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学”入黔:程恩泽对郑珍的学术影响

郑珍是清代嘉、道时期的著名学者,精于六书,明于三礼,为“西南巨儒”,跻身清代朴学大师之林。究其学术思想渊源,乃在于徽州人程恩泽督学贵州之时,教之以“皖派”江、戴之学。后郑珍与当地莫友芝、黎庶昌等一众学者,追慕乾嘉,崇尚汉学,共同开创了晚清“黔学”繁荣兴盛的新局面,对乾嘉汉学后期的守成与开拓,对传统儒学的赓续与坚守,做出重要贡献。通过梳理程恩泽与郑珍之间学术思想的具体影响,可考见“皖学”传入西南地区的轨迹,也可理清乾嘉后期以郑珍为代表的“黔学”对以江永、戴震为代表的“皖学”的继承与发展,探究中华“道统”与地域“学统”之间的相互促进与交流互动。要之,从“区域”学术来考量儒家“学统”的发展脉络,不仅可以展示地域文化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为乾嘉时代的“皖学”在嘉道时期的持续辉煌做一实录,更是为弘扬民族文化自信提供确切的学术实证。

中国古代小说原型索隐——以唐传奇《李娃传》为例

中西小说文体有着深刻的差异,其一是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的关系。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对原型人物的索隐即是这一差异在研究策略上的体现。唐传奇《李娃传》的人物原型向来众说纷纭,恰可作为此类研究的样例。作品在细节上透露了原型的痕迹,却又在行文中尽量避免提及男主人公名字甚至姓氏,这正是作品掩盖原型的策略。据杜德桥的看法,其原型当为郑方逵兄弟。将传文中的主要时间节点与郑方逵家族比照,也若合符契。同时,元稹也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关键人物,甚至作品奇异的开端及其中提及白行简从未任职的“监察御史”很可能就是指元稹;结尾中的“伯祖”也可以确指其人。这些由原型延伸出来的考辨都指向作者、作品与其时代环境的互相映射。

HPLC法测定贞芪扶正颗粒中4个成分的含量

目的:建立同时测定贞芪扶正颗粒中4种成分含量的高效液相色谱法。方法:采用HPLC法,色谱柱为Agilent Poroshell 120 EC-C 18(4.6mm×150 mm,4μm),流动相为乙腈-水,梯度洗脱,检测波长为216 nm,体积流量为1 mL·min^(-1),柱温为30℃,进样量为10μL。结果:红景天苷、酪醇、芦丁和特女贞苷质量浓度分别在0.524~52.4μg·L^(-1)、0.908~90.8μg·L^(-1)、1.656~165.6μg·L^(-1)和8.376~837.6μg·L^(-1)范围内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9997、0.9997、0.9996和0.9993,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96.58%、101.21%、99.47%和102.53%;RSD分别为3.56%、1.29%、2.67%和3.68%。结论:该分析方法适用于贞芪扶正颗粒中特女贞苷、红景天苷、芦丁和酪醇的含量测定。

“矫变”的智者与“阔壮”的心性:论郑珍对杜甫的新阐释

与既往批评者着意于杜甫“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之旨不同,郑珍从乱世保身的历史情境以及人性的、世俗的角度解读杜甫,发掘出杜甫“神龙矫变”“穷余阔壮”的一面。由于“矫变”“阔壮”与诗圣形象存在一定的偏离,长期以来并未得到研究者正视。郑珍首次还原了杜甫善机变、阔壮的本性,使宋代以来日趋固化的杜甫形象得到丰富和补充,是杜诗学史上的一次异动。郑珍对杜甫的新阐释是两人心性和生命情境共振的结果,对现当代的杜甫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论郑珍次韩诗及其文学史意义

韩愈诗歌是清代郑珍诗学的重要渊源,考察郑诗的创作历程,可知他对韩愈的学习是贯穿始终的。郑珍创作的五首次韩诗可依创作时间划分为“学韩”“似韩”与“变韩”三个时期,“以文为诗”是郑诗学韩的中心线索。他以深厚的学术涵养为根柢,学而能化,得韩愈之真精神,其五首次韩诗是胸藏万卷的学术修养与次韵轨辙的完美结合。郑珍学韩对同时代及稍后的同光体诗人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不仅推动了对韩愈诗歌的深层次解读,进一步提升了韩愈的诗学地位,亦显示了郑珍对构建唐宋一体的诗学体系所做出的深刻思考。

