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

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三里湾》依托于"社员"、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问题,"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这使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赵树理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赵树理对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调整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点。赵树理的创作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发展思路和价值走向,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性流变的深层动因和必然选择。

“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论鲁迅与赵树理的审美差异——以《阿Q正传》与《福贵》为例

悲剧与团圆、描神与画形、人物与故事分别是鲁迅与赵树理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异趣在《阿Q正传》 与《福贵》中可得到鲜明印证。

试谈《史记·李斯列传》与《赵正书》对李斯形象的塑造

李斯是秦代兴亡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历代对李斯的认识和评价皆本于《史记·李斯列传》。司马迁以李斯的五叹六说为线索,记述了李斯一生际遇,在肯定李斯辅佐秦始皇成就帝业的同时,也对李斯提出了严苛的批评,否定了李斯忠臣形象。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赵正书》则通过李斯的三次奏言塑造了李斯的忠臣形象。这一形象虽然与《李斯列传》不符,却很可能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

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什么关注乡村

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是深切关注着底层乡土中国而风格迥异的三位乡土小说作家 ,不同的家庭背景、人生阅历及思想艺术资源对他们理解与表现乡村社会及乡村人物产生了不同的制约与影响。通过分析他们关注乡村的不同起因 。

赵树理:在正典化与狂欢化之间

本文借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类型,福柯的谱系,布鲁姆的正典化,巴赫金的狂欢化,以及海德格尔的去蔽一敞亮之说,重新发掘赵树理文学的独特意义,认为赵树理文学在类型上是一种内雅外俗的“曲艺化”的新型的“俗文学”。在谱系承传和转型的意义上看,它处在正典化和狂欢化之间。其重大的谱系意义被主流文学给严重地遮蔽了,因此,研究中应对其进行去蔽、还原,以使之敞亮、澄明,意义现身。

赵树理创作动机与实践的背离

新文学的引导、为封建意识所笼罩的现实世界的需要、博大的爱心三者交互作用,使赵树理萌发了思想启蒙的创作动机,而改变险恶的生存环境的需要及作者的工作心态又把赵树理引上了“问题小说”创作之路。创作动机与实践的背离,既使赵树理成为名动一时的风云作家,又造成了赵树理在今日的落寞与沉寂。

赵树理小说叙事策略的时代选择

本文梳理了赵树理与时代秩序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作家与时代表现出"代言与同构"、"直言与疏离"两种关系,以揭示作家与小说创作在不同阶段叙事策略选择的历史规定性与人物塑造的文化逻辑。通过赵树理小说创作与时代秩序结构意义之间的双向互渗关系,说明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及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关于赵树理悲剧的再思考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大众文艺运动是一场回归传统的思想运动。在文学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民族化的选择伴随着对五四的否定;大众化的认同意味着对启蒙的放弃;通俗化的实践并未给作者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最终完成了民间话语向权威话语的过渡,从而导致创作主体失落,严重妨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女性意识的增长与女性词选的出现——宋、明人选录女性词人的定量分析

词选对女性词人的选录在中国女性词史乃至整个女性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宋人词选中,李清照词备受青睐和关注,但女性词人群体整体上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明代中后期,随着女性词坛的活跃与词选家女性意识的增长,女性词人群体受到关注,出现了第一部女性词选《名媛诗纬初编诗余集》,其编者王端淑关注本朝的女性词创作,并且着意提升女性作家的文学地位,这一演进历程颇堪玩味。

作为精神抚慰的自然文学——论赵树理的《灵泉洞》

赵树理《灵泉洞》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其奇特的地理环境造就的传奇叙事。小说在结构和情节设置上,贯穿着一条充满"自然"意识的主线,沉潜着荒原的神奇力量。它是赵树理众多作品中很异质的一部,其异质性在于疏离了当时政治语境的规训,超越了一般的现实主义写作范式,而充溢着自然文学的气质,从而使灵泉洞这片荒野更具隐喻和象征意义。它在文本的背后流露出作家本人潜意识深处的精神指归——为疲惫的心灵寻找避难所和栖息地。

