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执信与王煐交游考

王煐是赵执信一生交往密切的友人。赵执信与王煐早年在北京结识,成为好友。康熙二十八年(1689)赵执信因"《长生殿》案"罢官,此后漫游南北,曾南游广东,五赴苏州,两到天津。赵执信在广东、苏州、天津等地多次与王煐相遇,二人诗集中有多首诗互相关涉。对读王、赵二家诗集,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他们的诗歌内容,纠正前人关于赵执信诗歌注解的一些失误。

“越佚山左门庭,弃其家学”——兼论赵执信诗学的诗史意义

清代康熙年间王渔洋主盟诗坛,神韵诗风因皇权的支持席卷天下,独赵执信以《谈龙录》等展开论战,影响深远,这是清初"诗家一大公案"。赵以在野之士,抗衡名公巨卿,虽未根本动摇王渔洋的地位,但其诗论与创作奏出"变徵"的不协调之声,是清诗由初期转入中期的过渡性代表和衔接桥梁、中介,肇开乾隆时期袁枚及近代的龚自珍、黄遵宪等,为清诗嬗变的一翼和主要轨迹,具有诗史意义。

新时期以来赵执信研究述评

赵执信是清初山左诗人群体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其诗文、诗学理论、诗余乃至书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时期以来,赵执信研究在学界的努力下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具体有赵执信概论性研究、赵执信诗文及诗歌理论研究、赵执信与王渔洋关系及其交游行迹研究等方面。

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与扬厉——论清初诗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

"诗中有人"是赵执信诗学思想的核心,他肯定儒家诗学"发乎情"的同时,又鲜明提出"诗固自有其礼义",强调诗歌真的规定性。其诗学以与神韵说分庭抗礼的面目出现,是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和扬厉,是康乾盛世诗坛的异响。

从李澄中《陈情自辩疏》看“《长生殿》案”——兼谈赵执信与李澄中的交往

康熙二十八年(1689)发生的"《长生殿》案",备受时人和后人关注。关于赵执信、洪昇等人宴饮观剧的时间、地点,清代以来众说纷纭。李澄中的《陈情自辩疏》系针对案件告发者黄六鸿的奏章而写,真实记录了案发时间为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地点为洪昇家中,可纠正前人研究中的一些误说。赵执信与李澄中同在北京为官十年,颇有交往,李澄中诗集中一些诗可印证二人的友谊。《赵执信诗集笺注》一书对赵执信晚年所作《李澄中小传》多有误注,今据《李澄中文集》相关记载一一订正。

赵执信著述探微

赵执信《饴山诗集》中有关于其友人博罗县令和中牟县令的诗,今人所著《赵执信诗集笺注》未能注出其人。检相关地方志,知博罗县令为赵氏乡试同年王俊,中牟县令为赵氏同郡人李其昂。赵氏《谈龙录》中曾指摘德州田雯高家堰所作三十绝句,《谈龙录注释》一书认为田雯所作不在田氏《古欢堂集》中。其实,此三十首诗为《湖堤十绝句》《湖堤后十绝句》《湖堤又十绝句》,作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春,存田氏集中。赵氏《潜邱先生墓志并铭》之"疑"字,钱仪吉认为"疑"是"幸"字之误;邓之诚认为此处文理不通,是"有所避忌"的剜改。其实,校以赵氏手稿,"疑"字为衍文。

从《墨香阁集》看赵执信与彭维新的交往

彭维新的《墨香阁集》中有3题8首诗记载了他与著名诗人赵执信的交往。彭维新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冬至雍正元年(1723)秋曾任山东学政,《墨香阁集》中关涉赵执信的诗作应作于彭氏任职山东学政期间。笺释、考证彭维新的8首诗,可以补正前人在赵执信生平研究上的失误和不足。赵执信《饴山堂集》中之所以对彭维新只字未提,可能与彭维新后来获罪以及赵执信晚年删订诗集时舍弃应酬之作有关。

