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界到系统整合的“大设计”观研究

为研究全产业链视角下上海工业设计的发展,整理老一辈设计师的工作经历,采用人物访谈、口述资料收集、文物对照分析等方法,对殷正声先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设计实践进行研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及上海工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他从跨界设计到系统设计,在面对不同领域设计实践时,形成了系统思维下的“大设计”观。

李郑生从脾论治狼疮性肾炎经验

李郑生教授认为狼疮性肾炎病因病机多为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失于调摄,导致脾肾亏虚,水湿不化,壅滞于体内、泛溢于肌肤,或久病致气血双亏,脏腑失养,肾虚不固,水液代谢功能紊乱。治疗常用健脾温肾、健脾祛湿等法,注重结合舌象辨析病机,处方用药动静结合、补而不壅,临床获效颇佳。附验案一则。

李郑生辨治脾胃病常用药对举隅

李郑生教授继承“肝常郁、脾常虚、胃常滞”的学术思想,从肝、脾、胃三者动态关系出发认识脾胃疾病,以疏肝、健脾、和胃为治则,善用药对治疗。如治肝郁用醋郁金-乌药、柴胡-炒黄芩、黄连-制吴茱萸,治脾虚用炒白术-茯苓、陈皮-砂仁、藿香-佩兰、麸炒苍术-麸炒白术,治胃滞用姜厚朴-麸炒枳壳、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盐小茴香-盐知母、刘寄奴-浙贝母、醋香附-干姜为李教授临证特色药对。附验案一则。

王维生于证圣元年新证

王维《与魏居士书》及《送韦大夫东京留守》诗,存有学术界尚未留意到的线索,或可据以推定其生年。据《送韦大夫东京留守》诗,知王维在乾元二年(759)不得少于65岁;王维作《与魏居士书》时"年且六十";合勘则知《与魏居士书》作年不得晚于天宝十二载(753)。《与魏居士书》中有"相国急贤"句,所谓相国即杨国忠,此文当作于国忠入相次年,即天宝十二载。天宝十二载,王维"年且六十",今以59岁推算,则其在乾元二年得65岁,与其在是年的岁数下限正合。由天宝十二载王维59岁逆推,得其生年在武后证圣元年(695)。

工尺七调别论

中国音乐中使用工尺字谱的历史悠久 ,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记叙方式及不同的视谱方法 ,还尚存在着不同调名对同一谱字的不同音位、律音的选择功能 ,以及正声、清商、下徵三律调之间工尺七调的转换方法和不同时期的历史现状。本文就以上诸方面存在的问题 ,以及不同的认识 。

《才子牡丹亭》的历史意蕴

《才子牡丹亭》是清康熙、雍正年间刊行的汤显祖《牡丹亭》的一种笺评本 ,笺注、评点者为其时徽州吴震生、程琼夫妇。该书笺评长达 3 0万言 ,超出原著文本五六倍 ,内容复杂 ,精芜并存 ,堪称古代戏曲第一奇评。书中大量征引历史资料 ,以史论曲 ,以史证曲 ,历史意蕴丰厚 ,但也有失误与缺陷。该书刊行不久即遭禁毁 ,存世极稀 。

高棅“声律纯完”说辨析

高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他以此来衡量、筛选唐诗,排除绮靡之音和奇崛之调,讲究圆融浑然的声调之美,从而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

李郑生主任医师运用健脾疏肝法治疗崩漏经验

本文主要对李郑生主任医师运用疏肝健脾法治疗崩漏的经验进行总结。李郑生主任医师认为:崩漏为虚实夹杂之证,其病机关键为脾虚肝郁,病机之本为脾胃气虚,并根据脾虚与肝郁之轻重不同,将该病分为脾虚失统及肝郁血热两种证型。治疗上以健脾疏肝止血为主要原则,将健脾益气法贯穿始终,辨证论治,药证结合,临床疗效显著。同时配合注意经期卫生、调畅情志、调整饮食等。

《文心雕龙·征圣》理论命题的类型、内涵及价值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之《征圣》篇中提出了十几个理论命题。从构成形式的角度来看,这些命题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单句式命题,二是双句式命题,三是多句式命题;从思想内涵的角度来看,这些命题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理论:一是文学的功能价值论,二是情志与语言的关系,三是对情志的基本要求,四是对文辞语言运用的审美态度。《征圣》篇的经典性命题不但对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当代仍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

论《品汇》、《正声》对明代唐诗学的影响

明初高棅的大型唐诗选本《唐诗品汇》、精选本《唐诗正声》在明代传播极为广泛,二者不仅从选诗、体例、经典诗作的确立上影响了明代唐诗诸选家,更在"四唐分期"、重视辨体、以声调论唐诗等方面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的唐诗观,是明代唐诗学的理论起点,其唐诗观念到现在仍然被我们接受、使用,在唐诗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赵撝谦《六书本义》“指事”析论

"指事"是一种重要的造字方法,历来为汉字学者所重视。但是,由于许慎"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八字界说过于简单且纰漏较多,致使后人对"指事"的理解有颇多分歧。通过阐释检讨明儒赵撝谦《六书本义·指事论》并综合古今方家观点,我们发现,指事字既是对象形字字符资源的利用,又是对象形构形造字法的深化。指事字利用象形字形符象征某类物体的"能指"功能,通过添加特定的指示符号借以表达新的语义,在充分展现象形字潜在的能指性功能的基础上,使汉字的所指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由宋代“二变说”分歧看《燕乐》中“变、闰”的含义

关于《宋史》所载蔡元定《燕乐》中"变、闰"的含义,历来是讨论燕乐七声高下的一个重要话题,学术界对此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往的研究多以《宋史》所载蔡元定《燕乐》作为唯一史料依据,进而产生出各种异见与分歧。本文将蔡元定燕乐的"变"和"闰"置于宋代诸学者有关"二变"的讨论之中,来阐释"变、闰"的含义,并提出若干问题,以便使燕乐七声的探讨多一种思考角度。

