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祐题画诗典型意义与元末南北诗学之分

郑元祐题画诗受图画题材、诗歌意象与交游活动的影响,呈现出清峻苍古的风格特征。以情带画,重视对画作整体气韵、意境的传达,同时将情感心绪和历史见解融入其中,画情融合,以人论画,体现出“浸入式”的图画品题方法。郑元祐题画诗风格和创作路径在元末江南文坛很有典型性,迥异于元初中期王恽、虞杨范揭等雅正雍容的诗风,反而与赵孟頫、袁桷等南方文人尚清、师古、言性情之自然的诗学宗尚异代相合。二者代表了元代题画诗创作的两种典型形态。

故事与史实:“郑虔三绝”中的“书与画”钩沉

由于书画关系在中国美术史上极为重要,因此,“郑虔三绝”这则故事常被后世美术史研究者所征引。但该故事中“书与画”的史实究竟如何,却一直未见具体研究。经考证,“郑虔三绝”中的“书绝”,很可能是被唐朝主流书坛抛弃,而在民间流行的杂体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主体书。而“画绝”,则很可能是一幅以江海为背景,以斩鲸钓鳌为叙事中心,呈现社会理想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相结合的江海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山水画。

《屈庐诗稿》的文献价值初探

乾嘉时期,朴学盛行,朴学家多兼学人、诗人双重身份。受这一学风影响的诗歌多立足现实,描写具体细琐的生活。郑知同的《屈庐诗稿》是这一学风的代表作,其不仅在诗歌史上有一席之地,于后世诸多方面的学问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是一部极富价值的文献资料。

孔子“正乐”与《诗经》歌本的形成

正乐是孔子矢志不渝的理想。他在周游列国返鲁之后的正乐,一是将周乐所用的乐歌逐一进行弦歌,将原本施用于礼仪的乐曲转化为可以独立歌唱的歌曲,将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歌本;二是按照周乐的标准,对周乐所用三百五篇乐歌正声正音正字,确定了诗之四始,作为乐类的典范;三是清理了乐本中《雅》《颂》礼乐相错的形态,删除了大量重复的歌诗,实现了“《雅》《颂》各归其所”,以什相系歌辞。孔子正乐,是将鲁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可以弦歌的歌本,确定了今本《诗经》的基本形态。

成为“诗人”,成为“女诗人”——以郑允端《肃雝集》的编、刊、评为中心

基于《肃雝集》及相关选本和评论所构成的文本空间,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观察,发现从晚宋到元末,由于系列相关因素的变化,女性从事创作逐渐为社会观念接纳,通过拥有诗集,郑允端获得“诗人”身份。《肃雝集》在明代中期付梓,并持续被选入女性诗文总集刊行,郑允端在其时开始建构的女性诗史中获得地位。关于郑诗的既有评价存在偏差,缘于性别因素遮蔽了这样的事实:《肃雝集》的风貌与一般元诗潮流相吻合;独立于主流写作传统的女性写作传统及其批评体系至少在当时尚未建构形成;《肃雝集》编纂刊行、传播批评的过程,反映了宋元以来近世诗歌世俗化、通俗化趋向;折射出明清时期主流文学观念、启蒙思潮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凸显了印刷出版因素的重要性。

沈光文三大公案考论——兼与邓孔昭先生商榷

邓孔昭先生《沈光文史事诗事考析》一文所涉及的沈光文来台时间问题、遗民气节问题以及文化史地位问题,堪称沈光文研究中至为关键且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三大公案。以季麒光《蓉洲诗文稿》为依据,分析这三大问题,认为沈光文来台时间为1657年,收录于范志中的《平台湾序》与《东吟社序》均曾被后人改窜,沈光文之遗民气节不容置疑。无论是从作家与台湾的渊源、作品对台湾的书写,还是从对后世文学与文化的深远影响来考量,沈光文都是当之无愧的海东文献初祖、台湾文学始祖。

“听杨正经弹琴诗”的地域流衍及书写递变

清初,自称崇祯宫廷乐师的杨正经流落淮安后以演奏“思君”“思亲”的“二操”知名,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诗歌名家陆续参与“听杨正经弹琴诗”的创作,此题以参与人数多、涉及区域广、持续时间久而成为清初值得关注的诗歌现象。“听杨正经弹琴诗”深入文学视野,有赖于时代风气与江南文学、艺术生态的共构,以张养重、王猷定、屈大均等重要创作者为中心,可梳理出其生成及流衍特征。受清初特定地域境遇的制约,“听杨正经弹琴诗”的书写主要集中在商业性城市与动荡不定地区的遗民文人群体,其数量在南北地域中的不均衡与旨趣在南方各区域的演变等,均为一代遗民文人心态起伏之写照。

行者无疆——试论壮族名士郑献甫纪游诗的文化之维

郑献甫是清代首屈一指的壮族诗人,著述宏富,尤其所创作的纪游诗内容丰赡,包蕴深沉,大致可分为四个维度,即地理之维、民俗之维、历史之维、时政之维。这四个维度分别指向四重文化内涵,即抒写行者无疆,揭橥风物民俗,寻求古今会通,传载末世心史。郑献甫的行走人生标举了封建时代文人独具特色的人生范式,给予我们较为丰富的文化启示。

