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嗣本与唐贞观时期北疆经营探究

郭嗣本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郭嗣本墓志记载了郭嗣本家族的相关情况以及其相关仕宦。郭嗣本在传世史书中记载有限,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对于研究郭嗣本的仕宦以及唐初史事都起到了补遗的作用,特别是郭嗣本曾参与了唐初与突厥的战争和交往等,对于研究唐初与突厥的关系也起到作用,志文还记载了郭嗣本曾担任鸿胪寺卿,对于了解和认识唐初的对外交往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世民抑佛教政策演变及其渊源

武德四年平洛后,李世民奏请二百洛阳大德配住同、华两州,这些大德因此得以免于还俗。他还将“五大德”安置在胜光寺,并以胜光寺、弘义宫为中心,在武德中后期,与李建成、李元吉积极争夺长安僧团及其信众的支持。玄武门之变后,他下令停李渊武德九年所下废省敕,赢得僧团“佛日重朗于唐世”之誉。即位后,李世民一方面下诏在七个战场各立一寺,一方面沙汰伪滥与严处私度。贞观九年、十年长孙皇后重病期间,他还在全国范围内修复三百多所废寺与部分废观,为之祈福。此后废寺重修未能持续,并于贞观十一年下诏强令道前佛后。这种从护持趋于抑制的过程,与李渊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他的抑佛政策相对平实、温和。

《贞观政要》中的廉政思想及其时代转换

《贞观政要》中的廉政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廉政建设的典型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官德修养为主体规范,以民本思想为价值导向,以监察监督等制度为践行保障。根植于传统社会的廉政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要想充分发挥《贞观政要》中廉政思想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时代转换,即在官德修养上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在价值导向上要从“民惟邦本”走向“人民至上”,在制度建设上要从传统“法制”走向现代“法治”,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关陇集团与贞观时期文学的条件预设——一个观念史角度的考察

自西魏至隋,关陇文化的发展,历经了朝代和制度的变迁。时至贞观时期,留下了颇为丰赡的文学遗产,这自是贞观时期文学不可逾越的先决条件。从观念史角度做历时性考察,能够发现文学发展的走向深受关陇集团重事功、积极进取观念的影响。观念的延续性与渗透性也都在关陇集团自身的作为中找到例证。也正是观念的潜在影响,为贞观时期的文学预设了条件,规定了贞观时期文学的起点。

论李承乾从聪慧太子到叛逆谋反的心理动因

唐太宗太子李承乾的个人命运是与其时代背景相联系的。由于初唐时人普遍具有的危机感,和太宗自身因"玄武门之变"的心理阴影,使得国运长久成为贞观君臣共同关注的重点,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贞观君臣谏言议政的核心主题。在这种压力与责任共存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太子承乾,承担着太宗国运长久的沉重愿望,承受着东宫师傅犀利尖刻的批评,再加上自身身体缺陷带来的心理障碍,以及青春期的孤独与叛逆,在此种种压力之下,心理日益扭曲,直至最后崩溃。

初唐贞观君臣的文学观

初唐贞观君臣因叙史而及文学,批评齐梁文学为"亡国之音",其"轻险"文风有悖教化,无益有害。但他们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矛盾,在批评齐梁文风时,却受其影响在创作上深陷"轻险"中。他们认为文学抒发性灵变化无方,且有帝王好尚和文人才学的作用,文体文风之变成为自然的追求。

试议谏诤精神对唐代文学写实倾向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发展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唐太宗贞观阶段成为文士谏诤干政的黄金时代。基于时代的感召,唐代文士具有强烈的谏诤意识,为了纠正君王的错误,他们大胆言谏,不惧刑威,有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唐代文士的谏诤精神不但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对文学写实倾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贞观时期文学研究综述

贞观时期在文学史上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近年来学界的研究集中在初唐诗风、初唐作家以及初唐文学环境等方面,并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现有研究并未突破传统的"四唐"分期法,多采用对初唐文学的整体观照或拣选某一命题剖析的方法,均未注重凸显贞观时期文学的特质。

论魏徵的民族思想及历史作用

贞观之初,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民族矛盾也比较尖锐。魏徵吸取隋朝国力强盛却仅历二代而亡的教训,结合当时民生凋敝的现实状况,抓住唐初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提出了以偃武修文、勿劳弊中国、以道御之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思想。这些思想大多为唐太宗所吸取,开创了经过魏晋南北朝之后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崭新局面。

唐贞观时期社会保障措施浅析

唐太宗李世民从民本、仁政等思想出发,在贞观时期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当发生水灾、旱灾、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时,政府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救灾备荒;当面对社会弱势群体时,政府有针对性地予以救助与扶持;对于特殊群体,国家根据其不同身份,制定相应的政策,给予一定的待遇。这些措施促进了社会和谐,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言谏政风与贞观谏议制度之发展