浅析“雅郑”含义及孔子尚雅抑郑的原因

雅郑之分,始于先秦,在人们以往的认知里,在将"雅乐"和"郑声"分别理解为民间音乐和宫廷音乐的基础上将孔子倡雅乐、恶郑声的原因简单地解释为:孔子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而恢复礼制,贬斥民间音乐。实则不然。经史料分析,"雅乐"与"郑声"的关系实质上是具有祭祀性质的传统音乐与娱乐性质、无历史依据的"新声"之别。孔子寄希望于以"仁"为"雅乐"重塑社会规范;又期以"雅乐"本身所具有的祭祀乐舞的历史性与神圣性对"仁"加以确证,是其做出尚雅抑郑的选择的根本原因。

对《伤寒论》“郑声”之探讨

郑声是神志病语言异常证之一,郑声作为病名首次被张仲景提出,但在《伤寒论》中仅出现一处。由于仲景对此病症描述过少,影响了后世学者对其认识的深化。从郑声的来源及含义,郑声的证治,郑声的常见病证3方面入手,总结后世医家对郑声含义的认识,郑声病机纯虚无实,邪实正虚,证治分阴阳,对郑声常出现的10种病证进行整理总结,从而对郑声的认识更加全面化,为临床神志病的诊治提供一定的参考。

李郑生主任医师运用疏肝健脾法治疗乳癖经验

李郑生主任医师认为乳癖的发病与情志内伤、脾胃虚弱密不可分。肝为木,脾为土,木旺乘土,或土壅木郁,可致肝气郁结,气机失于畅达,肝病及脾;脾失健运,水液失于运化,痰浊内生,日久脾病及肝。肝与脾常常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气滞、痰浊阻于血脉,导致血行不畅,气血不活,气滞、痰浊、血瘀三者阻于乳络而致本病的发生。其病机关键是气滞痰凝血瘀,故治疗以疏肝健脾,化痰散结,活血通络为原则,方用软坚消癖汤加减变化治疗,临床疗效显著。并举案例佐证。

有关北宋徽宗代的正声与中声研究

在韩国音乐史中首次提到正声与中声的文献史料为《高丽史.乐志》。其中记载,正声与中声的出现始于北宋徽宗时期的大晟雅乐,原是指音高不同的两种音乐或者乐器,但韩国音乐学界所探讨的大晟雅乐正声与中声是按照钟磬(编钟和编磬)的数量(16和12)来分的,并且仅关注了有关音域方面的问题。因此,为了正确的了解有关韩国音乐史中所出现的正声与中声,文章拟对北宋徽宗时期的大晟雅乐中出现的正声与中声进行考察。

论《文心雕龙》原道、征圣和宗经的理论及内在关系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反映在《原道》至《辨骚》五篇中,《序志篇》称这些篇目为"文之枢纽"。其中《原道》、《征圣》和《宗经》三篇,关系密切,阐述执正之理,核心是阐明圣人根据道和上天意志制作的经书是文章的典范和渊源。因此为文必须宗法经书,故《宗经》是三篇的结穴所在。在这三篇中,刘勰阐明了对文学的起源和作用、文学的艺术思想标准这些文学问题的根本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南明隆武刻本《惠风》初探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惠风》,由南明隆武间福建惠安县张正声选辑。此版本为隆武刻本,版本价值很高,且国内图书馆未见著录。《惠风》选辑惠安历代诗选,按诗体编排,分为十二卷。此选辑受万历间侯官徐熥《晋安风雅》等地域诗文总集编选的影响,又自具特色:诗下多有选辑者点评、评论,此外,亦录张瑞图、何九云等的评骘;正编之下间有附录,选录收入正编略嫌不足、弃之又可惜的作品;诗集编于明王朝、福王王朝相继覆灭之时,编选者十分重视烈心苦节之正气,抨击变节者之丑态。《惠风》的编纂,既有存惠安乡邦文献的功用,更有通过诗教、期盼隆武中兴的用意;编排体例中特别释出“新乐府”一体,对惠安诗歌创作影响深远;大体梳理了惠安一地宋元明诗人的概况。它对于今天编选区域性诗选仍具有启示意义。

《广化新编》的作者是贵州遵义人

清道光以来,国内有一本流行甚广的书,书名《广化新编》,该书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写成,是一部较为生动的文学作品。目前,已发现从清道光至光绪年间的多个版本,甚至出现有清代仿明代万历作伪版本。虽然这些版本的出版时间、地点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只有一个杜撰的编辑人名司图金仙,却没有作者的名字而留下遗憾。但笔者藏有一本清道光年间遵义人杨正生著的《广化新编》,出版时间比其他版本早,而且有作者地址、自序及遵义多位文人的序言。经过对比论证,可确定这本书的原作者是贵州遵义桐梓人杨正生,其他版本均为遵义版的翻刻本,故该书应列入遵义的历史文献。

简介《燕乐探微》作者丘琼荪的学术贡献

1．28调源于四弦十四柱,直项的秦汉乐琵琶。 2．隋唐燕乐调不尽是外来乐调,也有中国本土的乐调。 3．唐用玉尺律(黄钟=e)、宋用铁尺律(黄钟=#f)。 4．宋用正声为基调、唐用下徵(为基调)。 5．苏祇婆七声调及燕乐四声调,都是“音阶。 6．“为调名制”下有四音阶、“之调名制”只用一音阶记谱。 7．《辽史》“四旦”的用法,与《隋志》的用法同。“旦”实包举七调,“旦”绝不作“均” 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