“郑声淫”意义阐释

《诗经》不仅反映了当时“饥者”之苦、“劳者”之辛,还反映了“爱者”之情。从《郑风》之诗、“郑声”之谓、“郑声”之“淫”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一为孔子所言“郑声淫”意在“声之过中”而与淫乱无涉,一为“郑声”的抒情指向实属“爱者歌其情”。从中或可意会孔子重礼亦重情的论诗思想。

朝圣者的灵魂:涉险之旅的哲性光辉——郑敏诗歌论

在郑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诗旅跋涉中 ,她的诗歌文本无疑具有着时代和诗学的重要性。郑敏的现代主义诗歌在对生存现场的追问中 ,使诗闪现出知性和哲思的光辉。她的匠心独运的意象营造 ,使得诗思和情思在其中结晶 ,生成。她的诗歌语言宁静 ,光洁 ,富有雕塑般的质地。

《郑风》与“郑声”之异同

《郑风》的产生与“礼崩乐坏”的时代环境 ,郑国的经济及文化传统有关。“风”之名起于战国 ,本指曲调 ,《郑风》也是“雅乐” ,得名时主要指郑诗。“郑声”源起于殷商 ,在民间流行 ,得名于春秋 ,是较复杂 ,富于变化的新声。《郑风》与“郑声”有各自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内涵 ,又有交叉点。

《毛诗正义》“诗缘政”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诗缘政"的诗学命题,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理论价值,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但长期以来却被研究者们所忽略。通过考察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孔颖达时代的诗学现状来探究其理论内涵,彰显其理论价值和意义。

试论郑谷的蜀中诗歌

郑谷乃唐季极负盛名的诗坛名家,诗人于中和元年(881)因避黄巢之乱而入蜀。郑谷一生著述颇丰,然现在仅存三百余首,其中,蜀中诗逾四十首。他的入蜀诗内涵丰富,涉及面广,视野开拓,艺术造诣独深。然而,后人对其诗的评价褒贬不一。笔者以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对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应结合其所处之时代背景,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胶柱鼓瑟地沿袭前人的评价标准去讪笑郑谷诗的"骨体太孱"了。

孔子删《诗》论争平议

古今学者对孔子删诗说的论争,其分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孔子删《诗》说的源起与生成,二是最早否定孔子删《诗》说的是何人,三是孔子删《诗》说可信与否的具体辨析。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此说的最早提出者是司马迁,最早的否定者是孔颖达。从古诗三千之数、孔子编选取舍的标准、季札观乐等角度考查,孔子删《诗》说可信。

底层生活的现实镜像——论郑小琼的诗

郑小琼以诗为媒介,真实反映外来工底层生活的真实境遇。她来自贫穷的农村,挣扎在社会底层,她有触摸社会普遍伤痛的契机和资本,她的诗歌凸显了静穆中的爆炸力,表现了反抗精神和警醒意识。

论清代壮族名士郑献甫纪游诗的文化维度

郑献甫是清代著名的壮族诗人、学者,在岭峤壮族古典诗人中,是卓然独立的大家。其纪游诗内容多样,包罗丰富,大致可分为四个维度,即地理之维、民俗之维、历史之维、时政之维,这四个维度分别指向四重文化内涵,即抒写行者无疆,揭橥风物民俗,寻求古今会通,传载末世心史。郑献甫的行走人生标举了封建时代文人独具特色的人生范式,给予我们较为丰富的文化启示。

“以史证易”与杨万里诗歌意象选择

与宋诗以人文意象为主的特点不同,杨万里的诗歌以自然意象为主,此一特征与杨万里的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杨万里是"气本论"的思想家,不同于程颐、朱熹的"理先气后",他主张"道措于物",其易学方法最大的特点是"以史证易"。杨万里的思想具有重视特殊、具体、现实的一面。杨万里的诗歌自然意象远大于人文意象,特称意象远远多于泛称意象,与杨万里的思想趋向一致。

巴渝理学家度正诗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度正以理学名世,乃朱熹门徒,是南宋时期巴渝的儒家正统文人。其诗文留存不少,但多应制酬答之类。诗文里常渗透着理学思想和忧国忧民之感,偶有乐观旷达的情怀。"以文为诗"、"好用故实"的南宋主流诗风对其诗歌影响颇深。

郑珍诗歌中的人伦情怀

近代诗人郑珍,终其一生写下了九百多首诗歌,其中亲情诗约占四分之一,贯穿其诗歌创作的始终。这些抒写兄友弟恭、夫妻和睦、父慈子孝等人伦亲情的诗歌充分展现了诗人的情感世界,彰显了诗人至孝的品性与责任感,是为儒家"仁爱"典范。

论郑虔事件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杜甫奉儒守官 ,自比稷契 ,他对朝廷处分陷贼官吏是支持的 ,对能持节不辱者尤表赞赏。但是 ,杜甫以为郑虔并未附贼 ,不应被贬职 ,故多次把郑虔比成苏武 ,为他鸣不平。朝廷对陷贼官吏的态度前后不一 ,使杜甫赠郑虔诗的内容呈现出复杂性。郑虔事件对杜甫当时的心境和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