唐贞观时期,政坛言谏活动蔚然成风,为后世所欣羡,其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为君者以身作则、极力推动,为臣者忠直敢言、谏诤不断。与此相应,朝廷内外直言极谏的言谏政风之形成与兴盛,亦促使唐太宗进一步推动谏议制度的发展,充分发挥谏议制度的监督作用,其主要表现为集中谏议组织,加强谏官职权,提高谏官的政治地位。可以说,贞观时期的言谏政风与谏议制度相互作用、相得益彰:言谏政风高涨促进谏议制度发展,谏议制度发展亦有助于言谏政风长盛,二者总体呈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囿于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贞观时期谏议制度所起的监察作用仍有局限,但这无碍其与言谏政风之勃兴一起,为此后唐代历朝之重谏风气奠定政治与制度的基础。

武德政治乃贞观之治基石——基于唐武德元年至九年诏书的考察

初唐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与李渊父子广施德政是分不开的。然而后世对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多有讴歌,对李渊的武德政治却少有赞颂,但事实上对唐武德元年至九年诏书,从"人才任免"、"发展经济"、"加强武备、征伐平叛"、"规范律法、减轻刑狱"、"倡兴文化"五个方面进行考察后可知,贞观之治正是以武德政治为基础的。

庶族文士与贞观时代的谏诤之文

贞观年间的谏诤之文,可以说是当时最具时代特色的作品,其作者基本上出自庶族,他们得以跻身政治高层,大抵与唐太宗的用人政策有直接关系。对唐太宗感恩报恩,希望通过建功立业而抬高门第,是他们积极谏诤的重要心理基础。此类文章“切直”“矜慎”兼具的情感特色,以史为鉴和注重实用的写作精神,以及对北朝骈文文风的肯定与继承,都与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境遇有直接关系。

儒家音乐美学对贞观时期音乐及诗歌的影响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强调中和、节制,重视乐舞的教化功用,倡导内心情感的表达。其对"和"的追求,使贞观时期的音乐观体现出融贯古今、包纳南北的"中和"状态,亦是"文质相宜"诗美理想形成的基础;其对"节"的强调,使贞观音乐表现出"雅正"的特征,亦是贞观诗坛雍容雅正的行文气质的来源;其乐教思想在贞观乐坛得到极好的贯彻和实施,亦直接产生了贞观诗坛"文以化成"的政教口号;其对人之内心情感的重视在贞观音乐观中则转变为强调雅志,而在贞观诗坛则形成了"情发于中"的创作理念。

论贞观时期的民族政策

贞观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民族关系是体现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表现,为此,简要分析贞观时期的民族政策。

唐贞观前期突厥都督府沿革再考——兼论其空间分布特征

贞观四年唐灭东突厥汗国,以其部众设置羁縻府州,至贞观十三年尽废之。目前学界对这一时期突厥府州的设置状况、地理位置和沿革情况仍存在分歧。通过考察当时的政治背景并结合出土文献,发现颉利败亡之初唐廷以突厥部众设置了顺、北开、北宁、北抚、北安五州都督府。此时五州都督府并无固定治所,而是被寄居于正州县境内,由特别设置的宁朔大使监管。至贞观七年前后,唐廷先后对突厥府州的名称、地理位置、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形成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并存的格局。这一时期突厥都督府的演变历程与空间特征具有典型意义,对唐代北部边疆羁縻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论贞观时期的法制

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到达历代以来之最。唐朝建立伊始,唐统治者们就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广泛实行诸如休养生息、精兵简政、轻徭薄赋、科举取士等一系列制度,终于出现一个个太平盛世。繁盛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国家的法律体制的确立。

“悦近来远”的中华礼乐文化——唐贞观“十部乐”地缘政治背景透视

唐贞观"十部乐"具有鲜明的政治礼仪性质和功能——"以备华夷,悦近来远"。从古代亚洲"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空间秩序)和"全球史"角度审视,"十部乐"具有综合性政治文化象征意义:是从南北朝时期"天下分裂"到隋唐"天下一统"时期,国际(东亚和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展演变趋势——以中华帝国为中心("霸主")、皇帝为"天可汗",在"礼乐"文化领域的反映。

贞观治世有无酷吏

在史书中,酷吏专指那些用法深刻,刑罚峻酷的古代官吏。两唐书《酷吏传》认为唐朝前三帝统治时期,尤其是贞观治世时期,唐朝没有酷吏。事实上由于隋末暴政的遗风尚存,再加上刑名学说的影响等原因,即使是在贞观时期,也不乏酷吏暴虐的身影。封建史家受以史为鉴的限制,特意树立唐太宗的帝王榜样,对其冷酷屠杀和任用酷吏等使用避讳的手法。贞观治世"无酷吏"的说法实属溢美之词,与历史史实并不相符。