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故居庭园空间现场实测及水体要素微气候模拟

通过使用微气候数字模拟软件,研究郑孝胥故居的景观要素对微气候的影响。本研究以郑孝胥故居的主要庭园为研究对象,并进行了现场实测,探索了夏季研究对象微气候的基本特征和微气候参数的变化规律。根据实测数据,采用ENVI-met软件作为研究工具,进一步对郑孝胥故居中最重要的景观要素水体进行量变模拟,以研究水体对微气候的影响规律。这一研究角度可以为福州古典园林的设计提供新的视角,并为创建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小型庭园空间提供理论支持。

郑孝胥书法研究述评

郑孝胥书法研究主要涉及书法艺术、历史地位和郑孝胥在上海期间的书法生活等三个方面。相关研究中存在着对史料挖掘不够深入和研究面较窄等问题,应在丰富史料的同时注重史料的相互结合并进一步加强郑孝胥的家学和交游研究。

郑孝胥与张謇交往考述

郑孝胥与张謇同为清末民国重要政治人物,二人皆以经世为追求,然旨归不同,郑孝胥以仕途功名匡扶天下,张謇则以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郑、张相交三十余年,由同志而暌隔,莫不与时局变迁和个人志向有关。

郑孝胥与张之洞关系考述

郑孝胥辅佐张之洞长达八年,参与百政,期间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一系列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参与了维新变法、东南互保、芦汉铁路建设等重要活动,从一介名士成长为一名纵横捭阖、勇谋善断的策士。在张之洞的赏识、提携下,郑孝胥初起政名,为以后的政治经历奠定下良好基础。但郑孝胥雄心大志,自负经天纬地之才,不屑幕吏之琐琐无为,终离张之洞而去。

严复与“同光体”成员的交往

严复与"同光体"成员关系密切,他与郑孝胥的交往长达数十年,与陈三立相见较晚但惺惺相惜。严复诗风亦受"同光体"影响,可谓宋诗派外围成员。在政治思想、文学思想上,严复与"同光体"成员也多有契合之处。从严复和郑孝胥、陈三立等"同光体"成员的交往亦可窥见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近代士大夫的分化情况。

福建书法史上的悲剧人物——蔡京、张瑞图和郑孝胥书法述评

蔡京、张瑞图和郑孝胥同属福建书法史上书艺精湛而人品颓丧的悲剧性人物,他们的书法成就不能因其人品卑劣而被忽视,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论《毛诗》之《序》《传》《笺》与荀子之关系

在现有文献条件下,难以断言《毛诗》是否传自荀子,但可对比二者之异同:《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学观与荀子相通。《小序》探索诗的创作背景及反映的历史事件,与荀子借重《诗经》、强化己说不同;不过,《小序》解诗重教化与荀子的诗学精神一脉相通。《毛传》《郑笺》解诗与荀子或通或异。

割席华与管 安得长相从——论陈衍与郑孝胥治诗的异同

陈衍与郑孝胥都是“同光体”诗歌的代表人物,又都是其中闽派的领袖,他们曾长期互相唱和论诗,主张“不墨守盛唐”,取径多元,追求个性,诗风清苍幽峭。但他们各自“志”的差异导致所“言”“诗”的不同：陈清刚淡泊,郑“惘惘不甘“；陈苍老中和,郑喜唱高调。而这种异同的背后,隐含着文学与道德等深层次的动因。

张郑交谊与中国近代实业

在传统与西化激烈碰撞的大变革时期,郑孝胥和张謇作为跨越了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士人代表,在近代史上均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二人因政治选择不同而分道扬镳,但他们的交谊活动为中国近代实业的发展和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梳理张謇和郑孝胥之间的实业活动,分析双方在实业思想上的创新和对近代中国实业前进发展的深刻影响,可以阐释在近代化大潮下中国实业的创新与突破,窥探中国近代实业的发展历程。

李希圣与郑孝胥、陈三立交游考略

李希圣是晚清时"晚唐诗派"的代表,以诗歌神似李商隐而著称于近代诗坛;郑孝胥、陈三立同为"同光体"的代表诗人,而"同光体"是继"湖湘派"之后兴起的一个晚清诗坛的主流诗派。李希圣交游广泛,曾与郑孝胥、陈三立交往密切。因此考辨李希圣与郑孝胥、陈三立的交游情况,对廓清李希圣与近代诗坛的关系,以及了解其在近代诗坛的地位十分重要。

浅析亲缘关系对郑孝胥功名思想的影响

郑孝胥是同光体闽派重要诗人,在晚清诗坛有很大影响。然其虽誉满诗坛,本人却始终志在功名。郑孝胥晚年附逆变节,成为人所不齿的国贼,原因甚多,但主要还是受内心强烈的功名思想驱使。而这种功名思想的形成,又与其亲友的人生遭际对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一定关系。

时风与古意:郑孝胥五体书风探源

郑孝胥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书家,在近现代书法史上有重要地位。以往对郑孝胥书法风格的认识多借助其中晚期作品来考察,而对其早期书法风格了解有限,并有许多不足与偏歧。以郑孝胥不同时期的取法与影响为切入点,并结合存世作品,试论述其平生书法风格的渊源与多样,能更好地总结其成就与不足。

