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画像历史故事的两种图像叙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以“赵氏孤儿”为例

“赵氏孤儿”是汉画像历史故事中的一个著名案例,其图像目前已知存三处。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存两例,其中一例带有“榜题”,均采用瞬间叙事。河南南阳杨官庄汉墓存一例,图像分四层,“赵氏孤儿”与“獒咬赵盾”并列,采用分层式连环画叙事。本文考证出江苏徐州白集汉墓前室北横梁上存一例不为人知的“赵氏孤儿”图像,采用长卷式连环画叙事,依时间顺序描绘了四个精彩瞬间。汉画像历史故事的图像叙事从单幕走向多幕,应受到早期青铜画像叙事传统、汉画发展内在规律、图像载体转换、地域性差异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中国原创歌剧《赵氏孤儿》的音乐创作特点

《赵氏孤儿》是一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大型经典原创歌剧,其成功之处应深入探索,以为借鉴。从三个方面论证分析该剧的音乐特点:音乐语言和人物形象的完美融合,升华了歌剧效果;以多声部音乐形式塑造人物性格及内心世界,增强歌剧感染力;大胆借鉴中国民族元素,彰显原创歌剧特点。探索其音乐特点对发展中国原创歌剧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史记》“赵氏孤儿”:家臣阶层的历史叙事

《史记》“赵氏孤儿”故事与《左传》所载“原、屏之难”相比,在叙述视角、祸因阐释、思想倾向、历史视域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改变。这种改变不能简单理解为虚构,而是时代变化的结果。“赵氏孤儿”反映了春秋晚期家臣阶层兴起的社会现实,是由家史建构出来的历史文本,张扬的是家臣阶层特有的忠义政治伦理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收录“赵氏孤儿”故事,主要是认同其政治伦理观念以及“天命论”史学思想。

“中国孤儿”故事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传播——以《赵氏孤儿》的改编为核心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代著名悲剧作品。1735年,耶稣会士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版,收录了《赵氏孤儿》法译本,随后在欧洲引发了关注。1736年,耶稣会率先上演了以“救孤”为主题的戏剧《召公》。此后,在法国、英国、奥地利、德国至少出现了六部以“中国孤儿”故事为基础的改编作品,这些作品体现出各不相同的改编思路。伏尔泰改编的“五幕孔子道德剧”《中国孤儿》融入了启蒙精神,宣扬了儒家的仁爱思想;意大利剧作家梅塔斯塔西奥的《中国英雄》褒扬了博爱与忠诚;英格兰作家哈切特和爱尔兰剧作家墨菲的《中国孤儿》突出了对暴政及侵略军的反抗;德国作家维兰德的《金镜》将“中国孤儿”故事与“重返自然”的教育思想融为一体;弗里德里希的《中国人或命运的公正》则宣扬了善恶有报、天命难违的观念。这些欧洲作品从不同角度吸收了“中国孤儿”故事中的优秀元素,也推动了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在西方的传播。

“赵氏孤儿”史实辨析

春秋中期,晋国发生了一场震动当时国内外政坛的变故,强卿赵氏被灭。作为族诛之祸的孑遗及以后中兴赵氏的重要人物,赵武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对象。本文依据文献典籍,对与此事件相关的赵武的一些史实进行了辨析。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虽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之中,但在"复仇"这一基点上仍具有可比性。二剧对复仇母题处理上的差异:就思想主题而言,《赵氏孤儿》是对社会、伦理的批判,《哈姆雷特》是对文化、人性的批判;就戏剧形态而言,《赵氏孤儿》以"故事"为中心,《哈姆雷特》以"性格"为中心;就人性刻画而言,《赵氏孤儿》是鲜明的个性与单纯的人性的统一,《哈姆雷特》是性格的复杂性与蕴涵的多义性的统一;就对传统文化、现实秩序的价值取向而言,《赵氏孤儿》是持认同和实用的态度,《哈姆雷特》是以否定和颠覆为旨归。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之比较——兼析伏尔泰对儒学的误读

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直接启发法国作家伏尔泰创作了《中国孤儿》 ,但两剧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主题传达都相差甚远。之所以如此 ,缘于伏公出于当下贬抑基督教伦理褒扬“孔子道德”、标举“文明战胜野蛮”以及宣扬开明君主制的需要而对《赵》剧和儒学产生的有意误读。

置换变形、复仇母题与象征意象——《赵氏孤儿》的神话原型阐释

《赵氏孤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如何理解"赵氏孤儿"现象,尤其是在上演的不同版本中,采用了不同的改编和解构策略,这种改编和解构又意味着什么?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赵氏孤儿》从历史到故事传说的演绎过程,从戏曲到话剧的改编过程,是一种母题的置换变形;《赵氏孤儿》表现的是复仇的神话母题,但是在话剧改编中消解了复仇的问题;《赵氏孤儿》的舞台空间,是一个不断仪式化的过程。