现代编辑出版家的编辑力初探

文章从介绍编辑力入手,探讨了现代编辑出版家在出版物策划组稿、编辑加工、出版发行等阶段表现出来的比较典型的编辑力,包括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眼力、精细审慎的加工力、紧扣读者心理的营销力等。研究目的是为当代各类编辑修炼编辑力提供一个范例。

溱洧与郑风——《郑风》多为情歌的原因探析

《诗经》中的《郑风》多为情歌 ,这与郑国地理、风俗有重大关系。溱、洧地处中原腹心 ,那里地势平坦 ,不仅土地肥沃 ,水源充足 ,适宜种植 ,而且道路辐辏 ,交通发达 ,经济繁荣 ,人民富足 ,风气开放。溱、洧两河交汇 ,流水淙淙 ,绿草茵茵 ,风景秀美 ,民风淳朴。这正是《诗经·郑风》多情歌的原因所在。

试论郑振铎的词学研究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史研究专家,也是20世纪词学现代化进程中一位重要的词学研究者。他在一系列的词学著述中,对词的起源、词史分期及词派等唐宋词研究的关键问题作出了精彩的阐释。在民国时期新旧词学并存却又相反相成的时代背景下,他是新派中颇有特色的词学家:既具有新派的学术眼光和研究方法,又重视旧派所传承的文献基础。从某种角度看,他是一位兼具新旧两派优长的词学家。

《说文》新附俗写源流考辨——基于郑珍的《说文新附考》

《说文》新附字大多是汉魏以来产生的俗字,也有少量《说文》失收的古文,其中不少字近代以来成了常用字,它们的源流演变值得关注和研究。在郑珍《说文新附考》的基础上,利用俗字理论和俗写变异规律,可以进一步辨明新附字的源流演变。

论郑振铎戏曲典籍整理的学术成就与文献价值

郑振铎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文学家、文献学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中国现代戏曲学的开创者,在整理戏曲文献、创构戏曲历史与拓展戏曲评论方面都起过筚路蓝缕和披荆斩棘的先导作用。他竭力探寻收集与潜心梳理编纂戏曲文献,全力收藏与精心鉴定戏曲作品、论著版本,毕生虽没有出版一部戏曲校点著作,却从未轻视过戏曲文献的勘误和订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学术成就,为我国戏曲典籍收藏保存与整理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论郑珍的“学人之诗”

郑珍是清道、咸年间著名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大量征引经学、史学、小学、考据等专门之学入诗,体现出与诗人之诗迥然不同的学理之美。回避或忽略最能体现郑珍学人之诗特征的学问诗,就很难对他的诗歌做出全面允当的评价。

基于《贞观政要》文本解读的儒家伦理与领导纳谏行为关系研究

在不确定性因素剧烈增加的组织经营环境中,领导纳谏行为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关键力量。通过提炼《贞观政要》中唐太宗纳谏背后的儒家伦理因素与制度要素,从领导者的角度,挖掘儒家伦理与制度对领导纳谏行为的影响过程,探索中国本土情境下领导纳谏行为的生成机制,探究领导纳谏与员工建言之内在关系及作用过程。进而建构儒家文化背景下本土企业领导纳谏行为的生成机制,以修正组织行为学所常用的'心理动机—行为模式—绩效'的研究框架和分析进路,将中国文化情境中的儒家伦理要素置于领导纳谏行为考察的核心位置,并挖掘其在组织领导活动中的现代价值和作用方式。

郑振铎对暨南大学图书馆的贡献

文章介绍了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任职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在图书馆文献收集购置、学术研究、管理服务等方面实行的一系列管理举措,这些举措提高了图书馆文献采访的专业水平、学术研究的能力,树立了开放服务的理念,增强了图书馆服务师生的功能,为暨南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革命者立场上的反思与批判——茅盾、郑振铎和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再审视