比较分析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的三组七言律诗

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是山东淄博境内清初时期的三大诗人。在七言律诗组诗的创作方面,他们都从唐朝杜甫的诗歌艺术中汲取了营养。王渔洋的《秋柳四首》,在用韵方面对杜诗《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曲江二首》等有所摹拟。蒲松龄的《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四首,其用韵情况完全不出杜诗《秋兴八首》。赵执信的《山行杂诗四首》,在用韵方面与杜诗关系不大,但在结构方面学习了杜诗。杜律单句末字能做到三声轮用,《秋柳四首》单句末字能做到两声轮用,《九日同如水登高,时定甫欲北上》单句末字能做到两声轮用并有三声轮用的,《山行杂诗四首》能做到两声轮用还有一声到底的情况。

赵执信《铜鼓歌》考

《铜鼓歌》是赵执信的成名作,曾轰动一时,但此诗未收入其《饴山诗集》。赵执信曾将《铜鼓歌》书赠颜光敏,是以阮元《广陵诗事》和沈可培《泺源问答》据以载入。阮元《广陵诗事》流传较广,近人读《铜鼓歌》多赖此本。《泺源问答》所收《铜鼓歌》与《广陵诗事》本虽文献同源,却有文字差异十馀处,后世对此鲜有提及。通过校勘,知《广陵诗事》本胜于《泺源问答》本。因赵执信在诗坛上的重要影响,其《铜鼓歌》在其身后屡屡被人提及。但由于后人对此诗缺乏细考,以致屡见误说。我们通过勾稽王士禛、汪懋麟、翁方纲、张之洞等人的同题诗作,考出赵氏《铜鼓歌》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铜鼓收藏者为孙蕙。此诗之所以轰动一时,与当时"三藩之乱"平息不久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系。同时,订正了相关文献中的诸多错误。

赵执信的诗学理论及其理论溯源

赵执信是清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学理论也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他认为“诗之中要有人在”;“诗之外要有事在”;“文以意为主,以语言为役”;艺术风格“设格甚宽”应“各从其近”;要选拔真才,反对结成宗派。他的诗学理论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家诗教主张,强调了文学艺术“兴观群怨”、补察时政的作用。他之所以持这样的诗学理论和其生活道路、人生态度、道德人格、气质禀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赵执信的诗学理论及创作实践

赵执信是清初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对王渔洋的“神韵说”持着不同的见解。提出:诗之中要有人在;诗之外要有事在;文以意为主,以语言为役;艺术风格应“从其所近”,自由选择;奖掖后进,必须选拔真才,不能借此结成宗派。赵执信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实施这些独树一帜的诗学理论、成为崇尚真意、骨力铮铮的清朝诗坛“守门人”。

读《谈龙录》札记三则

赵执信的《谈龙录》是清代影响较大的诗学理论著作。清代以来,众多学人对《谈龙录》一书发表过意见,其中不乏误解和曲解。如第一则"谈龙之争",系针对作诗章法问题而起,《增订河间试律矩》却误解为诗歌的"神韵"与"格律"问题;第四则"杂著"系指《居易录》,《谈龙录注释》却误注为《带经堂诗话》;第二九则"朱贪多,王爱好"一句,梁章钜、姚大荣均有曲解。今据相关文献,一一订正。

王士禛与徐夜、赵执信、孔尚任交游考述

王士禛是山东人,他与山东文人多有交游。在与王士禛有交游的众多山东文人中,徐夜、孔尚任、赵执信文学成就突出,又与王士禛彼此影响较大。在王士禛与徐夜的交游上,二人的定交时间为顺治十年的可能性较大,徐夜逊谢王士禛索稿与当时严酷的文字狱和二人诗歌观念的差异有很大关系。在王士禛与赵执信的交游上,王、赵交恶最主要的原因应不是二人诗歌理论的分歧,而是二人性格的差异。这场论争的责任主要在赵,但赵也是无心之举,赵狂傲狷介、粗疏直率的性格是造成这场矛盾的最主要根源。在王士禛与孔尚任的交游上,王士禛的两次"红桥修禊"活动,对孔尚任的文学活动和创作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对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