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明代对外关系之再认识

研究郑和下西洋及明代的对外政策,首先必须从已有的史料出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新发现的资料作小心求证,得出的结论方能令人信服。明代对外政策的成功有三个特点:一是建立了以"王道"和"公平"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文明统治秩序,二是输出文明而不占有他国领土,三是以强盛国力和军事实力为对外政策提供坚强后盾。这应成为当今中国和平崛起、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式。

郑和下西洋中的天妃信仰与宗教态度——亚洲海洋文明中的实践

从亚洲海洋文明历史考察宗教间交往的经验,对21世纪海上丝路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建亚洲人类命运共同体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意义。郑和下西洋是海上丝路多元宗教交往的实践,表达了历史上中国人对待不同宗教的价值取向。郑和下西洋秉持的宗教态度,是明代中国天下一家、协和万邦思想的一种表现,对多元宗教的尊重、包容和平衡是其显著特征。郑和下西洋中的天妃信仰带有二元结构的属性,既是郑和下西洋活动内容组成,也代表了一些船队成员的宗教信仰。郑和下西洋把这种天命皇权和宗教神权融合一体,成为治理天下一家秩序的大规模海上实践。

梁启超《郑和传》在科学航海认识上的失误考辩

文章是作者继《梁启超〈郑和传〉的思想导向及启蒙作用》的续稿,分析批判了《郑和传》在科学航海认识上的失误,一是《郑和传》论述明代以前中国海运史失实,批驳了所谓中国是一大陆国、二千年前徐福出海寻三神山事件附会到了日本长崎;二是对《郑和传》论述的郑和船队在航海上的种种失误进行了考辨。

政治学视角下的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等的远航

郑和下西洋为什么没有后继者,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更加富强?而为什么晚于郑和近百年的哥伦布等西欧航海家的远洋探险航行却揭开了西欧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序幕?这两个问题是学术界早就讨论过的:有主要从海洋意识、海权观念方面考虑的,也有主要从历史背景方面考虑的。本文使用政治学中有关利益的理论,从目的与利益的关系的角度尝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回答。

军事视角下的郑和下西洋研究——以明朝初年远洋海权的极盛与衰落为考察

文章从军事视角分析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用,指出郑和下西洋虽将海权从西太平洋拓展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但其远航仍然是和平之旅。然而,由于经济、文化、地缘、制度、模式等诸重因素的制约,中国明朝初年的远洋海权昙花一现,海上力量盛极而衰,迅速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永乐年间王景弘随太宗巡狩北征焉能又六下西洋

当代王景弘与郑和下西洋研究的主流看法:永乐年间王景弘与郑和同为正使,六下西洋;依据清代地方志确认王景弘为今福建漳平人。经核查考析,二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明太宗实录》与清代地方志中都没有王景弘永乐年间六下西洋的记述,对前者未予支持;清代地方志中永乐年间王景弘随从太宗巡狩北征的记载,明代地方志中已有;考其时间与郑和第二、三、四、五、六次下西洋的时间段相符合,具有同时性。人无分身术,永乐年间王景弘随从太宗巡狩北征,就不可能又同郑和第二、三、四、五、六次下西洋,从而对永乐年间王景弘六下西洋说予以了否定。

郑和的和平之旅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强盛国力之展现。郑和之旅是和平之旅。而和平之旅的文化源头就是中国的“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这一“和”文化昭示着中国的发展必然是和平崛起。

过洋牵星术研究回顾

对上世纪中叶以来过洋牵星术的研究进行了回顾,针对关键性问题集中进行了分析,其中亦利用虚拟天象馆软件还原天象作为分析的基础,指出:对于牵星术单位“指”的物理含义,不少学者将它与角度直接对应,但更合理的观点是支持其为板的长度;对牵星术的观测时刻,前人意见不一,与此有关的是,在“一指”对应度数的问题上形成了“一度半多”和“两度左右”两派意见,根据地理纬度差所做的反推得到“一度半多”的结论,方法比较简洁,但并未造成明显的偏差,而后续多家的推证则存在错误;对于所牵星的认证,前人意见渐趋于统一,体现出研究水平的进步。

郑和船队从广东至西沙群岛海域的航线和地名辨析

郑和船队下西洋在经过广州至海南岛东部海域时,是沿着近海海域航行的,经过了海南岛文昌东北部的七洲列岛、铜鼓岭,到今万宁市的大洲岛后,便向着东南方向的西沙群岛行驶,然后驶往外罗。向达先生现代绘制的《郑和下西洋图》上只绘有从“大星尖”直抵“独猪山”和从“独猪山”到“新州港”的一段航线,而且在今西沙群岛海域标上“七洲洋”的地名都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