茅盾、郑振铎和瞿秋白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从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民族救亡的现实利益出发,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对侠文化和武侠小说及人们对其迷恋中所反映出来的国民性或民族性展开文化反思;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从思想倾向上对侠文化和武侠小说进行彻底批判乃至完全否定。他们的侠文化批评话语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阶级的烙印。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这种批评话语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时代的进步意义,但对其局限性也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论以梁实秋为中心的几次翻译笔战

在我国现代翻译领域,译者之间的笔战是较为惯常的学术现象。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实秋为中心的几次翻译笔战最具典型性。除与鲁迅持续数年的“硬译”“死译”之辩外,他还与傅东华有关于弥尔顿《失乐园》翻译的笔战、与邢光祖有关于如何翻译莎剧的笔战、与郑振铎有关于泰戈尔《飞鸟集》翻译的笔战等,且与当时译界聚焦的热点问题高度关切,如直译与意译、语汇的散韵、移植和增删、译者的责任、伦理和规范等问题。这几次翻译笔战有助于翻译活动的规范化,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成熟,值得当下翻译研究者去认真梳理和汲取。

在经学与诗学之间:身份认同维度下郑珍诗风研究

经学自汉代成为显学以来一直是古典学术研究的主体和核心,近代虽受科举制度消亡等因素的影响而走向衰落,但它对传统儒士文人的浸染却是异常深远的,尤其对兼具经师身份的文学家,这种影响更是不能忽略。作为经师大家,晚清宋诗派代表诗人郑珍便在诗人与经师的双重身份上,实现了经诗融合与诗风展现。治学何为?在郑珍那里,作为一种光耀门楣的文化符号,科举已然不能实现他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诗歌于是成为寄托情感的形式。虽然郑珍诗歌既呈古朴之奥,又兼平易之风,但他却不是一个游戏文字的诗人,诗歌仅是他学力的展现,而经世情怀才是他诗歌创作所要传递的真正语义。在郑珍看来,经、诗互融已成为布衣阶层价值突破的关捩。至此,我们已然感受到源自中国文化内部并逐渐成长起来的现代性:作为身处社会没落时期的布衣代表,郑珍凸显其经学内核的古奥诗风或平易诗风,彰显了一位平民儒士对于社会革新的深深思索,这兴许才是郑珍诗风研究所包蕴的意义。

程恩泽诗论对郑珍的影响

程恩泽诗宗韩愈、黄庭坚,而诗论则重在凸显山谷诗学的"学问"、"脱俗"要旨,反映为"性情又自学问中出"、性情"包孕"学问、性情"深厚""庄雅"的重要表述,以及为诗须"引证赅洽"的创作主张。在考据成风而"神韵"流于虚廓、"性灵"堕落浅浮的晚清之世,对学问和脱俗之旨的异代强调彰显了"学人之诗"的独特品格。程恩泽诗论对郑珍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虽其规模韩、孟,又出以元、白面目,但一归于学问、脱俗二途,而与程氏诗论和山谷诗学相符若契。

郑珍为诗取径的主次分轨

郑珍为诗,要在学韩,本于叙议,出于学问。兹论分轨所由,多自学韩而出,及其所之,则上下唐宋。以宋人学韩,故郑珍学宋,盖亦学韩一路,得于宋人句法、苏黄驰骋才学及宋诗机趣。韩从杜出,故郑诗学韩,与学杜无悖,多在即事、叙述及诗语祖述。郑诗略近孟诗者,固以遭际相似,而有情感认同,不似孟郊刻厉;似乐天、太白,则以学韩叙议,造语至于敷衍散漫;似李贺,则以郑诗奇气在焉,而用语固有取用;小诗有似王维者,悉写乡居生活、片时风景、一时感受,拟之贴切。

郑振铎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 2 0世纪一位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曾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郑振铎是一位对暨南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

文化视野下的郑珍

文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实现自身价值观的过程。郑珍秉承沙滩文化耕读传家的理念,其对学术的终极关怀和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的价值观,是沙滩文人的精神支柱,在沙滩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郑珍等沙滩文人的精神支柱、学术风格和价值取向在当下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