中国古代“赵氏孤儿”型故事简述

"赵氏孤儿"型故事从唐代以来就以各种形式在小说及戏曲中出现,明清两代是"赵氏孤儿"型故事的繁荣阶段。当代金庸先生是最擅长利用此类模式的大家。

话剧《赵氏孤儿》(人艺版)的人物置换与主题转移

“赵氏孤儿”主题故事最早见于《左传》 ,后为多种戏剧 (戏曲 )作品展现 ,几乎每一次改编都赋予情节新的发展和变化。 2 0 0 3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话剧《赵氏孤儿》 ,人物、情节和主题的同时扩展在舞台表现上显示出某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深层原因是情节的扩展与变化 ,外在表现为人物置换和与之相关的主题转移。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剧《赵氏孤儿》的改编策略

历史题材尤其是改编之作的大量出现,是近年来包括话剧在内整个文艺创作的重要趋势,其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国家话剧院同时改编的两出历史剧《赵氏孤儿》尤具代表性。以此为个案分析比较,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两出同名话剧在取材、主题、情节结构和人物性格等方面的不同处理,而且可以窥见近年来话剧改编理念偏重改编者主体感受的发展变化,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历史题材创作热潮形成原因的理解。

试论《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之不同审美个性

由于中西悲剧具有不同的审美个性,所以同为复仇母题的《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在悲剧冲突性质、人物塑造手法、主人公社会地位和结局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旨趣。但这些不同并不能作为评判悲剧优劣的标准,更不能作为衡量剧本是否是悲剧的标尺。实际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审美心理,造就了彼此不同的悲剧表现形态。

“赵氏孤儿”书写中情与理的两维考量——以《史记·赵世家》“程婴谋取他人婴儿”与元杂剧《赵氏孤儿》“程婴舍子”为例

"赵氏孤儿"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阶段。其中最需要认真分析的一个细节就是代替孤儿死去的孩子的来源:《史记》里是"程婴谋取他人婴儿",杂剧里是"程婴舍子"。这一细节看似小问题,其实不然,它正反映出司马迁和纪君祥不同的伦理观。从西方人学理论看,《史记》的书写,更具有其合理性,反映出司马迁既从儒家伦理出发歌颂程婴的忠义精神,又不使其陷入不讲亲情的尴尬,达到情与理的完美融合。

《赵氏孤儿》在日本的流布与演变

自《春秋》中出现有关赵氏家族的记载,"赵氏孤儿"的故事历经无数文人、艺人的改编和演绎,迄今已有多个版本。日本净琉璃歌舞伎《菅原传授手习鉴》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赵氏孤儿"故事的题材,吸收了中日两国中有关"赵氏孤儿"历史典籍的精华,并受到日本本土文化的影响。《赵氏孤儿》在欧洲的传播也对日本产生了一定的间接影响。近年来,《赵氏孤儿》这部传统戏剧及其故事也逐步通过影视、网络等多种手段继续传往日本。

《赵氏孤儿》研究六十年(1958—2018年)

1958年以来,《赵氏孤儿》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由单一至多元的繁荣趋势。相关成果主要涉及故事源流、主旨思想、版本流变、当代改编、跨文化视域、后世祭祀等诸多领域。总结归纳这六十年研究情况,对未来继续推进《赵氏孤儿》的学术探讨具有积极意义。

“扶轮”考

“扶轮”原为军事术语,它的原始意义是为乘车的主要乘员担任护卫,引申义是舍身报恩,六朝以后演绎为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情节,《赵氏孤儿》杂剧中的相应情节即由此而来。对“扶轮”这一典故的来源考索及演变过程的分析,证明《赵氏孤儿》的本事不能简单地断为出自《左传》或《史记》等史书,其更为直接的创作素材采自历代小说话本与其他表演艺术。

视觉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的现代重构——以《赵氏孤儿》改编为例

在视觉文化语境下,大量的文学经典被改变成影视作品或其他的视觉艺术样式。这种改编既有经典的传承,也有现代性的重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通俗化倾向。《赵氏孤儿》在新世纪的改编有话剧版本、电影版本,还有其他电视剧、戏剧版本等。其中话剧版本和电影版本的改编既具有典型性,也具有创新性。这些改编通过改写矛盾冲突、淡化忠奸善恶、丰富人物形象,使之更趋于人性化、复杂化;通过改变故事主题,启发人们进行多元化思考。文学经典的现代重构既是文学创作规律使然,同时也是时代文化的深刻反映。

忠义精神的价值凝聚——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为例

元剧《赵氏孤儿》盛行之前,赵氏孤儿的故事已广泛流传,隐于其中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恒久悠远的忠义精神。从《史记》所载赵姓之祀程婴、杵臼,到宋代以国家祀典面目出现的祭祀行为,忠义精神于民族心灵中积淀为深层的信仰力量。举世认同的忠义精神成为赵孤故事进入元杂剧的道德基础。杂剧中的故事展开,即以深植于传统的忠奸对立为基本元素。但于叙述扮演时重视忠义形象的贴近人生,不拔高,别有一种生活意义的合理真实。

论《赵氏孤儿》中屠岸贾形象的悲剧性

屠岸贾这个人物形象含有丰富而深刻的悲剧意蕴。他的行为看似随心所欲,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办事,实际上却在客观上成为了别人的工具,陷入了其行为所造成的恶果中,从而走向毁灭。

《赵氏孤儿》词汇构成的多元化研究

由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赵氏孤儿》充满悲情,感人至深。影片中人物语言深有特色,其使用的词汇多元化,这对塑造人物形象和推动情节发展均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