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中庸思想的奠基之路——以《尚书》《周易》为中心

五经元典作为孔子教学的基础教材,孔子从中吸纳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内核,提出了很多原始儒家学派的重要思想。中庸作为儒家德性伦理观的核心范畴,其思想萌芽便可追溯到《尚书》与《周易》之中。“中”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形态首次被提及是在《尚书·大禹谟》的虞廷十六字心诀中,结合《洪范》篇所论述的内容,《尚书》涵盖的“中”的哲学思想可以被提炼为“中正”的核心概念,指向于政治道德的视域。《周易》蕴涵的“中”的哲学思想则与“时”和“位”的概念相结合,“时中”的思想贯彻在《周易》的整部著作中,既体现在每一卦的爻辞之中,也体现在卦与卦之间相互转化之中。孔子吸纳了《尚书》和《周易》“中”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中庸”的思想,并从认识论与功夫论层面将其确立为人之德性,为人的道德修养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

郑文焯词学理论体系的审美之维——兼论钟嵘《诗品》对郑氏词学思想的影响

清末词家郑文焯深受南朝钟嵘《诗品》论诗的影响,强调了词人填词须遵循"直寻"原则,要求"不使才、气",尊重审美直觉能力真实呈现词家心性的艺术追求;针对借传统的"比兴"实现"意能尊体"的道德目的的词论倾向,重释"比兴",主张以"无表德,只是实说"的艺术形象以及委曲婉转的美感方式自然显现意义;延续了《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精神向度,反对务博、典博、炫博以及用典冷僻,主张"由博返约",道出了填词过程中将学识修养以清空出之的审美经验,极富艺术辩证关系。

早期有关“古今字”的表述用语及材料辨析

古今字观念形成于东汉时期。较早论述这一现象的学者是郑众,他已使用＂古字＂＂今字＂对举的方式来表述古今字关系,并且对古今字的内涵做了基本界定。郑玄在古今字的理论阐述上并未超过郑众,但他首次使用了＂古今字＂这个组合术语,并扩充了具体古今字例的分析。郑众和郑玄所谓的古今字,是指不同时代记录同一词项通行用不同字的现象。古字和今字之间同义、同音但不同字。郑玄等人注释中的＂古＂＂今＂、＂古文＂＂今文＂有多种涵义和所指,或沟通古今字,或注释古今语,或校勘版本异文,其实各自所使用的表述方式和措词并不完全相同,应该注意分辨,以免误解、误用、误评。

《中国丛书综录》等书校补

笔者仅就在古籍普查中遇到的《中国丛书综录》等书未收的丛书及版本、子目有差异的情况做校补。

播期对豫东黄潮土区小麦群体及产量的影响

为了给小麦新品种郑麦7698、众麦998提供适宜播期,以郑麦7698、众麦998为材料研究了不同播期对群体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播期间冬前分蘖差异大,春季差异减小,但这种差异一直维持到成熟期;播期与穗数、产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935**、-0.886*.经回归分析,郑麦7698的回归模型:Y(穗数)=759.8-40.2X、Y(产量)=10827-552,7X;众麦998;Y(穗数)=568.6-11.5X、Y(产量)=10235-250.9X.在播量为150kg/hm2的条件下,郑麦7698、众麦998适宜播期为10月10-15日,此期播种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群体结构,实现较高的经济产量和效益.播期提前应减少播量,郑麦7698最早不能早于10月5日,众麦998不能早于10月10日;播期推迟应适当增加播量,播期每推迟5天,播量增加30kg/hm 2,这样才能有利于实现不同播期条件下的高产稳产.