赵树理的当代命运及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

赵树理在1940年代成为一个方向性的作家,他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艺术追求与对民间文化的过分倚重的艺术倾向并没有完全体现毛泽东《在延座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与《讲话》精神既有适应的方面,更潜藏着内在的冲突。这一冲突延续到新中国文学中,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赵树理的当代悲剧。

赵树理:“农民文学”作家——审美误识——从现代文学思潮史看“赵树理现象”

赵树理是鲁迅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真正传人。赵树理早期形成的以科学与民主为魂灵的现代意识和人格理想,使他终生自觉坚持人民本位的民间文化立场和现代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方向。他以极具独异风格的、现代性精神品格与民族化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创作,书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光辉而不朽的篇章。研究“赵树理现象”对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与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暧昧的现代性:空间与个人主体的博弈——从赵树理的《三里湾》说起

在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解构往往伴随着个人主体性的消解,而与此同时,小说中的地理叙事却突破了这种藩篱,以空间主体性的姿态冲击着对于现代性的表述,使之呈现一种暧昧不明、模糊不清的状态,赵树理的《三里湾》即因此而受到现代性的质疑。在《三里湾》中,个人的主体性是一个被吞没、消解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空间的主体性不断壮大的过程,空间将个人都收罗进来,由此使其自身成为整个文本世界里着力要表现的对象。在这种对立与博弈中,因隐匿了的个人主体性而被误认为是现代性的缺乏。其实,赵树理小说所突出呈现的空间主体,也是一种"现代"的创造,这种创造从空间内部结构的摩擦和力量的对比中显示出一种复杂性来,这种"变化了的新空间"与文本中"擦肩而过的个人"在叙事主体性上的对抗,体味出另一种暧昧的现代性。

被遮蔽的现代性:对两种“否赵”观点的驳论

目前赵树理研究中存在两种解构倾向:一是认为赵树理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水准是从鲁迅等人的现代文化高层次向农民文化低层次的倒退,只有普及意义而无提高价值,是农民立场与农民水平。二是认为赵树理创作是学习《讲话》的结果,是把文学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的典型。其实,这两种倾向是对赵树理小说的极大误解,其原因是缺乏对赵树理整个创作文本的整体研究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复杂背景与作家主体的复杂心理的整体把握,尤其是轻信作家对自己小说的评论与别人特别是官方对其小说的评论,而忽视了研究的最基本对象即文本本身,从而导致了对存在于赵树理小说文本深层的现代性的极大遮蔽。

赵树理文化产业化初探

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人生信条、生活经历都包蕴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赵树理是山西一个文化品牌,赵树理文化是一座等待开发的文化宝库。赵树理文化可与山西的旅游业、演出业、影视业结合,实现产业化开发。对赵树理文化的开发要坚持保护原则,统一、综合原则,点与面结合、平时与节庆相结合的原则。

赵树理小说:民间性与现代性

赵树理小说体现了民间性与现代性的统一 ,其民间性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全面口语化上 ,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农村民主实现、人性解放、民间文化生态的独特理解等方面。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思考 ,是以一种传统文学的“载道”性方式表达出来的。

从历史预设的精神启蒙到现实关涉的“实”利守护——论鲁迅与赵树理关于大众化的同异

20世纪30年代鲁迅提倡文艺的大众化,提出“别一种作者”和“别一种看法”的文艺。赵树理实践着这种鲁迅对新知识分子存在价值的确认,体现出了鲁迅所说的在大众化文艺创作中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和先导作用。但在具体的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守着对大众历史预设的精神启蒙立场,而赵树理则强调对大众现实关涉的“实”利守护立场。

同放的异彩——试比较赵树理和张爱玲在1943年的成名过程

赵树理和张爱玲在1943年几乎同时登上文坛,显示了"通俗文学"强大的生命力。从两人的写作策略、作品问世的过程和面对各界不同的反应所持的态度三个方面看,两人的成名过程有不少的相似之处。他们的出现使"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