1906-1908年的郑孝胥与预备立宪公会

1906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后,归隐上海的郑孝胥在其老幕主岑春煊的支持下,与张謇、汤寿潜、刘厚生等人一起,在上海成立了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在随后1907—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中,郑孝胥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带领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设立国会研究会,向宪政编查馆上书,请求速开国会。通过收集1906—1908年间郑孝胥相关活动中的言论,了解清末预备立宪时期郑孝胥的宪政观。

论郑孝胥于张之洞幕府期间所作诗歌的政治色彩及其成因

郑孝胥入张之洞幕府将近九年,这段时间内,郑孝胥创作了为数较多的诗歌作品。这些诗作或言志、或抒情、或议论、或描写,相较于郑孝胥入幕前,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细考其入幕前后两个时期,其诗歌创作中的政治色彩又呈现出波动性和复杂面貌。究其原因,应与郑孝胥在张幕中的经历、心态、身份及其与张之洞的关系,以及他自身的诗学观念同张之洞的诗学观念有关。

论倪元璐在书法史上之接受

考索明清民国文献,倪元璐在书法史上之接受,晚明以良朋推许为主,入清因赐谥受到关注,至清中期则逐渐沉寂。晚清民国,一方面因碑学大兴,倪书中之变革元素,被碑学家引为变法之历史参照;另一方面,因其时干戈扰攘,伦理派书学抬头,拥有变革书家和殉国良臣双重身份之倪元璐,成为人书俱传之典型代表,始确立其历史地位。就此个案考察,不难发现,以倪元璐为代表之晚明变革书风本身缺乏典范意义,书家在书法史上亦多以群体面貌出现,而且只有在特殊之历史时期,通过伦理视角,才能得到广泛审视。

郑孝胥王道思想异变探究

郑孝胥秉承"忠节原天性"的信仰,将王道作为其终极政治目标。早年积极入世,但始终没有机会手握实权。辛亥革命的爆发更是让他的王道政治前途暗淡。民国时期,郑孝胥在王道思想的基础上作出"大势必趋于共管矣"的判断,王道思想发生变化。20世纪30年代,日本策划"满洲国"阴谋。郑孝胥误认为可援引日本作为后盾与外援。但在伪满洲国实际运行中,王道建设困难重重。面对日本的横蛮暴虐,郑孝胥不断妥协与退让,王道异化成"其言乃粪土"的汉奸理论。郑孝胥企图以其学识与能力拯救中国乃至世界,但是昧于国际国内大势的基本判断,又拘囿于狂傲自负的性格,最后沦为民族罪人,"功名自是误人物,败德丧真作吾害"是其一生真实写照。

张謇与郑孝胥诗歌交往考述

张謇与郑孝胥是清末政治运动的同路人,也是辛亥革命后影响民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两人不仅在清季实业创办与政治改革上拥有密切的合作,也留下了诸多互动的诗文创作。以抒情言志为主要功能的诗歌在展现个人才华的同时,更能显露作者深层情感的轨迹。考察张、郑的诗歌交往,既可以重新发掘相关公共的历史细节,亦可深入了解双方私人的交往世界。

试论郑孝胥政治理想的破灭

为恢复传统政治秩序和清王朝的统治,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不择手段地试图与日本进行合作,然而他的政治理想却最终被现实无情地逐个击碎。其表现主要有四:一为谋划"满洲国"国体之失败;二为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三为伪满政权受制于人;四为复辟的彻底破产,伪满洲国最终沦为日本侵略势力统治中国东北的工具。究其原因,郑孝胥政治理想违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且与日本在东北的统治思想有激烈冲突,故而失败是必然结果。

“丁未政潮”之际的郑孝胥

郑孝胥在丁未政潮中并不是主要人物,但因为与主要人物岑春煊、端方等人的密切关系,与政潮也不免发生牵连,他既为岑春煊居间设计,旋又入幕依附端方,依违莫定,惟希望"好风凭借力",一抒"政治怀抱",但在复杂微妙的政局变化中并未能遂愿。

罗振玉“逼债”说之源流及其与王国维经济关系考论

王国维自沉颐和园之年,正是位居天津张园的逊清小朝廷政治斗争激烈之时,以溥仪深相赏识的王国维之死作为契机排斥异己,成为郑孝胥等人的政治谋略。罗振玉“逼债”王国维之说就是在郑孝胥的策划下,经史达、郭沫若、溥仪、周君适等人递相祖述并加诡异想象,而使这一谣言一时竟然成为“公论”。而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则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王潜明早逝有关,明确说明无关乎罗振玉之逼债。检王国维与罗振玉近三十年相知相交的经历,虽然在王国维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两人通信多有对古物、书画的买卖之事,但王国维主要提供信息以供罗振玉参酌,罗买与王买分得清清楚楚。罗振玉确实对王国维一家经济多有支持,但其主要方式是为王国维提供以劳务、职业或职务而获取报酬的机会。罗振玉视王国维为天挺之才,深感若令其旁皇生计乃是自己的耻辱,所以用各种方式缓解王家的经济困难,其主要目的是让王国维勿劳分心专力学术,以精深之学术延续中国学术之辉煌,罗振玉的胸襟与格局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罗、王经济关系的底蕴在学术,这是现代学术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