古典籍,而且到中古时期就借助于苏武、王昭君、蔡文姬的故事得到文学化的表达,并以典故或素材的形式参与后代文学文本的构成,以意象化的方式强化了其文化内涵及认同。同时,夷夏之辨中文化品味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通过个人体验显示出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古典文学与夷夏之辨及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可通过若干历史人物和诗歌作品的具体分析而得到确认。

杨兆鋆“三角测量术”推广的研究

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在清末数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客观评价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离不开对其学生的考察.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杨兆鋆利用四面体理论推广了传统的"三角测量术",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数学传入后对当时中国数学界的影响.

论古代昭君题材诗歌情感内涵的演变

昭君出塞这一重要历史题材,一直为古代诗家所瞩目。据统计古代此题材的诗歌多达700余首。随着朝代变化,从唐以前到元明清,昭君题材诗歌情感内涵从身世悲怨、家国乡思、和亲是非、直斥君王、各抒胸臆向人文关怀、深情讴歌的情感内涵演变。

弘扬昭君文化与深化两岸和谐关系研究

21世纪全球化时代,海峡两岸正走向三通、文化交流与和谐发展的道路。文化寻根意识成为寻根问祖与原乡意识之展现。台湾新莲寺是全台唯一供奉王昭君神像的寺庙。湖北省兴山县是王昭君的故乡,可以利用历史悠久的昭君文化旅游资源,吸引全球各地有志者探索昭君文化,研究荆楚文化。兴山县要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之经济建设之外,更应加强文化建设,加深两岸和谐交流关系的同时充分展现湖北荆楚文化与昭君文化中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资产,通过信息与网络科技的宣传,朝"在地全球化(loglobalization)"的建设方向发展。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分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在民间与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四:正史记载;歌曲传唱;小说传讲;文人题咏。史书是官方记载,注重的是汉与匈奴的交往;歌谣出现于民间,关注的是昭君的命运。文人题咏承歌谣而起,是魏晋以后主要的传播途径,昭君的情感是题咏的中心。文人写作以同情为基调,由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变为以空间为转换的抒情,或刻划昭君的心情,或寄寓自己的失意。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宫秋》对“昭君和番”母题的突破和创新

《汉宫秋》对“昭君和番”母题的突破和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 :把个人悲剧深化为时代悲剧 ;塑造了具有悲壮美和崇高感的王昭君的悲剧形象 ;把抒情诗的手法运用到戏剧中 ,使《汉宫秋》

以礼治国:朝鲜建国儒臣推行中国古礼的作用

在李氏朝鲜一代,中国古礼之所以普及流传,与来自民间礼儒鼓吹、竞相研习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建国儒臣的积极推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这些儒臣熟悉儒家礼治文化,又深得朝鲜太祖李成桂深信器重,他们在国策上倡行以礼治国,对于中国古礼的推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文从三方面说明这个情况:一、分析太祖李成桂与建国儒臣的关系,当中以郑道传(?-1398)和赵浚(1346-1405)为主,揭示他们凭借执政大臣的职掌,把儒家礼治文化导入到治道层面上。二、指出当时推行礼治的两个依据:先礼后刑和礼入于法,由此探讨儒臣在建构礼、刑、法的三者关系上,为礼治的推行赋予法律的效力和增添刑罚的约束力。三、申明权近(1352-1409)等儒臣借鉴三国历史,向朝鲜太宗申明伦常纲纪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藉此印证出古礼所以起到的治道成效。

《庄子·逍遥游》“朝菌”解

《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一句中对"朝菌"的理解一直存在争议,大致形成四种观点:为菌类植物,为木槿,是一种虫,是一种朝生暮死的生物。《庄子》旧本很可能是作"朝秀",写作"朝菌"则是后来之事。"朝秀"即"朝蜏",是一种动物;"朝秀"即"朝荣",亦即"朝华"、"朝生",也就是"朝菌",则为一种植物。结合古文献草木虫鱼鸟兽同名的现象,这些看法均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就《庄子》文本来看,将"朝菌"理解为一种虫可能更切合文意。

悲剧意识的确立与消解——略论昭君诗歌的情感变迁

文学的嬗变 ,既表现为风格的流变、创作技艺的日臻成熟 ,也体现为情感的丰富与变迁。历代文人都给予了王昭君特殊的关注 ,歌咏她的诗歌 ,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相对而言 ,六朝诗人多“怜其远嫁” ;唐代文人多伤其“不遇” ;宋人则多慰其失落 ;元代以后人们多颂其功业。在这一过程中 ,汉晋以来所确立的哀怨情怀逐渐被消解。这种情感的变迁是和时代思潮的演进。

一位绝代佳丽的文化命运遭际——谈三个王昭君的人物形象

王昭君在马致远、郭沫若和曹禺的笔下分别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马致远的《汉宫秋》里 ,她是一位富有民族节烈光环的明妃 ;在郭沫若的《王昭君》里 ,她是具有叛逆意识的娜拉 ;而在曹禺的《王昭君》里 ,她又成了肩负民族和解使命的阏氏。这不同的形象 ,分别是作者所处时代的不同时代精神的映现。但这三个形象有一点相同的是 ,她们都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的载体 ,不过这种“士”的精神只是一种守成性的 ,而不是创造性的。

昭君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定型

在正史上只有寥寥数笔的昭君出塞形成了绵延千年的文脉,历代以昭君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学现象,笔者称之为"昭君文学"。昭君出塞由一历史事件生发成文学母题再定型为文学经典,一是其叙事要素的演进与定型,二是其情感内涵的拓展与丰富。由此而见昭君文学经典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与更具本质性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广东新语》中两篇非屈大均写的文章

《广东新语》的作者是屈大均。但该书中的端州山水章却标明是何所撰述,端溪砚石章则标明是高兆所撰述。无论从题目名称抑或从具体内容来看,此两章与全书的撰述体例及与屈大均谋篇设目的宗旨不相吻合。经分析可知,此两章文字原非《广东新语》所有,是屈大均受某些特殊原因所驱使或出于某种考虑,才将它们加插到《广东新语》中去的,添加时间是在康熙二十六年之后。由于此两章文字的撰写时间及其被收入《广东新语》中去的时间皆可考,故凭此能说明《广东新语》在康熙二十六年时已经刊刻成书的说法欠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