孔子公正思想论析

公正是孔子思想中的隐问题隐概念,即虽然孔子没有直接使用公正概念以论说问题,但在其思想中却含有丰富的公正意蕴。考察孔子的公正思想,不应仅是简单地概念比附或释义,也不应随意扩大公正的视阈范围,而当以公正之实质为主线,加以梳理和提炼,否则就失去了中西思想对话的可能,也不利于中国传统公正思想的传承。通过对公正思想实质的分析可见,"仁"是孔子思想中的最高道德原则,"义"是基本道德原则,"礼"是从属于仁义的外在制度规范,而公正则是从属于"仁"和"义"的一种具体道德原则,其基本要求通过"中"和"正"表现出来,以最终达到"和"的理想目标。

南岳中正图书馆历史演变

文章记述南岳中正图书馆的历史。从古代南岳的文化渊薮,继而建立南岳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发展成南岳中正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南岳中正图书馆撤销建制,改为南岳古典书库,藏书分散保存在湖南数家图书馆。

生而利还是死而义?——从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评看儒家的生死义利观

孔子从道德和事功的分合着眼,对管仲作出了“如其仁”和“不知礼”是非两分的评价;孟子则鉴于时代要求和推行王道的需要,极力贬低管仲的霸道功业及其品德;程颐和朱熹从寻求普适的道德标准出发,以长幼、忠信之义为原则对管仲、魏征作出了正反不同的评价;王夫之以国家大义替代长幼之义,亟称管仲之仁与功,同时严斥魏征之不仁不义。由此反映了儒家在坚持义以至上的同时,对义利合一的艰难追求。

北宋“正统”“夷夏”“中国”诸观念问题新探——以士大夫言论为中心

"正统""夷夏"和"中国"诸观念,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北宋时期这些相关观念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严重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总体上仍遵循前代传统,并未产生质的变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格外强调民族区隔,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类似于近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通过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北宋时期由于当时政治情势的特殊性,虽有一些相应的与时代相关的特殊内容,但是,其在总体思想倾向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是一直延续着古代中国的基本思想文化传统,故其不能被论断为"近世中国民族意识的远源"。

唐宋乐调研究

唐宋乐调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难点与困点,要解决这些难点与困点必须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研究才行。例如,从隋初郑译与外来苏祗婆乐调对应起;唐代正宫的产生;黄钟宫的似乎消失;侧商调的实质;以及《敦煌乐谱》《三五要录》等谱的解译;日本雅乐中对某些乐调的误判;宋代出现的无射宫与姜白石认为的侧商调运用等,都必须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解开唐宋乐调的历史之谜。

“联圣”钟云舫《振振堂诗稿》题材主题论

钟云舫以"联圣"蜚声中外,然其诗歌也成就斐然。《振振堂诗稿》就题材而言,可分为"待质所作"、寄赠题跋、言情、写景咏物、咏史咏怀五类。就主题而论,有七大主题,其核心是反腐败、反黑暗、反封建余孽、反帝国列强,是振志气、振纲常、振饬文明、振我中华、振新世界,真实而典型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时代背景下,中国文人士大夫由传统向近代转化过程中的痛苦挣扎、脱胎换骨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钟云舫诗歌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已达到当时启蒙主义先驱者,乃至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高度。

唐郑居中夫妇墓志发覆

墓志记载中晚唐中层官吏郑居中一生所经历事件和结交的上层官僚 ,以及妻族崔氏、儿女亲家等 ,或见于文献记载。郑居中童年一度入观学道 ,晚年寻道访宫于王屋、嵩少 ,终卒山寺。其事迹演绎为《逸史》道仙故事 ,墓志为其文学素材。

附子古今用量变化浅析

《伤寒论》中,生附子用量为1枚,炮附子用量为1枚~3两,最常用量为1枚;宋代开始,每顿仅服二三钱;明清之后,用量略增;当代医家应用附子的剂量为3~400 g,常用剂量为3~30 g。附子用量变化遵循了"汉唐大、宋金元明清小、当代增"的特点。张仲景用附子遵循"因病施量、因证施量、因方施量、因药施量"原则,清代郑钦安丰富了真阳亏虚证的辨识,在辨识为真火虚衰、元阳不固时方用附子,其用量整体较同时期其他医家偏大。现代医家除用附子治疗各种阳虚证外,还通过合理配伍治疗诸多热证、燥证等,用量遵循小量开始,逐渐递增,以知为度,中病即减原则。若情况紧急,可首剂重用附子,以扭转病势,缓解病情。附子的主要毒性成分为乌头类双酯型生物碱,加热是附子减毒的重要方式。

刘歆的《周礼》学及其在两汉之际的传承谱系

两汉之际是《周礼》学的奠基和发轫时期。刘歆是《周礼》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约略说来刘歆对《周礼》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端:首先,刘歆在与其父刘向受诏校理秘府图书时,不仅将《周官》(《周礼》)这部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典籍著录于《七略》之中,而且还"独识"《周礼》的价值,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不遗余力地向学术界推介这部在秘府之中新发现的典籍。其次,《周礼》一书于王莽当政时被立于学官、设博士主要应归功于刘歆的推动。复次,刘歆不仅研治《周礼》,撰著《周官传》四篇,而且还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两汉之际著名经学家杜子春、郑兴、贾徽、郑众、贾逵及卫宏等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师从刘歆学习过《周礼》。他们或是刘歆的弟子,或是刘歆的再传弟子,都出于刘歆的《周礼》学传承谱系。他们在《周礼》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周礼》学逐步发扬光大。

纠谬正说权衡度量——郭正忠教授《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评介

郭正忠教授的《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出版已经十年。该书对一千多年间中国度量衡的纷繁实况和变迁历史做了详尽的阐述 ,填补了前人论述的空白 ,并对许多早有定论的成说提出了大胆质疑 ,予以匡正。该书以新颖的视野看待传统的度量衡问题 ,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书中对宋代度量衡管理体制的阐释 ,尤为详尽。该书资料翔实 ,考据精审 ,虽已出版十年 ,其学术价值迄今不减 ,是一部不应被束之高阁的好书。

四部分类法源于郑默《中经》说详证

本文在详细分析《中经》《中经新簿》编撰的历史缘由和四部分类法源于郑默说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已掌握的历史史料,认为四部分类法源于郑默《中经》更为可信。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校记》稿本考略

通过对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校记》与《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中兴小纪》等相关史料的比对,论述该本的创作背景、作者生平、文献学价值及不足之处,认为该本对《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的全面整理、校勘有借鉴及警示作用。

元好问诗述沁州出土隋薛收撰《文中子墓志》

《全唐文》所录薛收撰《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是考察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生平事迹及其河汾之学与唐初贞观之治关系的关键性文献。元好问《铜鞮次村道中》诗、《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诗,记述了亲见于金贞祐四年或此前不久出土于沁州铜鞮山之薛收撰《文中子墓志》,指出《文中子墓志》所述为信史,可以破除对文中子之怀疑。沁州出土薛收所作《文中子墓志铭》比汲冢出土《竹书纪年》还要宝贵。元好问两诗宝贵的史料价值,在于证明元好问所见薛收《文中子墓志》与今存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基本内容一致,从而多一重证据证明今存薛收撰《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之信实。

两岸乡土文学研究的消长及其问题——以钟肇政为例

国族意识成为撬动台湾作家文学史地位的支点。20世纪大陆学者对钟肇政的文学作品具有高度的评价,而21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某些学者甚至为了凸显其国族意识,有意或无意地误读其文本。在台湾,"解严"后钟肇政研究日渐兴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钟肇政的小说进行重新解读,把他形塑为台独文学和鼓吹殖民现代性的领军人物。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常常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意气之争、利益之争。在两岸进行深度沟通与对话的新语境下,我们应发挥文学特有的审美功能,创造深层对话的机缘,开启乡土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清代贵州诗歌之“王气”论略

钱仲联先生的诗学研究取向,始终以儒家经学传统为参照,其评价清代贵州郑珍诗歌,以"王气在夜郎"一语概言,既包含了有清一代"诗学"中心西移的客观信息,透露了清代诗歌历史的盛衰状况,亦强调了诗人的"学问"功底及作为诗人的经世致用功夫。在清代诗学"汉宋之争"与"宗唐崇宋"风气合融的道路上,钱氏以为惟郑珍独具"王者气象"。其核心在于文学经学化最高"体用"追求的张扬与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